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重死轻生”的文化传统，对于死后的名声非常重视。所以才要“盖棺论定”，对死者的一生进行总结评价。谥号，就是这种总结评价的简洁概括。
清朝沿袭明朝的礼仪制度，因此也有谥号的存在。当大臣死去后，吏部官员会拟定几个谥号，供皇帝选择。1917年1月29日，庆亲王奕劻死去。虽然那时候末代皇帝溥仪已经下台，可还居住在紫禁城，俨然一个小朝廷，内务府等机构运转如常。内务府按照惯例，给奕劻拟了一个谥号。
溥仪却认为奕劻在晚年干尽坏事，只给出了4个谥号让内务府选。这4个谥号分别是“谬、厉、丑、幽”，都是一些恶谥。后来，最后由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给奕劻选了一个偏中性的谥号“密”，这才解决了问题。
在清朝，文臣武将的谥号是分开的，分别以文、武开头。另外还有以忠字开头的谥号，属于文武大臣通用。
当然，谥号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文官最高等级的谥号，便是“文正”。能够获得这一谥号，是一名文官极高的荣誉。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李东阳弥留之际，得之死后将得到“文正”的谥号，竟然喜极而泣。
正因为“文正”是一种极高的荣誉，统治者也很少将这个谥号赐予给大臣。清朝近300年时间，只有8名文官获得了“文正”的谥号。他们分别是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就连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左宗棠，都没有获得“文正”的谥号。李鸿章的谥号是“文忠”，仅次于“文正”；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又差了一个级别。
这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曾国藩了。曾国藩是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被《清史稿》赞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获得“文正”的谥号自然是众望所归，无可厚非。其余7个人又是什么来头呢？
汤斌是清朝初期的官员，一生清正廉明，死时身上仅有俸银8两，靠友人捐赠20金才得以出殡。汤斌死后，乾隆皇帝追加谥号“文正”。汤斌是清朝第一个获得“文正”谥号的文官。
刘统勋是雍正、乾隆时期的官员，官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以直言敢谏闻名，是乾隆皇帝的股肱之臣。刘统勋死后，乾隆皇帝忍不住涕泣，对群臣说：“朕失一股肱！”遂赐谥号“文正”。
朱珪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官员，曾经在朝廷与和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晚年时入直南书房，成为嘉庆皇帝的“智囊”。朱珪死后，嘉庆皇帝亲自赐奠，赐谥“文正”。
曹振镛是曹操之后，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首席军机大臣，从政52年没有犯下大的过错。林则徐便是他的门生。曹振镛死后，道光皇帝赐谥“文正”。
李鸿藻是同治、光绪时期的官员，跟李鸿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李鸿藻还因《里瓦几亚条约》，策动“清流派”官员弹劾过李鸿章。李鸿藻深受慈禧太后信任，于78岁高龄去世，获赠谥号“文正”。
孙家鼐是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的官员，为咸丰九年（1859）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1909年去世后，获赠谥号“文正”。孙家鼐是清朝最后一名获得“文正”谥号的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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