1924年，孙中山在冯玉祥的邀请下北上商谈国是。但是，因为途中患病，孙先生被阻于天津近一个月。
在此期间，随行请了德医聂彼、日本医学博士管简勇和山东留日医学博士癌症专家王伦前来诊治，但均无起色。
当年12月底，在医生的建议下，孙中山扶病入京。因为病体不支，孙先生在入住北京饭店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后，即再未公开露面。
此后，协和医院派医生会同诊视后一致认为孙先生所患的恐怕是“最烈肝病”，情况不容乐观。令人遗憾的是，“但凡肝药方，试验殆遍而均无效验”。
5日后，德国医生克利、美国医生施美路德士等7人再次为孙中山会诊后建议施行手术，但后者只同意以内科方法治疗而不愿意手术，其原因有二：
一是觉得自己的病情或许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二是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允许，孙先生仍希望进一步努力。
医生们商议后，也只能尊重孙先生的意见。从这天起，孙中山开始接受注射治疗，最初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其病情有所稳定，睡眠也有好转。
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半个月。
1925年1月21日，孙先生的病势骤然加重，克利医生发现其眼球中有黄晕而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其他部位，于是立即会同其他医生，紧急商议手术方案。
1月24日至25日，孙先生已不能进食，食即呕吐，而其体温越来越高，脉搏也愈跳愈快，已现病危之势。
据马超俊回忆，孙先生于1月26日下午3时用担架送入协和医院，之后进行手术，由克利、刘瑞恒主刀，手术约一小时。
开刀后，发现肝癌症已发脓，无法割治，只得将脓头割去，立即缝合。
手术后，克利说孙须饮用矿泉水，马超俊遂每日凌晨乘汽车前往玉泉山汲取泉水，路上冻得手脚僵硬，苦不堪言。
另据林百克的说法，则称入院当日下午六时即行手术，主刀为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安，院长和克利及某俄医均在场，汪精卫等入室远视，宋庆龄在他室静候。
手术用麻醉药，然后用唧桶之具将肝部之脓吸出。手术25分钟结束。医生见其肝部已硬化，并生有恶瘤，即癌也，已是肝癌末期。
事后，德、美、俄三国医生对孙先生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结论是：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处晚期。
据医生们的判断，孙先生的肝病至少已潜伏了10年以上，而孙本人也自述在1916年后时常感到胃部不舒服，但当时一直当作胃病来治，这或许就是其肝癌的肇始。
孙逝后，遗体被运回协和医院做防腐处理并进行胸腹腔解剖。
经详细检验后，新的诊断结果认为孙的病是癌细胞侵入肝体后阻塞胆管，并向肺、腹膜及肠广泛性转移所形成，其关键的病变部位在胆囊和胆管，即胆囊腺癌。
现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编号为“9954”的13页的英文报告，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
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这一真相。
当然，关于这事，目前学界仍存在争议，笔者对此也不是太懂，姑且列出备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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