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高达千万，谁推高了中国人参价格，野山参是如何走向枯竭的？

目前全球人参产量在8万吨左右，我国人参产量达到4.6万吨以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参生产国。

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人参药用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早栽培人参的国家。

我国人参产量虽多，但是野山参药效远远好于种植人参，因此我国却不得从俄罗斯进口野山参。

那么中国野山参到底是如何逐渐走向枯竭的？

上党到东北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人参，也是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

早在3500年前的商朝，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了生动形象的“参”字，上部为人参地上部分，茎上生着多个核果状浆果，下部则代表着人参的根茎，主根，侧根等。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写到：“参，人参，药草，出上党。”

这是文献中对人参产地的最早记载。

到了南北朝时期，国人对人参的分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生上党及辽东”。

上党参分布在现今的山西省南部附近，辽东参在辽宁省的西部地区。

但是，当时人们的观点是党参药效最好，高丽参次之，辽东参次之。

到了唐朝，我国人参主产区进一步扩大，分布在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以及河北省西部和北部地区。

宋代人参主产区范围大体上与唐代相近，并向东部扩展。但是宋代对人参的需求居高不下，有增无减。

为解决人参药源问题，宋代开拓了人参进口渠道，陆路是和契丹的榷场互市，海外则靠港口贸易，从东北进口人参，大多产于长白山南系的山区。

当时契丹境内的女真人采集大量人参与宋朝的贸易。可以说，宋代已在间接地开发和利用长白山区的人参资源。

随着北宋灭亡后，中原的人参主产区全部丢失，南宋所需人参主要依靠海路进口，贸易对象主要是朝鲜半岛的高丽。

到了明代，当时上党人参已经严重枯竭，人参主区明显北移。

明朝在东北开马市和女真人进行贸易，其实贸易不只限于马匹，人参贸易量就非常巨大。朝鲜人参也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国。

到了明代中、晚期，人参资源来源主要有上党人参、辽参和朝鲜人参，还是以辽参为多。

到了清代，清代人参主产区是在长白山区。

及至清代中期，长白山及其支脉人参资源明显减少，主产区渐次北移，继张广才岭、完达山（黑龙江东南部山脉）等人参新产区之后，乌苏里江以东的锡霍特山（今俄罗斯）成为人参主产区。

采挖无度

人参喜冷凉湿润气候，喜斜射及漫射光。同时要求土壤排水良好、疏松、肥沃、腐殖质层深厚的棕色森林土或山地灰化棕色森林土，因而符合人参可生长的分布区域屈指可数。

毫无疑问，距离消费市场最近，参源地破坏就最严重的，上党人参资源最早枯竭。

到了明朝时期，“上党，今路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为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

可见此时上党人参越来越少，而药用已经以辽参为主，其次为进口人参。

当时，东北万里原始森林人参产量非常丰富，人参是女真人出口大明的王牌商品。离开人参，人口日繁的女真几乎无法生存。1604年仅8个月时间中，女真就已出售人参1733.75公斤，足见这一时期人参贸易的频繁。

1607年，明朝采取突然关闭辽东马市的措施，停止了人参交易，女真所采挖的人参顿失销路，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

仅仅两年不买女真采集的人参，鲜人参腐烂大约5万公斤。女真人采集人参数量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建州女真凭借“不产五谷，不产布帛”之地，更是一跃成为东北亚强国，足以逐鹿中原，人参功不可没。可以说，正是因为人参提供的巨额资金，成为清朝取代明朝了经济基础。

到了清朝，清朝皇帝非常重视长白山及其支脉是“龙兴之地”，视山野甚至一草一木至为“神圣”，同时，为了防止人参资源枯竭，对长白山区采取“封禁”政策，仅仅允许八旗贵族采参。

后来控制更加严格，执行“放票采参制”“招商承办制”。1750年，更是设立了人参垄断专营机构“官参局”，实行各种管理、专营人参的政策和制度。

随着清朝人口膨胀，人参消耗不断呈几何数字增加，导致人参资源加速枯竭。

顺治时期采参数量在300-400斤，到康熙时期增至1000斤，但却由于参源越来越少，很难达到要求数量。

同时由于人参资源的稀缺，人参的交易重量计算单位，从斤变成两。

雍正时期产量骤减到3000两，乾隆时期则不足1000两。

随着连年过度开采，野生山参越来越少，政府却严禁民间栽培秧参。在清王朝看来，人参是上天赐予之物，地灵所产，民间栽培的秧参效力差，还混乱天地灵秀。当时规定，不许栽培秧参，凡被拿获者，“与偷参人同罪”。

但是，为了满足用参需求，清政府不得不对民间采参实行了逐步开放的政策，先后采取过招商刨采、准民自采、官采刨夫、烧锅票等各种民采制，人参产量骤然增加，但这却是饮鸩止渴。

其中，官采刨夫制，领取参票的人需要交六两作为任务，余下自留，导致刨夫必然无止尽地挖掘尽量的人参。清朝不知体恤山力，大肆超额发放参票，导致人参资源枯竭。

至清后期，辽宁地区人参灭绝，只在长白山核心地区尚余少量野山参。

到 1949 年，长白山每年只能出产 200公斤野山参，相比明末清初每年10万斤产量，简直是九牛一毛。

参山少了一半

事实上，清末时期长白山区以北，至锡霍特山区已经中国人参主产区，现在依然是世界野山参主产区。

1860年，中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于俄国。

这就是中国人参骤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参源地少了一大半。

当时长白山野山参已经处于枯竭境地，这个条约使得中国新人参主产区一锡霍特山区丧失殆尽。

因此，中国人参资源，随着大面积领土的丧失而骤然减少，产量也进入空前的新低。

为了弥补人参资源的不足，逐渐形成了“园参”栽培技术。

沙俄占领了锡霍特山脉后，也曾零零散散采挖野山参，主要是当时在俄华侨。

苏联建立后，人参贸易转由国家专营。

20世纪30年代，苏联从海参崴出口的人参每年达400公斤之多，可谓收益也颇为不菲。

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苏联远东每年野山参产量约130公斤。

到了70-80年代，苏联每年只批准40至60公斤野山参出口，同时采挖受到严格管制。

苏联解体后，采挖管制开始宽松，于是大量野山参出口到中国和韩国。其中1995至1998三年间出口野山参近30吨，可见其野山参储量之丰富。

今天，俄罗斯远东境内锡霍特山脉依然是全球少数尚有野生人参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保护野生人参的最后防线。

俄罗斯境内的野山参一般只供出口，极少自用，同时还有很多野山参走私到中国，根据估计每年贸易额可达数亿元。

疯狂的参价

明朝嘉靖年间，人参仍是价格低廉，一斤人参值白银1钱5分。

万历年间，参价上涨至约3两白银/斤。根本原因是上党的人参资源枯竭，

到明朝崇祯年间，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野山参价已高达每斤16两白银。

清代人参地位大变，成为神药，价格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清朝顺治年间，人参价格比之前朝，翻了数倍，涨到了白银60两，就是碎参也要12两。

康熙末年，人参价格继续上扬，上等人参价格高达600两。

当时《参谱》记载了疯狂的参价。

延至雍正九年，统参价长至二百两。

继至乾隆九年秋，统参至六百两有零，十九年分价抵千金。

由此有长（涨）无跌，比年来，寻至千六百七百不等，迄今遂长（涨）至二千以外。

根据估计，从1584年到1807年，人参的价格竟然增长了2240倍。

道光时期的物价，道光年间一两银子差不多是 200人民币，就是不上档次的四等参也要折合今天8万块人民币。

当人有句话“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就是人参价格高的真实写照。

当前我国野山参资源日渐枯竭，全国储量仅有几十公斤，而每年国内市场“现身”的野山参只有6公斤左右，晒干成品不到2公斤，也就是4斤。

随着国内野山参资源的枯竭，其价格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野山参价格屡屡被刷新。

2015年，一株重86克，超百年的鲜野山参，以238万元的价格成交。

时间仅仅过了4年，2019年，一颗30克的百年野山参拍过300万元高价。

同年，一颗325年重达68.8克的野山参，更是拍出了1000万元的天价。

这样人参，你能吃得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