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书法艺术亦是如此。始于晋朝的帖学风气，沿袭了一千余年，无多变化，死气沉沉。随着清朝金石学的兴起，在阮元和包世臣书论的研究和倡导下，转习碑学的人日盛，最终形成了碑学的洪流，对清代中、后期书风的变革影响巨大。其中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原因：
（一）鼓吹碑学，开辟新路阮元的书法理论，突破了前人的局限，有了很大程度的创新，从宏观的角度讲述了书法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兴衰过程。他的书论明确了中国书法发展的线索，虽然他将书法分为帖学南派和碑学北派，使帖学和碑学相对而立，有些激进，但这样划分却有它学术的合理性。
阮元通过他对历代书法家的分析，认为北派书法才是书法的正宗。在当时的复古潮流下，阮元的书论正好迎合了人们的复古心理，学书之人都弃书帖转而学碑，让碑学与帖学两派，相互抗衡，竞争发展。
包世臣的理论成就，则是在阮元的基础上颂扬了北碑，进而完善和发展了清代碑学。包世臣的碑学书法审美思想和阮元倒是有所相同，可以从他对书法家和碑帖的品评当中搜索。他认为篆隶才是神品，这可认为是阮元碑学思想的一个延续。在他的《国朝书品》中以九品论人的方法，将书法家分为九等，而邓石如是他最为推崇的神品一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包世臣借助他书论的影响，号召一大批学者对碑学进行实践，门下还聚集了大批和他有相同艺术思想与主张的学生，在地域的影响下，形成了“包派”。他的“包派”取法邓石如，有丰富的书法实践经验。后世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等名家也都被他的理论所影响，吸收了不少碑学的理念。这个新流派的形成，为众多书家指出了一条学习书法的途径，更是为清代碑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二）促进变革，影响深远在阮元和包世臣之前，清代碑学的地位十分低微，学碑之人也并不多。可以说是阮元的书论和观点，吹响了碑学的号角；包世臣的书论和影响，则是这场碑学运动的中坚力量。总体来看是：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始成巨流耳。
包世臣和阮元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败的时期，他们的书论著于清代帖学和碑学转换的时刻，两人促进了书风的改变，引领了时代的潮流，形成了碑学的洪流，使清代中、后期的书法进行了全面的变革与创新，在中国书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通过这两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知道包世臣和阮元在当时清代书法的影响及有效的影响力，这也足以证明了他们对书法史上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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