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周易》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

◎孔德立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历来备受关注。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与中国经学的开拓者，自然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周易》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进入孔子视阈的。本文从梳理孔子思想的礼文化来源入手，通过分析孔子人道教化的困境，以及《周易》蕴含的“神道设教”思想，来解读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以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春秋贵族礼文化的衰落与儒家的兴起

孔子思想有两个来源，其一，“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是“古代”的思想传统；其二，春秋霸政时期兴起的礼文化，这是“现代”的思想资源。在这两个来源中，后一个对孔子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

春秋霸政以来，在诸夏聚合的过程中，诸夏贵族意识到长期执守的以诗书礼乐为载体的礼文化，正是他们区别于庶民的贵族标识，也是诸夏区别于夷狄的文化表征。公元前661年，狄人伐邢，管仲进言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夷狄本性贪戾，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而邢是诸夏的成员，应该救邢，使之免于戎狄之祸。管仲的“夷夏之辨”不只是军事上，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文化层面上。一旦诸夏被夷狄侵占，那么，诸夏的文化就会夷狄化、荒漠化。孔子不轻易以“仁”赞许人，但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是“仁”的行为。如果没有齐桓公的霸政，诸夏的礼仪就会被夷狄消灭。

诸夏的礼仪与人文教养高于夷狄，是春秋贵族与儒家的一致看法。“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担心礼文化的丧失，担心没有教养，这是春秋诸夏贵族普遍忧虑的问题。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抗击夷狄的入侵，保卫先进的诸夏文化。贵族们在长期的争霸战争中，礼的教养观念逐渐得到强化。霸政以后，礼已成为人文教养的代名词。在夷狄入侵的压力下，诸夏贵族们发现，他们日常所执之礼，所习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书礼乐，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祭祀神灵、政治交往、举止退让等各种场合中的礼，无不彰显文化教养。这种文化教养正是诸夏区分于夷狄的显著特征。

霸政之后，夷狄对诸夏的压力逐渐转化为诸侯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贵族们对礼文化的热情开始减退。本来，贵族有诗书礼乐的教养，但春秋晚期，世袭的宗法贵族们对诗书礼乐越来越陌生了。贵族不知礼，知而不守，守而不敬，敬而不笃的现象普遍出现。鲁国贵族孟僖子在临死之前，嘱咐两个儿子要向孔子学礼（《左传》，昭公七年）。这个事件的出现并非偶然，表明贵族们已经自弃其礼，这是自上而下的群体性文化的衰败。

在世袭贵族自我放弃文化之后，接续他们承担起传承文化使命的是士阶层。士人作为上层贵族礼仪的直接参与者，在大夫与诸侯等中上层贵族自我抛弃礼仪之后，成为当时社会上最有知识的文化群体。孔子就是士阶层的杰出代表。他创立了儒家学派，致力于培养更多的志士“以道自任”，自觉承担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复兴的使命。

作为中国“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与精神导师，孔子积极主张君子应该以“修己安人”之路来拯救礼仪失序的社会。如果社会上的精英人士能以礼仪为外在规范，以仁德为内在精神，那么，社会上文质彬彬的君子就会多起来。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的品德好比是风，小人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就必定跟着倒。孔子希望每一位社会精英都能以自己高尚的德行引导社会风气。在君子之风的影响下，和谐有序的社会新秩序就会逐步建立起来。所以，培育君子阶层是孔子与儒家改造社会的有效方式。

孔子教育弟子的内容就是以前只有贵族才可以接触的《诗》《书》《礼》《乐》。在先秦诸子中，对古典知识与教育最为关注的就是儒家。余英时先生指出：“儒家因为与‘六经’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诸子之学又属于最先兴起，其所占据的中心地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孔子在中国文化中能占据枢纽地位，正取决于他对“六经”的贡献。“六经”蕴含着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六经”之中，如果说《诗》《书》《礼》《乐》《春秋》是古代积淀下来的人文、历史、政治、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那么《周易》就是宗教学与哲学。孔子以当时蕴含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六经”教育弟子，以此提升弟子们的人文知识与文化教养。在“六经”之中，首先进入孔子视阈的是《诗》《书》《礼》《乐》。

二、孔子人道教化的实践及困境

孔子继承了春秋以来形成的礼文化，强调为上者首先要修身，要守礼、敬礼，为民表率。孔子努力建构的社会新秩序，包含三个层次：首先，居于社会秩序之最高层级的统治者必须是道德的楷模；其次，中间的管理阶层应由贤者担当；最后，管理者治理百姓的手段是引导、教化的方式，而不是刑罚。毫无疑问，孔子与儒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君子国，政治的治乱与社会秩序的安定取决于统治者而不是百姓，所以，重建社会新秩序的主导力量在于统治者，在于居上位的精英。按照这个思路，从政的人应有高尚的道德，不能修身或者修身达不到要求的人，就没有资格从政。

孔子不反对弟子从政，但他强调从政必须以修身为前提。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批评子路“贼夫人之子”。子路不服，辩解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很生气，说子路是在狡辩（《论语先进》）。孔子认为，从政之人必须具有足够的德行，否则就没有资格为“民之父母”。只有“学而优”才可以“仕”（《论语子张》）。美国学者史华兹指出，“无论孔子是多么地渴望改造人类世界，渴望影响他的环境，他最终仍然坚持声称，他所能控制的唯一领域就是自己的修养，以及他对弟子们施加影响的能力”。因此，孔子教导弟子“反求诸己”，努力以自我修身提升文化教养。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天命与神道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孔子却罕言之，即使如子贡这样的高徒对于“性与天道”，从孔子这里也“不可得而闻”。

春秋晚期，当传统的世袭贵族对诗书礼乐浑然不知的时候。孔子正积极地以“以诗书礼乐教”。“子所雅言《诗》《书》”（《论语述而》），“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闻诗闻礼”（《论语季氏》），“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知礼”“学礼”的论述频频出现。可见，人道教化之路的主要依据是《诗》《书》《礼》《乐》。但这条人道教化之路却在孔子晚年遭遇到严重的困境。

《诗》《书》《礼》《乐》，均是提升民众人道教养的文化资源。孔子告诫他的弟子，要做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材，试图把他的弟子塑造成遵守礼的典范。这就是在以道德上、语言上、社会组织上、经济上等精神方面的文化，塑造弟子们的道德价值。由于这种道德价值需要依靠修身者的“内心强制及神秘的道德压力来左右人们的行为”。一旦做到了这一步，“规定了的价值及情操常能左右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有人能视死如归，能茹苦如饴，能克己节欲。这反抗机体所命令的行为的力量是出于那已经融化成已有组织体系的欲念及情感冲动。这种欲念及情感冲动，在情操所命令的行为中，间接但有效地得到了满足”。但是，这种以神圣性的礼文化为目标的修身之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持之以恒的。就连孔子的著名弟子对道德价值塑造的难度也有时候会望而却步。冉求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论语雍也》）即使颜回，也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可见，以《诗》《书》《礼》《乐》塑造弟子们的道德价值并不为所有人所接受。

孔子自言“五十知天命”，表明他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已经洞察了人生百态与社会冷暖，意识到要重建社会新秩序，只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不行的，还要“知天命”，通达事物的规律。民国学者王桐龄指出：“惟儒家以人力所不能及者归之于天。故有顺时听天之说，由天生运。故有委心任运之说，于是当穷困之时，能以淡泊处之，患难之际，能以镇静将之，不营营以求利，不汲汲以求生。所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者，两千年来儒家中之大人物，概服膺于此，此真儒家之特别修养方法也。”这种看法正触及了儒家天命思想的深处。可见，天是伴随孔子走出患难之际的心灵慰藉，而不是支配人生的主宰。“夭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对于桓魅、匡人、公孙贾之徒，《诗》《书》《礼》《乐》的教化就如同对牛弹琴。对于各诸侯国层出不穷的僭越礼制、不遵礼仪的行为，孔子非常痛心，但又无能为力。怎么办？周游列国，但十四年的周游苦旅也没有找到可以施展理想抱负的舞台，他的《诗》《书》《礼》《乐》《教》化之路遭遇到的困境，又无法在《诗》《书》《礼》《乐》《教》化中得到解脱。正是在这种困境之下，孔子才把《春秋》和《周易》纳入了儒家的视野。

三、《周易》与孔子的“神道设教”思想

《周易》为卜筮之书，本不为孔子所重。但多种证据表明，孔子晚年对《周易》非常喜好，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马王堆帛书《易传》有一篇名为《要》的著作，该篇记载了孔子与子贡往复多次的对话，进一步表明孔子对《周易》确实有精深的研究。

帛书《要》篇记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以前并不喜《易》，教育弟子时也不使用《易》。但到了晚年，孔子却对《易》爱不释手。作为孔子身边的主要弟子，子贡对老师的做法很不理解。问老师道：“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孔子说：“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予非安其用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此句比较费解，刘彬先生释读为：“翦除凶邪而得福，消除灾殃而避祸。”子贡接着质疑说：“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也。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遵循平常的做法，按合适的方法去行事，则人不迷惑。夫子现在不乐《周易》的占筮之用，而喜欢读其卦爻辞，这是存心立异于常人，是奇邪不正的做法。孔子解释说：“《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渐人为而去诈。”《周易》可以使刚强的人懂得畏惧，柔弱的人懂得谋取，愚直的人做事不妄为，诈欺的人做事去掉欺诈。《周易》蕴含的这种教化功能，正是《诗》《书》《礼》《乐》所缺乏的。

子贡又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此谓易道。”可见，孔子的卜筮观是“从其多者”，并非完全相信卜筮。但由于《易》蕴含的吉中有凶、凶中有吉、福中藏祸、祸中藏福的损、益之道，从中足以观察出天地的变化和君主的事业。从《要》篇来看，孔子对《易》的卜筮程序与卦辞相当熟悉。孔子把《易》中的卜筮之道加以提炼，努力提升其中蕴含的人道哲理，反映了孔子为挽救社会人道危机所做出的多方努力。

《要》篇篇末称：“诗书礼乐不止百篇，难以致之。”《诗》《书》《礼》《乐》不止百篇之数，难于穷尽“天道”“地道”“人道”“四时之变”以及“君道”。而“《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一方面是《诗》《书》《礼》《乐》“难以致之”，另一方面是《易》“广大悉备”。孔子援《易》入“经”，自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诗书礼乐的主要功能是人道教化，那么，《周易》的主要功能则是“神道设教”。所谓“神道设教”，是指统治者以敬事上帝鬼神为形式,教化民众的政治运作形式。它起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对鬼神的信仰观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尊崇神道，祭天地、祀鬼神；二是推行教化，明礼仪、善风俗。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神道设教”是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习俗与教化方式。以往人们多认为它是统治者披着迷信的外衣，进行愚民的工具。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原貌。实际上，在中国长期的宗法等级社会中，《易传》所提出的“神道设教”学说在中国宗法等级社会中流传并实行了两千多年之久，至今也没有完全丧失其生命活力。

《易观卦彖传》云：“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盥”指祭祀时以酒灌地迎神之礼，“荐”是既灌之后向神位陈敬迸豆等物的仪式。“孚”，信也，“颙”，敬也。王弼注曰：“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民众观宗庙祭礼，观盥就足以体察主祭者之诚意。孔子说：“補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即是此意。唐代孔颖达疏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者，此明圣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观设教而天下服矣。天既不言而行，不为而成，圣人法则天之神道，唯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故云天下服矣。”圣人“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这段诠释与孔子的政治教化思想相吻合。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民众对政治的认同不在于听到统治者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在做什么。统治者以“神道设教”，民众观其举止、礼仪即可得知统治者对神灵的敬畏程度。如果统治者对神灵都不敬畏，有其“仪”、无其“义”，有其“文”、无其“质”，那么，他们对民众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表明孔子“神道设教”的本旨在于“教”，在于以神道支撑人道教化。所谓“敬”，就是赞成祭祀鬼神，并强调祭祀鬼神时要持敬畏之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所谓“远”，是在敬的前提下，不把鬼神作为人道的主体内容，“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良好的政治状态，不是靠献媚于鬼神，而是需要统治者实实在在地去做，以践行礼的行为与诚意取信于民。当子路问孔子“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由于祭祀鬼神的活动直接与其死去的祖先亲人联系起来，所以孔子努力把这种祭祀活动寄予深厚的人文情感。在族人祭祀死去亲人的礼仪中，很容易激起族人之间的同族意识与关爱之情。在这种“慎终追远”的仪式中，孝悌等家族伦理不断地被强化，整个国家倡导这种民风，久而久之，就会使“民德归厚”。可见，孔子所倡导的“敬鬼神”，其意义正在于塑造孝悌伦理的民风。

《孟子滕文公下》记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按照孟子的说法，春秋晚期，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均失衡，于是孔子作《春秋》，“正王纲”，使“乱臣贼子惧”。正王纲，本为“天子之事”。而孔子作《春秋》，“正王纲”，则是代行天子事，所以孔子担心此举会遭到后人的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周易》喜好的背后，也隐含着忧虑。“后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如果孔子作《春秋》，担心僭越天子事，那么，他对《周易》的喜好，则是担心把巫术系统纳入儒家思想视野之后，会引起有些人对他一贯坚持的人道教化路线产生怀疑。事实表明，孔子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子贡在当时就已经表露了这种质疑。

越是下层的民众，越相信卜筮与巫术的超人力量。弗雷泽说：“巫术断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对象，无论是人或神，最终总是从属于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他就能够继续利用它。”《周易》同样具有巫术的这种功能，孔子正是借用《周易》的神道设教功能，尽可能包容更多的教化对象。这样，孔子在坚持《诗》《书》《礼》《乐》“人道教化”的基础上，又纳入了“神道设教”的《周易》并进入教化系统，从而使人道教化又笼罩上了神道设教的面纱。孔子的“新神道设教”体系涵盖包容“天道”“地道”“人道”，从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与说服力。《周易》虽然成为“六经”的成员较晚，但其蕴含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却是最强大的。《周易》进入儒家经典序列，对儒家确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