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携手却最终分道扬镳，梁启超与孙中山关系始末

梁启超与孙中山都是广东人，比孙只小七岁，基本上是同一代人，但气质、性格、禀赋的差异很大，所受教育，以及早年的经历也很不相同，孙更像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

1895年3月，梁启超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孙某[中山]非哥中[哥老会]人，度略通西学，愤妒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这大约是梁对孙最早的评价。

孙中山

孙中山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当时梁启超主持编务的《时务报》曾分别译载英国、日本的有关报道，如《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等。在答复章太炎的询问时，梁启超说：“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

1897年冬天，日本横滨华侨筹款要办一所子弟学校，孙中山推荐梁启超为校长。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中山开始有了直接的交往，与康有为的态度不一样，梁对革命颇有心动。1899年7月，当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以梁启超为首的12个康门弟子在日本镰仓江之岛结义，有心反清，与老师康有为立异，这是事实。

这一年夏秋，梁启超与孙中山往来密切，并逐渐赞成革命，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的主张比他更加激烈，因此有了孙、康两派合作的计划，他们拟推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启超诘问：“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孙中山回答：“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表示悦服。

梁启超

当年，梁启超到香港访问陈少白，诚意眷眷地讨论两党合作事宜，推陈少白与徐勤一同起草联合章程。梁启超甚至起草了洋洋数千言的致康有为书，署名的共有13个康门弟子。其中说：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康有为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携巨款到日本活动，勒令梁启超立即到檀香山去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拖延。梁启超不得已离开日本，临行还与孙中山相约“共商国事，誓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

因为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源地，梁启超请孙中山介绍同志，孙坦然不疑，就写信将梁介绍给哥哥孙德彰和其他朋友。有了孙中山的介绍，梁启超在那里受到了华侨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的哥哥甚至让其儿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到日本留学。

康有为

梁在檀香山几个月，借口“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提出组织保皇会的想法，侨商不知其中奥妙，多入彀中，仅捐认庚子勤王起事的军饷就超过了华银数万元。孙中山得知后，认为梁启超失信，写信责问，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从此那里的兴中会也和横滨一样，多为保皇会所用，孙中山的地盘尽失，心中的恼火可想而知。但当梁启超相约 “共天下事”时，对合作抱有希望的孙中山还是答应了。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反驳保皇会对孙中山“卤莽”、“大言无实”、“结识无赖”以及“叛逆”等谩骂，他说孙中山与光绪皇帝没有恩义，按照各国文明的公理，驱逐满人不是“叛逆”，“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行者”即孙中山。

3月29日，梁启超在美国写信给孙中山，希望孙接受“借勤王以兴民政”的策略，“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并表示等自己在美国借款千万的计划成功，“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相约“我辈握手共入中原”。

由于1899年秋天与梁启超联合组党的计划功败垂成，孙中山对梁的倡议一时也有疑惑，“迟迟未敢着手。”当年7月28日，梁启超到达日本，8月18日出发去上海时，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见，“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梁启超到达上海第二天就传来了自立军失败的噩耗。

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12月，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进一步驳斥了梁启超的“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说：

“梁之言果真诚无伪耶？而何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梁为保皇会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寝[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

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之后，梁启超与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笔战多年，梁启超在政闻社成立会演说时，张继等去破坏、喊打，已从文战发展到武战了。两派之间的裂痕从此更难弥合。

梁启超

到1910年12月初，杨度上奏清廷请赦用梁启超，其中就说：“数年以前，海内乱党孙文之流，倡民生之说，持满汉之词，煽动浮言，……启超独持君主立宪主义”。武昌枪响之后，梁启超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依然主张“虚君共和”，可见他们的分歧所在。

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在北京谢世，第二天他前往吊唁，国民党人责问他前一天在《晨报》论孙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等语作何解释。汪精卫出来打圆场，说梁君吊丧而来，如有辩论可在报上，或去梁家。这件事3月18日的《申报》有披露。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长信中：“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