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东是客家人播迁海内外的重要中转站及基地

粤东是客家人播迁海内外的重要中转站及基地

□吴汉光

　　赣南、闽西、粤东这三块相连的区域是客家大本营，世界客属祖籍地。这三个区域，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壮大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各自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客家的历史，离不开这三块地区，这正是林开钦所说的“特定的地域条件”，发生在这片地域的历史就是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及播迁海内外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所以正确了解和认识这三块地域相关客家的历史对正确认识汉族客家民系是重要的、必须的前提。本文就这方面对粤东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历史作用展开讨论。

　　一、粤东的地理位置特点

　　粤东在五岭之南，北与赣南、闽西相邻。与赣南、闽西相似，也是与本省的经济、政治中心相距较远的区域。同时，也是丘陵地区，有很多小块的平地点缀在起伏的小山中。粤东是韩江的上游，在唐代中叶该地区还被中原人称为蛮荒之地，人烟稀少。韩江下游的潮汕地区，有小块平原，它的开发要比粤东地区早，在唐代已经建有府治，但当时仍被中原人看作是荒芜之乡。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因得罪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赴任途中在蓝关遇侄孙韩湘，韩愈因此写了一首传颂千古的名诗，其最后一句是“好收吾骨瘴江边”。在韩愈眼中潮州是瘴气弥漫的凶险之地。潮州在唐人眼中尚且如此，人烟更为稀少的粤东“瘴乡”则更是荒凉了。唐代，粤东只有一个县级即程乡县的建制，与赣南、闽西相比可说人烟更为稀少。

　　南迁汉人如从赣南直接到粤东须越过南岭，山高路险是比较艰难的，由赣南转道闽西，然后顺汀江南下粤东也是一条可行的路线。从赣南的石城到闽西宁化经过闽赣边界上的“站岭隘”就有“闽粤通衢”的匾牌，表明在古代的确有人转道闽西从赣南到粤东。显然，相对赣南、闽西而言在古时南迁汉人到粤东要困难些。正是这个地理位置的原因，使得在唐宋及以前的历史时期，进入粤东的南迁汉人要比进入赣南、闽西的少很多。

　　赣南、闽西、粤东在唐代时期，人口都相对本省其他地区少很多。唐末、五代南迁汉人有较多进入这些地区。赣州在唐武德年间有人口8094户，而到了北宋宁熙宁(1068-1077年)年间有人口10万户。汀州在唐开元年间只有人口3000户，到了北宋元丰(1078-1085年)年间人口增至8.1万户。嘉应州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人口还只有1568户。显然，在形成客家民系的历史时期，粤东虽然也是形成的区域，但作用不大，起主要作用的是赣南与闽西。特别是闽西，在南宋时期因汀江航运的开发使汀州成为赣闽粤边的经济中心，并进一步成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

　　二、粤东客家人卓谋开下南洋的先河

　　宋末，江西客家人文天祥在赣南率义军抗元，闽西、粤东的客家人也积极参加。文天祥的义军南撤时在粤东与元军进行了激烈的抗战。由于战争激烈及元军的残暴，粤东地区的百姓受到严重的屠杀，据相关的史书及地方志所载“十室九空，地为之墟”。粤东松口镇有800多人参加抗元，最后只有卓谋生还。

　　卓谋随文天祥的义军南撤，在崖山与元军做了最后的抵抗。崖山之战失败了，陆秀夫背负宋帝跳海殉国，约有10万军民跟随殉难。卓谋等人不愿投降元军，他们中的一批人奉卓谋为领袖，在他率领下决定漂流海外，徐图复国大业。他们乘船漂流到了现今印尼的加里曼丹岛，经过与当地居民的一番磨合，卓谋他们取得了当地居民及首领的信任，终于获得了居住权，在南洋定居，这是有据可查的首批客家人移民海外。步卓谋的后尘，后续还有不少抗元失败的客家战士及粤东地区逃避元军屠杀的客家百姓迁移海外。卓谋开了客家人移民海外的先河。

　　三、粤东客家人主要在元朝以后从闽西迁入

　　在抗元战争中客家人牺牲较为严重，无论是赣南、闽西还是粤东，都有很多客家人惨遭屠杀。例如笔者的家乡永定高陂镇，在北宋成立上杭县时曾是上杭首任县城，但现在高陂镇各村的居民，其祖先大多是元以后迁入的，原县城所在地的“艺梓堡”(现称北山村)也成为单一张姓居民的村庄。显然，原来的居民，要么是逃走了，要么是被屠杀了。粤东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因文天祥曾在这里作了激烈的抵抗，百姓遭元军屠杀更为惨烈，不少百姓遭灭族，如现在在松口就没有卓姓的居民。明洪武24年(1391年)统计粤东的程乡县只有1686户，6989人，抗元战争人口的损失可见一斑。

　　明朝建立后，因感觉到粤东地广人稀又有比闽西更多的小块平地，且气候比闽西温暖，更适合农耕，在安定的坏境下汀州客家人较多迁往粤东定居。粤东人口出现可观的增长，到嘉靖年间，现梅州所属的客家地区人口已有10万左右。

　　根据对粤东地区的各姓族谱所载的归纳，其祖先十之七、八由汀州迁来，十之二、三由赣州迁入。

　　当然，粤东参与了从唐末宋初到宋末元初客家民系的形成，明代，客家人从闽西、赣南迁入粤东，是客家人在客家大本营内部的迁移，和以后的播迁海内外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

　　明清两代是粤东客家人口迅猛增长的重要历史时期。在清代即使粤东有大量人口外迁，所在地仍然人口有持续增长，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应州的人口规模已至一百一十多万人。这主要得益于岭南的气候条件更适合发展农业，及粤东地区有较多的小块平地，同时社会也相对安定，而当时的赣南既有农民起义的社会问题也有鼠疫等天灾问题，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闽西则突出了人多地少的问题，所以，天时地利成就了粤东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四、明末及清代客家人向海内外的播迁

　　明朝末年，粤东因人口增多，也与闽西一样有人多地少的感觉，于是粤东及闽西的客家人从粤东出发开始西迁。粤北、广东西部及广西是当时人烟相对稀少之地，成为客家人西迁首选。

　　清初，因清军与张献忠的搏斗，四川人口大减，为稳定局面，清朝政府施行了湖广填蜀的政策，鼓励湖广等地的百姓迁居四川，闽西、粤东的客家人也乘机向四川等地迁移。这是客家人向国内成规模的有序迁徙。

　　清康熙年间，因对付在台湾的郑成功政权，曾在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采取迁海政策，即将离海岸数十里地的居民全部撤出，不许人民住在海边，在收复台湾后解除禁令，让原住民迁回。但在珠江区域有不少广府人迟迟不肯回迁。粤东客家人因人多地少，乘此良机大量向珠江三角洲移民。

　　在乾隆年间，广东福建等地反清复明的群众组织被镇压，参加这些组织又不肯投降的客家人，被迫流亡海外，粤东是他们启程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或中转站。

　　鸦片战争后受有些先到南洋谋生并取得成功的乡亲的影响，不少客家人在“番客”(客家人称在海外落户的人)的带领下下南洋谋生，也有被当时的洋人拐骗被当成“猪崽”卖至南洋的，粤东都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或中转站。

　　在嘉庆、道光直至咸丰年间，因耕地矛盾，及清政府的挑唆，在广东西部及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客械斗”，在这过程中及平息械斗之后也有不少客家人向海内外迁移。

　　客家大本营的各个地区都有播迁海内外的，但下南洋的以粤东的及汀州永定的客家人居多。南洋地区的广东会馆及汀州或永定会馆多处可见。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半个中国受到影响，参加这个运动的主力是客家人，在被镇压后，不少太平天国的将士也被迫流向海外。由于清政府与南洋的统治者有勾结，这些移居国外的人没有把南洋作为移居的首选地，其中相当一部分移居到了拉丁美洲。这正是客家人几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原因。有谚语说“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这个说词虽然不恰当，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说词表明客家人在全球广泛分布，而粤东是客家人向海外迁移的一个重要出发地和中转站。

　　五、清代及以后是广东客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清代及以后是广东客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主要点如下述：

　　1.客家聚居区的扩大

　　明末广东客家聚居区已不限于粤东，粤东及闽西的客家人已向粤北及广东西部迁移。到了清代，承康熙的迁海政策，客家人又大量向珠江三角洲迁移，以致现在的河源、惠州、香港、深圳、海陆丰一带已逐渐形成了客家聚居区。根据族谱的记载，他们都是从梅州及部分是从福建的汀州搬迁过去的。以河源的龙川为例，有人认为在秦代赵佗进军岭南，这里的客家人的祖先应是随军南下的秦代中原人，但根据龙川现在居民的族谱查对，秦代南下的中原人早已随赵佗进入珠江三角洲，现在龙川的居民统统都是明末清初来自粤东及闽西的客家人的后裔。

2.与海外联系密切对中国近代革命有积极贡献

　　清朝建立之初，实行的是闭关政策，只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动地与外界联系。然而，粤东及广东的客家地区因较早就有人“过番”，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海外的信息。鸦片战争之后，联系更加密切，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原有的封建意识的冲击比较激烈，接受了较多的新意识。

　　受新思想的影响，粤东及广东地区的客家人就积极参加了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国兴起的一系列革命运动而且有杰出的表现。

　　太平天国起义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农民起义，它与中国过去的农民运动不同，是受到西方影响的一次农民起义。接下来的辛亥革命虽然历史上定义是旧民主主义，但对中国以往的革命而言是反封建的而且是结束封建帝制的一场重大的革命运动，是有新意识的。运动开始，在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时就有大批在海内外的客家人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多次武装反清起义都在客家人聚居区，而且运动的口号从初期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演变为后续的“建立民国、五族共和”，革命思想随时进步。黄花岗72烈士中超过半数是客家人，其中广东客家人占有较大的比例。

　　粤东及广东客家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也有积极表现，被毛主席称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新四军军长叶挺、叶剑英元帅等都是广东客家人，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3.对客家学及客家研究有重要贡献

　　清朝中叶发生在广东西部及珠江三角洲的土客械斗，引发了一批人有意的污蔑客家人不是汉族，是山野落后的人群。这时，客家人徐旭曾首先发表了“丰湖杂记”告诉丰湖书院的学生，客家人是南迁汉人为主的人群，开了客家学研究的先河。黄遵宪等人也先后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客家人基本上是南迁汉人的后裔。上世纪30年代，梅州人罗香林发表了专著《客家研究导论》，他在书中以确凿的史实证明客家是汉族的支民系，是唐末宋初进入赣闽粤边的南迁汉人与当地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民系。罗香林的研究成果为政府、中国人民所认同，他的著作被学界和全国人民认同为客家学的奠基之作。粤东的客家人不仅仅对客家学的研究有重要贡献，对增强客家民系的认同意识、增强汉民族及中华民族的团结也有积极贡献，世界客属恳亲会的举办有广东客家人积极贡献，福建宁化石壁的客家祭祖大典及长汀公祭客家母亲河大典也是在粤东籍侨胞姚美良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开展的。粤东及广东客家人在确立客家是汉族的一支民系的认同，排除一些分裂势力对中华民族团结的干扰方面，是做了积极贡献的。

　　六、结束语

　　赣南、闽西、粤东这三块相连的区域是客家民系形成壮大、发展的地区，是客家大本营。在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块地区都各自有重要、不可替代的贡献。粤东这块宝地，在客家民系播迁海内外的历史进程中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用。这也正是海外客家人的客家口音与粤东客家方言相似度较高的原因。

　　认识这三块地区总体及各自的历史作用，对于认识和理解客家民系是汉族的一支不可分割的民系，认识客家文化、理解客家精神，加强客家民系、汉民族、中华民族的团结，反对“台独”“港独”等形形色色的分裂主义及历史虚无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我们努力研究客家学的意义所在。

　　(吴汉光，福建客家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福州大学教授、福州阳光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