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之孝文帝大变革：北魏的迁都与汉化 |两晋南北朝史话连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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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死，24岁的孝文帝亲自掌握了朝政大权。

北魏皇帝跟十九国五胡籍大多数帝王一样，始终具有部落的遗习，而且从塞北一小块苦寒局面膨胀到华北平原的庞大领域，君臣们已深感满意，安于南北对峙的现状。所以一连四次对南朝刘宋的攻击，在性质上都是防卫性的，并没有一统华夏的伟大志向。

直至第七任皇帝拓拔宏即位——他是北魏第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君主，当然受的是纯汉化的教育，因为鲜卑没有文字。这使拓拔宏对汉民族文化，盲目崇拜，认为汉民族一切都是进步的、好的，而他自己鲜卑民族一切都是落伍的、坏的。

因此，为了进一步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实现他统一中国的理想，孝文帝在冯太后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以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

01、迁都洛阳

在实行汉化改革前，孝文帝把都城迁到了洛阳。

北魏前期的都城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当时它在抵御、进击柔然、高车，进据中原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到孝文帝时代，在这里作为都城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了。

从政治上说，它不是全国中心地区，不便于统治中原广大地区；面对着日益严重的中原人民起义，它显得鞭长莫及。

从经济上说，这里气候寒冷，土地贫瘠，交通不便，无漕运之路，经常发生灾荒。

从军事上说，北魏统一北方后，北方柔然、高车等威胁已不严重，北魏的战略方针是向南方发展，要进攻南方，要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这里作为都城也不合适。

此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孝文帝要放开手脚实行汉化政策，也必须离开平城这个鲜卑贵族守旧派集中的地方。

但是，迁都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它会触动在平城有田地财产的鲜卑贵族的切身利益，必然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孝文帝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为迁

都费了一番心计，不惜使用诈术。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在朝廷宣布要南伐萧齐。尚书令元澄（即拓跋澄）不知孝文帝意图，出来反对，孝文帝大怒，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我大计吗？＂

退朝后，孝文帝向元澄交了底，说：“刚才我发火，是怕你阻碍我的大事。我实话对你说吧，平城从来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十分困难。现在全国不统一，我想迁都洛阳后，进攻南朝，统一中国，你看如何？”元澄恍然大悟，表示积极支持。

这一年秋天，孝文帝亲率步兵、骑兵30万南征。

北魏此时距开国已107年，漫长的岁月使暮气已深，贵族们已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早习惯于生活的享乐，根本忘了南方还有敌人，更没有扩张国土的雄心，对这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内心充满畏惧。队伍好不容易抵达洛阳，又遇连绵大雨，士气更为低落，都不愿再前进。

孝文帝拓拔宏却恰恰选择降雨最大的一天，披甲上马，命继续前进。亲王大臣们围上来，苦苦请求取消这次进击。拓拔宏最初拒绝，后来表示让步，乘机对大家说：“这件事在朝堂上早已决定。现在兴师动众，南下征讨，却如此不明不白的结束，如何向国人交代。如果你们不愿南伐，就迁都洛阳，也可自圆其说。欲迁都者左，不欲迁者右。＂

鲜卑贵族大臣们虽不愿迁都，但更怕南伐，相继站到了左边。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孝文帝派元澄回平城对鲜卑贵族做些说服工作，又命卫尉卿于烈留守平城，命尚书李冲负责洛阳都城的营建工作，自己则到邺城暂住。

太和十八年(494)，他又亲自回到平城，对群臣做说服工作。孝文帝说：“王者以四海为家。平城在恒山之北，不宜做帝王之都。我们祖先也常迁都，什翼犍营建盛乐，拓跋珪迁都平城。我们迁都也无不可。”又说：“我迁都洛阳，是为了让子孙渐渐学会汉人美俗，见识广博，如果永居住在代北，就会像面对墙壁一样无知。”

这样，到下一年(495)，平城的文武百官和六宫后妃都迁到了洛阳。为了缓和鲜卑贵族的情绪，孝文帝允许他们一些人冬天居洛阳，夏天回到平城。

02、全盘汉化

迁都以后，孝文帝着手改革鲜卑旧风俗，从各方面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太和十九年(495)，在太子行冠礼的仪式后，孝文帝引见大臣，问道：“你们认为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答曰：＂愿圣政日新。”再问：“你们想圣政的好处仅本身享受，还是要传之后代？＂答曰：＂愿传之百世。”

孝文帝说：“既然这样，我们必须实行改革，你等不得违背。”

接着，孝文帝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

第一，改服装。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鲜卑人皆穿夹领短衣窄袖，这是适应骑射的游牧生活，现在改穿汉人褒衣博带服装。在朝廷上，官吏的服装也仿照南朝的官服。

第二，改语言。太和十九年(495)下诏，不得在朝廷上讲鲜卑语。30岁以上的习性已久，不易改变，讲鲜卑语不算犯禁。30岁以下要降爵黜官。

第三，改籍贯。迁都后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葬于洛阳北邙山。

第四，改姓氏。改鲜卑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鲜卑的复音姓氏为单音汉姓。如皇族拓跋改为元。因为鲜卑人以“土”为 ＂拓＂，土是万物之元，因而改“元”。又如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等等。《魏书·官氏志》中记载了100多个胡姓改为汉姓。

第五，胡汉通婚。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将汉族第一等士族崔、卢、李、郑、王五姓之女收为妃嫔，同时又命五个皇弟把前娶的王妃降为姬妾，另娶汉族高门女子。北魏公主或宗女大约也有40多人嫁给汉族高门。

第六，改官制。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大定官品。当时南朝王肃投降到北朝来，帮助孝文帝改革官制。所以新的官制大多与汉魏南朝官制相似。北魏的官制重门下省官，多以门下省的侍中辅政。中书省的中书监令，出纳王言，也很重要，尚书省不过是听命受事而已。

上面这六项措施，都还是好的。但是下面的两项措施，孝文帝却作了错误的选择：

第七，建立门阀制度。把五胡十九国时代中受到彻底破坏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行政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人的社会结构中，生硬的制造出新的门第。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下诏制定门阀制度。鲜卑族除帝室元氏外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最高，称为“国姓”。

汉民族则以郡为单位，每郡选定作官人数最多而官位又最高的姓氏，称为“郡姓”，最尊贵的有范阳（河北涿州）卢姓、清河（河北清河）崔姓、荥阳（河南荥阳）郑姓、太原（山西太原）王姓，陇西（甘肃陇西）李姓，共称“五姓”。

这是最高等级，不授卑官。姓以下称族。不入姓族的就被排斥在门阀之外。

因此，广大的被统治的平民，都属于“庶姓”。“国姓”、“郡姓”有国姓郡姓的门第，这门第代代相传，成为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朝廷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庶姓既没有门第，更建立不起来世家，天生的是被统治，纵有极大的学识和才能，也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

有头脑的一些大臣曾为此跟孝文帝争论，但他坚持原则：朝廷用人，只问门第，不问才能。

第八，全盘接受儒家学派的礼教。

孝文帝非常欣赏儒家学派的繁文褥节，所以首先改变朝廷的组织架构，皇帝和大臣们的威严与日俱增。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民众，也日渐隔绝。

其次是婚丧仪式，也跟着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他可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

这两项是汉文化最糟糕的部分，孝文帝却把它们当成宝贝。这在实施的初期还看不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必须肯定，孝文帝实行的这一系列汉化政策，积极地推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

民族有四个特征要素：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心理素质。

孝文帝迁都洛阳，使大批鲜卑人入居中原，民族地域进一步打破。改语言，使民族的这个重要特征逐步消失。服饰、风俗、籍贯等改变，有利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消失，通婚更是造成民族在血统上的混合。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死，年仅33岁。孝文帝的陵墓在洛阳孟津县官庄村南邙山之巅。有大小冢各一，大冢为孝文帝陵墓；小冢为文昭皇太后墓，1946年其墓志在冢内出土，称“祔葬于高祖长陵之右”。知孝文帝的陵墓称为长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