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天津金融往事

本文作者刘钟鑫（1926-2018）

近代银号的业务往来

我于1940年来到天津。当时在天津，有门面和牌匾的银号就有160多家，没有门面的小银号更不计其数。这些银号大多集中于法租界，现在的东马路、四德里、营口道一带也有一些。那个时候银号分山西帮、山东帮、天津帮等地区帮派，你是哪里人就属于哪个帮派，分得非常清楚。我是河北人，所在的庆丰银号就属于深冀帮（也叫河北帮）。当时带“丰”字的银号大部分都属于深冀帮，比如肇丰银号、益丰银号等。

小的银号为了获得金融支持，周围要依靠大的银行，所以选址对于银号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比如深冀帮银号就倚靠法租界的交通银行、河北省银行经营，选址也靠近这些大银行。那个时候的租界相对安全，治理措施也比较完善，为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反倒是国民政府自己管理的地方比较乱，最典型的是南市，就是著名的三不管的混乱之地。

在当时，现代银行称之为公关、跑业务的那些人员，当时叫“跑街的”。这些人员以河北人为主，也有一部分天津本地人。以深冀帮为例，当时凡是来天津进银号工作的人都要有荐举人。得到荐举人的推荐以后，还必须得有保单，保单的内容主要是在银号期间出了什么意外，银号概不负责之类的话。同时，还需要“人保”和“铺保”，一旦遇到某人携款潜逃这类事情发生，保人要负责赔偿银号损失。当时银号招收员工有多严格，从这些制度就能看出端倪。除了这些保举制度，年龄也成为一个人能否被银号接纳的重要因素。十几岁的小伙计银号愿意接受，到二十几岁基本上就不要了。

等到进了银号，学徒生活也有各种规定。银号都是木头柜台，学徒一般要站柜台实习三年，期间不准回家，这在银号被称作“学买卖”。大部分外地来的学徒在当地都没有住所，更提不上成家，就都住在银号里。晚上歇业，银号把铺门一关，楼上楼下全都铺上床铺，先生、学徒都睡在各自的铺板上。银号管吃管住，不需要伙计、学徒出去吃饭，也便于人员管理。晚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银号就让伙计们在铺子里练习毛笔字、打算盘等。

当时银号也做存款贷款、汇票、支票、本票等业务，经营过程中现金很少，票据比较多。客户问的钱款往来主要依据存折记载，其实就相当于现代的存取款单据。我们这些“学买卖”的实习生主要工作就是取折子、送折子。所谓“折子”就是对账单，也叫存款簿、回执。折子有大有小，种类繁多。企业和银号中业务往来较多的，就给它们大折子，业务往来少的就给小折子。这些折子都用毛笔填写，写满后随时更换。现在银行都用ATM机，在当时，这些伙计就是满街走的ATM机。

银号的取款业务一般都是由伙计拿着小包去办理。这种小包就是缠在手上的一个布口袋，口袋里有图章等业务用品。办理业务时，主管的先生会告诉伙计去领哪家的折子，去把钱送到哪家。

当时在银号业务中几乎没有伪造票据的现象，业务中使用的汇票是一张分成左中右三部分的票据，这三部分分别是存根、汇票、票根。存根由出票人留用，汇票交给收款人，票根寄给付款人。汇票按付款时间分成两种：一种是见票即付形式，收到票据马上付款；另一种是期票，到期后付款。银号、钱庄的实习生要拿着汇票到付款人那里取款，付款人核对票根和汇票中间的骑缝上大写的编号和图章是否完全对得上，确保票据未造假，然后才会兑付。

银号与长期有业务往来的商户都保持着较好的信用关系。此外，当时在天津还有一些非银行机构，以及货栈、商场等，这其中有些单位生意不好，因此信用也不太好。对于这些信用不好的单位，银号为了防止空头现象的发生，在取款时要求在原始汇票上加盖单位的图章，等汇票上的资金确实划到银号账户上之后，银号才会把汇票交到付款方手中，以防止由于付款方无款可付，而票据又已经交到对方手中，导致钱款难以追索。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对银号业务的影响

金融机构之间存在连带关系，一旦出现金融风波，就会从几家银行、银号开始，牵连大量机构，最终影响整个金融市场。正因为如此，金融业的监管对维护金融秩序非常重要。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这种监管非常不严格。当时经常听说某个人出资办银号，在国民政府的财政部登记，但是登记之后，财政部也监管不过来。有些银号刚揽收了存款，没过几天就连人带存款消失了，给储户造成的损失也无从追回。

当时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利率随着产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要按照日息经常清算，因此票据结算拆款的时间相当紧张。日本占领时期，伪政府成立了所谓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就设在现在解放路，天津所有银号都必须与它有业务关系，所有的“照进”“照出”都得去联合准备银行进行交割。1941年前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了交换科，每天计算平衡、盈亏，天津所有银号那时候都必须去联合准备银行了解情况。

当时交换科只有一个电话，面对全市的银号，线路非常繁忙，根本打不通。联合准备银行平时又锁着大门，不让人随便进入。银号伙计需要每天去联合准备银行，收个对方给的小条，按照小条上写的当天清算结果办理业务。比如，小条上写着“今天清算场额亏了300万”，伙计就赶紧跑回银号告诉账房先生需要“照出”。银号掌柜就要赶紧按300万给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补上钱款，凑不出款项的银号明天就得关门。

天津金融博物馆

银号的停业与消亡

辽沈战役之后，天津市被包围。当时市内局势混乱，商店歇业，老百姓不敢出门。白天是不绝于耳的枪炮声，晚上没有路灯，只有不断升空的信号弹。满街都是伤兵，到处搭建着用沙袋堆积的掩体。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要防线在现在的天津火车西站后面，洪湖里、城防里地区当时建的全是炮楼。那个时候的金融行业由于战争影响，几乎全部停业，银号、银行间的票据交换、清算和存贷款业务全部停止。

为了躲避炮火，人们整天都躲在地下室里。我们的钱庄没有地下室，大家就躲到旁边仁德里的地下室。不过我们的条件还算比较好的，钱庄提前买面条存着，还存了点粉条、白菜之类。与我一起在地下室躲避的三四十个人都是住在钱庄里的伙计，都是外地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解放军进城。随后几个月，人民银行完成对全市银行、钱庄、票号的接管。到1952年私有制改革后，旧有的私人银行、银号等金融机构彻底消失。

流通货币的变化

抗战前，天津流通的主要货币是中央银行的法币。除法币外，还有一些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少量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流通时间很短，以后也不再流通。

天津沦陷后，主要货币是日伪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原来流通的其他货币一律禁止使用。

抗战胜利后，法币重新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国民政府对日伪政权时发行的联银券按300万比l的比例兑换法币。后来由于法币严重贬值，又以300万法币兑换一元金圆券进行改革，以金圆券为主要货币。但最后金圆券货币体系也以失败告终。

天津快解放时，市面上几乎就没有卖东西的了，那时候金圆券已都不顶用了。钱庄发薪水也不给现钱，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先看看报纸上的物价，一般按照当天的价格给两袋白面钱，给的这个钱得赶紧花，不然就要贬值。那时想着面粉不能长期存放，大家就买布存着，总之都要存货品，绝对不能存钱。我记得我发薪水时存的是美国产的“孟山都”牌的糖精，钱庄的伙计有存洋布的，有存毛巾的，还有存袜子的。

当时满大街都扔着金圆券，就像废纸一样，拣都没人拣。有一些商家胆子大一些，冒着风险做生意，但只收银圆，之后就开始使用解放军带过来的第一套人民币。

那个时期，一般银行没有业务，存款户找不到，贷款也无法收回来，在银行工作的人生活没有着落。由于我们都是外地人，有亲戚的就去亲戚家，没有的就打算回老家，但当时火车停运，无论是火车票还是汽车票都很难买到，市场相当混乱。

刘钟鑫在天津金融博物馆参加纪录片录制，还原近代银号账房工作场景，身上穿的是当年在天津庆丰银号工作时的长袍

1951年，刘钟鑫（前排左一）与原庆丰银号同事合影

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接管

天津解放后，钱庄想要继续经营，就需重新注册。但那时一提注册，老板、资本家都害怕，不敢露面，所以也就不再提重新开张的事，让员工自己拿主意。我所在的银号连经理掌柜都找不到，于是大家就选出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作为代表，去人民银行洽谈。我们一来想为人民服务，二来长期做银行业务，也希望能继续发挥自己的所长。

当时各个机构都处于重新注册、改组的状态，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忙不过来，各大银行的重新注册关系到金融稳定，肯定是当时的优先事项，所以我们这样的小钱庄，工作人员一时半刻就顾不上了。

当时人民银行的管理机构在现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楼上，下面是营业部。当时我们找的是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人事股股长魏明，他询问了我们的情况，让我们介绍自己的专长。当时钱庄除了先生、伙计，还有茶坊杂役，但杂役不是钱庄的正式职工。魏明说由于岗位有限，人民银行没办法接收茶房和年纪太大的经理级别人员，叫我们统计一下年轻的业务人员有多少人。我记得当时同去的，每个人都填了一张表，上面有姓名、年龄、籍贯等。之后，我们每隔一两天就去人民银行打听消息，想知道有没有被聘用。

1949年7、8月份，人民银行通知我去上班，我们钱庄大概聘用了10个人，分到各个营业部去办理业务。我分到天津分行营业部，有3人分到东马路营业部，还有人分到了新华路营业部。8月，我正式在人民银行入职。营业部经理叫朱志忠，还有一个副经理叫林霄。刚去时，我在同业股工作，负责清算业务，做全市的票据清算平衡。当时只有几家大的银行如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等还有单证往来，银号钱庄之类的几乎就没有了。

人民银行把全国的结算都统一管理起来，禁止商业信用和私人借贷。简而言之，一切经济活

动都要统一集中在人民银行。那时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进行公有制改造，没有私人资本，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统一管理。银行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城银行等私人银行要经过公私合营改造。但由于当时中国需要一个与国外银行业务衔接的机构，而人民银行的职能是中央银行，与国外银行不能直接对接，所以中国银行还保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