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风险世界下难以逃脱的命运——读《风险社会》| 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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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之后，没有赢家。”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理论是对未来世界也是对现实世界将可能存在和业已存在的“社会疾病”经过详细地了解分析之后得出的一个诊断性结论。该结论是预见性和判断性的统一，为我们提供了全球风险世界下摆脱危机的解困之道。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他的传世名著《风险社会》以非凡的智慧，在1986年——那个还是美苏两极对阵的年代，就预言和警示到了社会未来将会面临的诸多问题。而在后疫情时代，风险叠加的现状无不应证了《风险社会》中的种种论述，此巨著也焕发出历经时代的真理性价值，对当下反思人类和社会行为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风险社会概况

《风险社会》是对风险社会所形成的原因，与其对社会稳定、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进行阐述的巨著。作者乌尔里希·贝克并没有将观点束缚在传统的前工业社会，而是纵观全局，将整个后工业化社会都纳入到分析和讨论的过程中去。他认为，风险的概念像一根使我们可以不断去探究整个建构方案，以及整个文明结构上的每一块使文明自陷危境的水泥斑点的探针——“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社会的概况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理解。

1. 风险的成因

风险中的因果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风险的主体及其产生的后果从单一转向多重。探究风险的成因，作者将因果关系二者结合起来，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客观二维联系，得出风险形成的途径是不稳定和不可测的。

高度分工达成一种总体的共谋：风险自行其道，而责任和义务却迟滞不前。在这样的共谋下，因果颠倒了，或者非因即果，互为因果，风险的成因也可能是结果。这种因果的混合物把风险置于庞大的不确定性中，整个社会充斥着风险因子和风险结果。

2. 风险的界定

抽象风险的界定需要跨学科、跨国界等跨界思维，就如同对污染的界定一样，涵括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意义以及社会性意义，而现状却是其来源往往被忽视——人们仅仅认为风险来自于技术和自然的问题。

科学严密的风险计算方法已经无法适用，伴随着技术增长的风险已经无法计算。风险和财富都需要被分配；计算风险需要科学的理论、实验和测量工具突破人的直观肉眼感受能力。风险和经济、文明、政治的相互复杂的交织关系，应证了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尤其是政治灾难可能性。

3. 风险的分配逻辑

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从阶级社会角度考察出发，风险依附于固有的阶级模式上，由下至上呈现金字塔结构，因此风险进一步固化了已有的阶级，加剧了社会的进一步不平等。

贫穷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民众家庭往往因一场大病或者一场意外就会陷入绝对贫困，在风险面前可谓一击即倒。这也应证了作者五个论证里的社会风险地位：加剧了阶级性同时又有无界性；风险的分配和聚集加剧了世界不平等，比如发达国家重工业污染转移等。

4. 风险全球化

贝克在书中指出，风险的来源不是无知的、不知底细的，反而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判断、选择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在今天看来，科技所带来的正负效应尤其明显，双刃剑的刀刃朝向如何正是风险的把控关键。作者关注的是风险带来危害的特性，表现为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和超越常规性。

今天的科技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这就引出了作者经典的预言：风险不是危险也不是灾难，而是一种相对可能的损失抑或伤害的起点，而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因此，科技全球性的世界已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

个人化的解构

工业社会自身的“传统”代替了前现代性。工业社会奠定的很多秩序和规则逐渐被打破，比如说在传统家庭结构构想为挣钱的丈夫、做家务的妻子和两三个孩子，而这种论证仅仅是伴随着19世纪早期工业社会的完善而产生的。试想一下，我们的父母在催婚的说法中一定有养儿防老的这种观念，孤立无援都曾是植根于他们脑海中的社会焦虑和风险意识。实际上人们对安全感的信念已经和上一辈不同。而导致这种根本变化的原因在于个人化，个人化得益于三个维度的成熟：

1. 第一个维度：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使得自我发现和思考成为可能，也为人们后来进入劳动市场提供机会。性别特征的归因是工业社会的基础，没有男女角色的分别就不会有传统的核心家庭，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及其典型的工作和生活模式。男性和女性在工业时代有着明确的不平等的关系和职能分工。而学校教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性别独立意识和平等思想觉醒，劳动分工催生下的孤独和恐惧作为维护传统婚姻结构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2. 第二个维度：劳动市场

人们在劳动市场体验到流动。我们会被迫掌握自己的生活，哪怕你进入到和你父母同样的单位就职，也会落实到这样一种观念：万事还得靠自己。男女对立的角色、身份悬殊不复存在了，女性也不再围绕厨房来谋求丈夫的供养，这都和家庭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市场上紧密相关，所以说无可避免的带来了传统家庭的奔溃。个体从传统的依附、服从、不可选择的状态中挣扎出来，最为明显的就是男女身份角色的演变。

荧幕上也呈现出越来越多职场精英女性

3. 第三个维度：岗位的可替代性

这就不得不逼迫个体学会推销自己凸显自身的重要性，在不断的竞争中社群得到了进一步的分立，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群体的个人化日益加剧，而这一变化在市场上体现出来的是高度的标准化。工资标准、KPI绩效考核，HR在考核的时候会直接分析你的学历、工作经验等，这都是很直观的标准化因素。以往扎根在单位的稳定的充分就业也转变成为灵活的、变动的可以离岗跳槽的不充分就业。

私人领域的反思性

私人领域的反思性以及政治性辐射到了其他领域。在家庭再生产和依赖市场的生产的定型过程中，两个具有相对立的组织原则的价值体系的时代——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在工业社会中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两个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并且相互对立的时代。

1. 风险是绝对的关键词

没有人能知晓风险，是因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人们要处理大量的二手资料，也就是从网上、电视上、朋友中获得的，而不是自己通过亲身实践去获得。

比如你不是亲身走访了一条街道上所有的餐馆发现哪一家最符合你的胃口，而是通过名人大V网红的种草直播间接获取的信息来做决定的。你无法简单的获得真实的资料和信息，或者真实的知道某一件事情或者真理，这里就出现了可以操控的权力空间，即政治空间。

2. 阶级逻辑性的消解

19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贫困、饥饿、拥挤和环境经济问题，今天这一切更加全球化，我们喝的茶里可能有农药，新买的蛋糕里可能有甲醛，然而我们很难自主自觉的知道这一切，更别提如何去解决了。但现在危机意识很强的人反而是那些十分富裕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大量的消费和富足的社会里，在以阶级的逻辑来解决问题。

但是全球化如此严峻的今天，风险真正爆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利益、团体、阶级能保障自己免受全球环境带来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3. 财富分配利益逻辑下的政治问题

劳动分工、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全球化的深入，已经将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一些基本利益捆绑在一起了。虽说现代风险具有整体性和平等性，但上层社会由于掌控着知识和技术，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却是远远超过底层人民。

因为每个利益团体都在试图通过界定风险来保护自己，通过所谓的预期来确定和组织现在的行动。譬如说在我国对于食品安全上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对浓度的标准确定，我们称之为中国标准，同样有美国标准、欧洲标准。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

4. 个人化促进反思和讨论

商业和经济要保证全体成员获利，专家学者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尝试安抚和宽慰民众的焦虑。而政府和国家则是疲于处理这些根本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内的事务。这更进一步使得对全球化无能无力的政治衍生出了很多次生灾害，其中也包括了到了宗教和种族冲突。

最终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表达了他本身对科学的认识，对政治的解读。劳动、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同文化体系，即人们的普遍期待（政治）和价值取向紧密相关。而人们的普遍期待和预期本身就是政治。

风险社会是后现代的唯一出路，实质是在以风险社会作为工业社会的较高形态，也揭示各阶层共同困境——没有人可以真正逃脱全球性问题。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形态最大不同在于，从只谋求个人利益，到被迫争取集体利益，因此，在新的风险社会中，任意一个国家民族政府机构和个人，都是浩渺宇宙中彼此关联的共同体。各国应该建立起双向沟通的“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国际间的力量，共同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

周玉玲 | 文字

李凌羽 | 编辑

罗玉清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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