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 作
《红岩》插图是中国现代文学插图艺术的经典，在新中国出版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画家用黑白木刻的形式塑造的江姐、李敬原、许云峰、成岗、刘思扬等革命者的形象，深深植根在人们心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从《红岩》书稿档案谈起
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了30多年，了解《红岩》插图创作过程的许多感人故事。
1982年，我随同美编室主任秦耘生去四川组稿，专程拜访了当年为《红岩》插图的版画家们，谈了许多《红岩》插图创作的往事。后来，我在编辑工作中有机会翻阅《红岩》的书稿档案材料，发现了当年《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与出版社编辑讨论书稿时，多次涉及插图与封面设计的通信。
我深深地被《红岩》插图创作过程中的故事所感动。
《红岩》插图创作的鲜为人知的往事
第一个故事：
《红岩》写作动笔之前，就确定要搞木刻插图
1959年2月出版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单行本，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出版社编辑和作者有意愿将它写成长篇小说。当时，重庆市委非常重视，要求“向肖部长、高部长、宣传部汇报”并做出一系列决定，其中包括：“（一）指定宣传部黄部长，宣传部文艺处王觉、冯旭，市党校余时亮，团市委廖伯康，组织部高部长等审阅，并于二十日左右提出意见；（二）汇集各方面意见以后，将主要问题向白戈同志汇报，请白戈同志掌个舵。”甚至连《红岩》写作人员名单都是经过重庆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的，并将插图问题写进决议：“……（四）修改之后，可再次到北京，在出版社的指导下，最后定稿；（五）插图，应该也可以在重庆办到，已指示美协在八月底交稿。”
重庆市委在研究《红岩》小说的插图问题时，征求了罗广斌的意见，采纳了罗广斌的建议，即“请四川美协的画家们为《红岩》创作一批插图，最好是黑白木刻，认为版画的凝重感、黑白反差的视觉效果与小说所描写的氛围更贴近”。
第二个故事：
把罗广斌、杨益言请到美协写小说
许多人都不知道小说《红岩》的写作，最后是在四川美协的院子里完成的。
为什么罗广斌、杨益言要搬到美协驻地写作？
事情是这样的，四川美协的版画家们接受《红岩》插图任务后，非常重视，认为要搞好《红岩》的插图，一定要与小说作者多沟通，罗广斌、杨益言也认为有必要向画家们表达自己对插图的想法。于是，1961年，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与中国美协重庆分会主席李少言商量决定，让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到重庆美协驻地进行小说《红岩》最后的整理和润色。从此，美协驻地画家们便成了《红岩》的首批读者——两位作家经常把他们的小说片段朗读给大家听，所有人都深受震撼，热血澎湃。
吴凡 作
据李焕民回忆：当时罗广斌、杨益言每写完一章，李少言就把画家们召集起来，听他们朗读，大家听得十分投入，特别是读到江姐说：“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大家都忍不住落泪了。艺术形象在头脑中也逐渐鲜活起来，有了创作的冲动，创作构思也就产生了。美协驻地也成了作家与画家创作和进行交流的最佳场所。
宋广训 作
据作家马识途回忆：“红岩版画插图与其他文艺作品不同的是：它是和小说《红岩》同时创作出版的，而不是小说《红岩》出版后才创作的。可以说，小说《红岩》和红岩版画插图是同时创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成的。我清楚地记得，小说《红岩》的第一作者罗广斌就曾经陪我到重庆美术家协会所在地——化龙桥南华村四十八号去看望正在那里为《红岩》创作版画插图的李少言、牛文、李焕民等画家。在那里，我和罗广斌与画家们一同研究设计这些狱中英雄烈士们的性格、形象。罗广斌告诉我，小说《红岩》最后的修改和定稿，他就是住在这里完成的。可见小说《红岩》和《红岩》版画插图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第三个故事：
在渣滓洞、白公馆烈士墓前的心灵沟通
牛文 作
四川美协画家们回忆，为了搞好《红岩》插图，当时，罗广斌、杨益言两人还带着画家们去渣滓洞和白公馆，现场讲述小说情节的情景，实地体验烈士们的狱中斗争生活。画家们看到被焚烧后的渣滓洞一片废墟，在掩埋烈士骸骨的墓前，画家们都受到震撼，对于插图创作构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家与画家为了搞好插图，融合成为一个创作集体，彼此亲密的心灵沟通，是《红岩》插图成功的一个关键。
李焕民 作
李焕民说，他画的那幅《许云峰在地牢》的插图，就是走进了囚禁“许云峰”的那个地洞之后构思的。他说：“原来的地洞很狭窄压抑，也没我插图中的弯道，但我把画的场景处理成幽深洞穴，只有这样才能烘托出烈士的坚强和毅力。”李焕民刻画的许云峰人虽然消瘦，但眼晴却像一把利剑，转身对特务说“给我带路！”瞬间表现出了英雄的崇高形象。后来，拍摄电影《烈火中永生》许云峰就义的场景，就是参照了这幅插图的画面。
第四个故事：
罗广斌看了吴强年的插图创作后，决定补加一个情节
那是在1961年，出版社在《红岩》正式出版之前，依照出版程序先印了400本样书，送交编辑部门和作者等有关人员勘校审读。罗广斌拿到样书之后，非常高兴，但他在通读样书时，看到了吴强年创作的木刻插图《狱中新年联欢会》，他的目光停顿下来，这幅插图的画面使他异常兴奋。这幅插图把许云峰、余新江、孙明霞和“监狱之花”构织在一起的画面，激发了他的创作联想。由于在他们所写的小说中并没有这个情节的文字描写，于是，罗广斌写信告诉出版社，又补了一个新的段落：
吴强年 作
年轻的孙明霞，怀抱着“监狱之花”，站在女室门边，欢乐地微笑着，殷切的目光，一再望着楼上。
“老许，孙明霞在招呼你。”于新江轻声说。
“我们去看看‘监狱之花’。”许云峰亲切地说着，很有兴致地提起脚镣，迈步向楼下走去。余新江紧跟着他，下完楼梯，来到战友们联欢的地坝里。
孙明霞迎上前来，满面淳朴的欢笑，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伸出双手，把“监狱之花”抱给老许。
许云峰接过“监狱之花”，搂在怀里，仔细瞧着，又伸手拂弄着孩子娇嫩的脸蛋。
“她笑了。” 余新江在老许耳边说。
“叫我。”许云峰凝视着孩子的笑脸。
“叫许伯伯，你叫嘛！你怎么不讲话呢？”
孙明霞忍不住笑了，悄声说：“她才几个月，还不会说话呀！”
罗广斌根据《狱中新年联欢会》的插图，添加小说的情节的故事，是新中国插图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五个故事：
作家、插图画家、编辑间亲密合作
我有一次在工作中翻阅《红岩》文稿档案，无意间发现当时在罗广斌、杨益言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信件中，频频谈及到“插图问题”，而且谈的非常具体。仅举几例。
如罗广斌在一次写给编辑的信中写道：“……重庆美协曾请美术学院为《烈火中永生》作了一些插图，这两天，重庆日报选刊了一点，想必你们已经见到，这些插图我们曾到美协看过，并不满意，美协的同志也不满意，故未寄给出版社美编室（原来是美编室直接向重庆美协约稿的，你们大概是知道的）。”
他又在另一封信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四川美协插图的肯定，写道：“美协为《红岩》补充了七幅插图，有些刻得很有意境，如刘思扬回家，颇为清新（少言作），不知是否已寄给你们，也不知是否准备使用。”在后来的另一封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信中，又一次写道：“美协又刻了七幅插图，其中两幅已在《中国文学》发表，颇有水平，不知你们收到没有？”
在《红岩》校阅本出版之后，小说作者、画家、出版社三方面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为插图问题交换意见。罗广斌在写给出版社编辑的信中说：“……碰见牛文同志，他说《红岩》精装本封面不另行设计新的图案，原因是平装本封面已有社会影响。在书的前半部，拟增加五六幅插图，约在月中搞出来。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打算去看一次美协的同志们和他们的新作品，并且从旁鼓吹他们继续与出版社合作。”
直到1982年，我作为出版社的青年编辑随老一辈的美编秦耘生主任，去四川见到李少言、吴凡，以及我的学兄徐匡等版画家时，看到大家共话当年创作插图的往事，其亲密无间的样子令我至今难忘。
《红岩》插图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红岩》插图是有组织、有分工的集体创作；它是在上级领导下的作家、编辑、画家的合力之作。《红岩》插图取得成功，与出版社、美协、作家，及各级领导，包括团中央、重庆市委的直接关心分不开。今天，距《红岩》插图创作已经过了60多年，但是经典的意义绝不仅局限于那个时代。
《红岩》插图永远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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