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的前世今生

留日学潮中艰难成立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中国公学的声名并不显赫，却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所重要的私立大学，中国公学有着梁启超“教育救国”理念的大胆实践，有着舒新城推行“新教育运动”，有胡适曾经缔造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公学的教育史上，涌现出吴晗、罗尔纲、吴健雄、胡颂平等一大批颇有盛名的学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

1905年，当时日本官方要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遭到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陈天华在日本的蹈海自杀，更促成留日学生决心集体归国。在姚宏业、王敬芳、刘棣英、朱剑等人积极鼓吹和推动下，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努力筹划办学事宜。郑孝胥是在中国公学筹备期间，四处奔走，尽心尽力。

陈天华

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在上海北川路举行开校典礼。姚宏业为中国公学经费困难的困境而蹈江自尽。他的死震惊海内外，社会各界纷纷起而援助中国公学。王敬芳拜会两江总督端方，积极争取官方高层的支持。在担任中国公学“财政大臣”期间，王敬芳四处求人，募捐侨商的捐款兴办教育事业。在各方的努力和支持下，中国公学得以勉强维持下来。

梁启超与“研究系”的苦心经营

在欧游结束后，梁启超就与张君劢等人洽商，决定回国后创办一所大学，组织学社出版杂志。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法国抵达上海，在中国公学发表欧游感想的演讲。梁启超接掌中国公学，力图将中国公学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梁启超选择张东荪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主持日常事务，并着手升格大学的具体事物。梁启超坚持以中国公学的名义邀请罗素来华，希望借罗素的声名提高中国公学的影响力，将罗素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

1922年秋，教育部令批准中国公学升格为大学。在张东荪主持中国公学校务期间，广延名师、不拘年龄，不分党派及政治背景，聘请好的教授，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梁启超

1922年10月，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舒新城四处约聘新教员，包括叶圣陶、朱自清、吴有训等各地名师闻讯而至。舒新城最早引进教育试验，在中国公学大胆尝试新教育改革，打破年级制而用能力分组制。舒新城在中国公学中学部试行道尔顿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行五年的能力分组制及选科制，设分科教室，实行男女同校。

学校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由选择科目自由地学习。中国公学招录女生，请来曾在长沙周南女学任教的陶斯咏女士担任女生指导。在舒新城等一批年轻教员的操持下，中国公学处处激荡着新文化、新思想的热潮。

胡适开创的黄金时代

1928年4月，胡适被推举为中国公学的校长，开创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早在1906年，胡适就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求学，主编《竞业学报》的白话报，养成独立思考、大胆发言、自由表达的习惯，胡适一生坚持的民主、自由、自治等思想，发端于在中国公学的求学经历。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校务工作基本交给副校长杨亮功处理。

胡适兼任中国公学文理学院的院长，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课程，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严谨务实的优良学风。胡适对求学定下两条“戒约”：要小题大做，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明史大家吴晗曾就学于中国公学，受到胡适的指导，后来胡适向清华大学蒋廷黻举荐吴晗，建议其吴晗专攻明史。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大家罗尔纲在胡适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不少治学的方法与途径。

“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健雄女士曾在中国公学“插班”就读，虽然读的是理科，她却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文科的书，成绩超群。胡适对吴健雄也栽培有加，当年对吴健雄评价为“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懂得那么透彻”。

在胡适、杨亮功的努力延聘下，中国公学云集大量教育界的精英，社会科学方面的高一涵、张慰慈、杨鸿烈、陈顾远、刘英士等人，中国文学系的陆侃如、冯沅君主持，聘请沈从文、白薇等人，英文系则有着梁实秋、叶公超、谢子尧等人。

1929年的“人权论战”，胡适对国民党政府的尖锐批评，提出“我们要一个规定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的统治权的约法。”国民党对胡适的“制裁”。

胡适

随着胡适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迅速恶化，国民党上海党部的陈德征迟迟不给中国公学立案，这是一招“杀手锏”。毕竟，对私立学校而言，一旦得不到政府的承认，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就很难找到工作。

为不牵累中国公学，胡适提出辞职，中国公学的学生极力挽留胡适。在1930年5月，蔡元培代表中国公学的校董会接受胡适辞职，马君武就任校长之职。

风雨飘摇的中国公学

马君武上任后，努力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务管理，支持新生的革命力量发展。他激励学生自强不息，担负救国责任。对于国民党势力对校政的干涉，马君武开除国民党籍学生，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攻击马君武“包庇反动，压迫党员”列举其罪状。中国公学内的学生也分化为“拥马”“倒马”两派。

1931年1月2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教育部，切实查办中国公学校长马君武“袒护反动、污蔑本党”一事。

1931年的“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国公学吴淞校区遭兵隳之灾，人心涣散、风雨飘零，独立大学的决策被政府掌控。1932年8月，劫后余生的中国公学校董会决定停办学校。

后来，虽经朱经农、邵力子、潘公展、蔡元培等人的复校努力，均告失败。

胡适说：“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

弦歌已远，梦犹飘零，但中国近代学人关注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梦想，对中国大学的实践与追寻仍然激励着后人努力前行的方向。中国公学的命运，作为那个时代的生动写照，寄寓着一座大学的梦想，寄寓着一群学人的梦想，历久弥新，永恒不变。

马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