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劭伟：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开创与建构 ——写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出版之后

董 劭 伟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 河北秦皇岛 066004）

外交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从而与内政等共同构成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特别是汉唐时期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而雄踞于欧亚大陆东部，成为古代东亚“外交圈”的中心，因而很早就孕育、积累了一整套全面系统的外交制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古代外交制度史本来应该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中不可或缺要素之一，然而近百年来它的发展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与此相关的学术领域包括两个，首先是中西交通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或中外关系史，其次是所谓的“朝贡”体制。前者基本上不涉及本国的外交制度，后者虽涉及外交制度的某些方面，诸如使节制度、礼仪制度等，但因课题本身的局限而难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古代外交制度。1998年黎虎教授《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首次提出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一学术命题，将中国古代的外交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进行阐述，后来黎虎教授又出版了该书的姊妹篇——《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两书全面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的学科范式，将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20余年后，又于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表明这一著作的学术价值，在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与筛选之后依然存在学术生命力。两书所开创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领域，以及诸多学人的后续研究，可谓蔚为大观，表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作为一门新学科业已形成。

一、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是重大原创性课题

《汉唐外交制度史》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阐述了黎虎教授所独创的由外交决策、外交管理、外交使节、外交方式方法、外交手段与工具、外交礼仪与法纪诸制度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

由《汉唐外交制度史》《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书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展示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研究范式，从学科体系而言，其研究范式、框架设计、相关结论完全符合汉唐历史实际。《汉唐外交制度史》之“前言”部分首次对中国古典外交的特征进行了独创性的阐释；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第一章中对于外交的“对等性原则”所做的考述，在学术界也是首开先河。所有这些研究都围绕“外交”作为国家（或独立政权）的职能而展开，从而创新性地建构起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以下从选题新颖与理论创新两方面略作评述。

首先，汉唐外交制度的选题具有独创性。学者评价《汉唐外交制度史》云：“本书的开创性首先体现在选题上……尽管海内外学者对于汉唐中外关系史素有关注，但其研究……对于外交制度很少触及，更谈不上系统研究。民国以来，曾出版过几部中国外交史，其时间上限均止于近代或当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著作虽然为数不少，也几乎没有看到专门篇章讨论外交制度的……近年来日本的堀敏一、石见清裕二氏，亦对汉唐外交作过专题研究……但就汉唐外交制度的综合系统研究而言，本书仍是第一本，本课题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牟发松《<汉唐外交制度史>浅评》，《书品》2000年第2期）在近代以来的古代史研究中涉及中外关系问题的研究，虽在中外交通、战争军事、文化交流等方面有过系统阐述，而对国家制度层面之“外交制度”进行专题探究并形成系统认识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之前则未见到，这与学界此前对“外交”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正如黎虎教授所言，“二十年前本书初版时，还不得不申申其言：中国古代同世界各国一样，也存在外交这一国家必要职能。如今，这已然成为广泛的共识”（《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再版跋语”，第606页）。而这一选题一经确立并以《汉唐外交制度史》这部厚重著作展示给学术界后，古代史的研究随之得到了新的开拓，很多断代外交制度史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正如学者在强调《汉唐外交制度史》“创新”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其“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汉唐史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汉唐断代史、汉唐经济史、汉唐政治史、汉唐文化史、汉唐军事史以及各种汉唐专题史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壮观，但唯独不见有汉唐外交制度史问世，因此说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是创新之作，决非虚誉，说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朱绍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在黎虎教授论著启发之下，从先秦到近代之前的古代史范围内不断涌现的以外交、外交制度为选题的新著作，拓展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视野。

其次，汉唐外交制度的系统研究具有理论方面的重要创新。回顾《汉唐外交制度史》初版至增订本出版之间20余年的情况，完全可以断言：“中国古代外交制度”这一创新性理论体系因汉唐外交制度史的研究及学界的检验而成立，中国古代史范围内其他朝代的外交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既是对该理论创新的肯定，也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具体实践和进一步拓展。《汉唐外交制度史》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解决的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外交概念及相关的科学论断上。如学者指出：“本书关于世界性两大外交圈和世界外交史两大发展阶段理论的提出，以及把中国外交史纳入世界外交史范围的认识，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独到的创见性。”（朱绍侯《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汉唐外交制度史》指出，古代主要有“东亚外交圈”与“西方外交圈”，“两者的区别在于，东亚外交圈为一元性，只有一个中心，始终稳定在中国。西方外交圈为多元性，是多中心的，而且中心不断地转移……由于中国一直是东亚外交圈的中心，二千余年持续不变，加以有着相应的连绵不绝的史籍记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外交经验，使得中国在外交上成为世界上体系最为恢宏完备，而又独具东方特色的古代外交典范。”（朱大渭《中国古典外交制度的开拓奠基之作——<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汉唐外交制度史》在理论方面的创新，并不止于对“世界两大外交圈”“中国古典外交与近现代外交的重要区别”以及“提出了‘外交圈’这一新概念”等方面，更在于其创新性理论对深入认识和理解整个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其他学术领域，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参考价值（张金龙《<汉唐外交制度史>评介》，《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8—494页）。而《汉代外交体制研究》则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原则及渊源做了详细考述，并分析了外交与其他概念的不同、汉代外交的软实力（详见黎虎《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的第一章“汉代外交前驱——周代交聘”“跋语”“附录：中国古代外交史研究若干概念辨析”），这些问题涉及中国古代外交在唐之前的渊源与演变。两书确立了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已然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与普遍采用，如吴晓萍《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脚注4）一书有云：“黎虎先生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前言中将古代世界的外交圈以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高原为界分为东亚外交圈和西方外交圈是非常有见地的。他关于古典外交与现代外交的区别以及对中国古代外交格局和体系的划分是科学的。本文的‘外交’概念不受当今政治版图和狭义外交定义的限制，是在认同其关于古典外交及其格局体系的基础上之外交。”

二、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学科的创建及影响

就中国古代史学科已有领域而言，“外交”这一领域从出现到广被接受，再到成为学界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科学认识、拓展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其中黎虎教授的首创之功与学界诸贤的高度评价和相关研究，共同推动了这一选题的深入发展并朝着学科化的方向迈进。以此言之，黎虎先生所开创的“外交制度史”实可视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创建的标志。

黎虎教授开创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学科意义，得到一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季羡林先生的首肯，其学科范式还启发了不同断代史的学人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首次全文公布了季羡林先生于1996年8月3日所写的“推荐书”，分外引人注目，对于广大读者认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起了提要钩玄、画龙点睛的作用。季先生说：“过去研究中外交通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者颇有一些，成就亦斐然可观。但是研究中国政府内部的外交制度者，则黎虎教授恐系第一人，所以我们不妨称这种研究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插页，第4页）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一门新兴学科——中国古代外交制度。那么，提出这个命题，强调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的根据是什么？季先生指出：“中国立国于东亚大陆，五、六千年以来不可避免地要同周围的国家打交道。其间中外关系错综复杂，头绪纷繁，时盛时衰，时起时落。中国不管哪一个朝代的中央政府都必要认真对待，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有成功，有失败，有欢欣，有苦难。因而在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结构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办法。如何决策，如何建立相应的机构，来贯彻已决定的政策。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朝代变换频繁，后一个朝代，接受了前朝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了自己的决策和执行机构。朝代既多，经验斯丰，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这段话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国古代长期的外交实践经验异常丰富，故有必要加以认真总结。也就是说古代外交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既有条件和可能加以研究，也有必要和需求进行研究。黎虎教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和其后出版的《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书正是建立这一门新兴学科的开拓、创新和奠基之作，是建立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的具体学术实践，它的出版和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这一论断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事实上学术界已经在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建设积极行动起来了，《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再版跋语”云：“二十年来以中国古代外交制度为研究课题的学术著述陆续问世，以此为研究课题的博士、硕士论文相继出现，诸如《宋代外交制度研究》（吴晓萍，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北魏外交制度研究》（韩雪松，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9年）、《金丽外交制度初探》（玄花，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中古前期的交聘与南北互动》（蔡宗宪，稻乡出版社2008年版）、《朝贡制度史论》（李云泉，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宋朝的对外交往格局——论宋朝外交文书形态》（冒志祥，广陵书社2012年版）、《宋代外交思想研究》（张云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从氏族部落交往到国家交往》（张健，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宋朝外交运作研究》（周立志，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3年）、《北宋外交机构的形成与演变———以官僚体制和周边局势的变动为线索》（朱溢，《史学月刊》2013年第12期）等。此风的影响还及于日本学术界，例如大阪市立大学也出现了以《遣唐使と唐の外交制度——唐の後半期を中心にしてー》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姜晓丽，硕士学位论文，日本大阪市立大学，2006年）。外交制度是“中国古典外交学”的基础，以往虽然也不乏古代外交史著述，但从制度层面进行者少，二十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第606-607页）另有日本姬路独协大学外国语部教授石晓军一直关注《汉唐外交制度史》，他根据此书所提出的问题而撰写了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写成了《隋唐外务官僚の研究：鸿胪寺官僚·遣外使节を中心に》（东方书店，2019年）一书，论述鸿胪寺所属外务官员和对外使节的派遣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这门新兴学科建设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2015年6月27日，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举行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座谈会”，会议围绕黎虎教授《汉唐外交制度史》及《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书所阐述的中国古代外交制度而展开，“为了系统总结黎虎先生提出的中国古典外交制度，从学科意义进行新的认识和推动……具体交流了‘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的议题”。（董劭伟、王莲英、陈厉辞《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术论坛——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座谈纪要》，董劭伟主编《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在这次会议发言的基础上，写了专文进一步阐释自己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建设的见解：“任一学科的建立，须具备历史、理论与方法三个主要方面的研究基础。黎师首先从历史研究着手，先探讨有关古代外交史上的具体问题……为中国古典外交学的建立奠定了历史方面的基础。”“再次是古典外交学理论框架的建构。”其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史著作“所论及的外交空间、外交圈、外交中心、外交对象、决策与机构、使节、方式、设施、礼仪与法纪等，合起来便成了古典外交学理论架构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再将历史学与外交学打通，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集撰既是历史学论著又是外交学论著之成果，由此构建古典外交学”。他认为这一学科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在此基础上，还可撰写 《中国外交通史》《中国外交制度史》《中国古代外交体制研究》《古典外交学》《古典外交学概论》等一系列论著”（牛润珍 《<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与古典外交学的构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上卷）。

季羡林先生的论述，不仅为“中国古代外交制度”这门新兴学科加以定位，而且同时指出它是“中国史研究的一部分”。回顾《汉唐外交制度史》从初版到增订本再版，充分说明这个定位是符合实际的。古代外交作为古代国家政治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外交制度，不仅确当而且必要。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认识，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到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将其理解为中国古代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更为符合历史实际。以此言之，《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的出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外交学科的建设，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拓展和丰富、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为争得中国学术话语权而发挥作用。

三、汉唐外交制度史研究实践的启示

《制度史》从1998年初版到2019年增订本出版已有20年历史，20年间影响了诸多断代外交制度史的研究，其生命力体现在对学界的影响力与引领作用。为什么《汉唐外交制度史》具有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它的创新性、开拓性，这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创新性、开拓性的著作未必都能够持久。该书之所以既是极富开拓、创新精神的著作，同时又是具有持久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在于它完全是从客观的历史资料中提炼、概括、升华出来，是符合并很好地反映了客观历史实际的。那么，为什么黎虎教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于他的研究工作是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黎虎教授在初版的“后记”中讲述了他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用笨办法、下苦功夫，力图全面、系统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大约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完了基本资料的搜集，共得卡片十六盒约二万余张。之后便开始将已经抄录的卡片进行分类排比，思考、酝酿如何把握有关问题。从排比、分析资料中逐渐理出了一些头绪，放弃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想法，肯定了一些被资料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想法，从而形成了大体上可以提挈这一问题的纲领，初步确立了本书的结构。这些认识来自对基本史料的分析理解，并非凭空臆想。”从中可见他的研究程序、方法和路径是：搜集资料→分类排比→结构纲领。也就是说他的创新、开拓不是向壁虚构，而是从客观的史料中得出的。任何一个学术课题，能够遵循这样的路径进行，就有可能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客观的历史，就能够产生具有学术持久性和生命力的著述来。

其次,在于他真正能够甘坐冷板凳，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我们从黎虎教授的履历中可以看到，他除了曾经担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秘书长几年时间，做了一些社会工作之外，基本上就是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几十年来一以贯之。有些人在学术上有了一些成绩有了一些名气之后，或担任很多学术职务、行政职务，或忙于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和会议，很难坐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成就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述是很困难的。黎虎教授与这些学者不同，他甘于寂寞，几十年专注于学术研究，心无旁骛、目不窥园，孜孜矻矻，在沉潜淡定的氛围中探赜索隐。我们很难看到他在各种会议上抛头露面，而只是看到他一篇篇论文，一本本专著，不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高喊反对“四唯”，提倡学者甘坐冷板凳，但是实际上真正能够做到的并不多。黎虎教授是少数做到了这一步的学者，因此取得了丰硕的学术回报。显然，要写出具有学术生命力的著述，并非一蹴而就的，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

再版的《汉唐外交制度史》主要是增补了20年来有关的考古新发现，诸如河西走廊的悬泉汉简以及张家山汉简中的有关新资料，文献方面则主要增补和订正了一些日本、朝鲜古籍中的相关记载，这显然是与20年间考古发现和对外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有密切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本国的文献资料基本上没有什么增补，这是由于当年这方面的资料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特别是全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动，只是根据新出土的汉简资料而在“汉代外交专职机构”一章中增加了“‘使主客’及其外交职掌”一节，表明本书在20年前所架构的篇章结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比较好的反映了客观历史实际的。

余论

在黎虎教授所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出版20年之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学科逐步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很多治史者选择古代外交制度作为选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置于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史学史来看，这一学科的出现是史学发展的必然，也将继续给古代史研究提供活力。从中国古代史本身而言，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已经成为了重要学科方向，而今后无论该学科如何研究与发展，求真务实扎根史料去挖掘史实乃是最重要的基础。就汉唐外交制度史而言，黎虎教授《汉代外交体制研究》的续篇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有待继续完成，其他断代的外交制度史仍有进一步深究的广阔空间，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汉唐之后的断代外交制度史中有更丰富的课题被挖掘和开拓。

随着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新学科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科中的外交制度史研究会滋养其他社会学科的发展，比如政治学之中国古代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此外，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研究亦有可能纳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正如经济学之于经济史、法律学之于法律史一样。就外交史研究而言，我们希望这一研究的成果不仅仅得到史学界的重视，期待在社会科学的专论中更为科学地看待中国古外交制度史的研究或借鉴相关研究成果。

原文参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