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将“国会山”暴乱归结于特朗普本人，是讳疾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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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6日，大批特朗普支持者和抗议示威者涌入华盛顿特区，暴力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并最终冲破了警察防线，造成5人死亡。随着华盛顿混乱局势的发展，美国多个州首府的政府议会设施也遭到示威者冲击。随后Facebook、Twitter等各大互联网社交平台对现任总统特朗普的个人社交账号作出使用限制或永久封号。暴乱发生后，特朗普首次明确表态，将于1月20日和平有序交接权力。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四年任期的即将终结，美国将开启拜登时代。

如何解读发生于美国国会的暴乱事件？暴乱将会对美国政治带来怎样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如何看待互联网科技巨头们的做法？特朗政府执政四年，对于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最显著改变是什么？对于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和全球化进程，能有怎样的预期？海外华侨华人应从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乱象中认识到什么？《欧洲时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中国政治学会青年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王义桅。

美国人民在造反

《欧洲时报》：在号称西方现代共和制典范和民主灯塔、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其国会大厦首次遭受到了本国公民的暴力冲击。这件事带给您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美国人民在造反。造谁的反呢？造政治精英的反，造美国政客的反，造美国制度的反。是谁在造反呢？是白人，主要是支持特朗普的白人男性，他们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也攻击美国制度本本身，原来他们是主人，现在他们想要把权力夺回来。所以这次事件，就是民粹造民主的反、大众造精英的反、白人造美国的反。

出现国会山的暴力冲突事件，还让我想到另外一点：如果去冲击国会山的是黑人的话，那可能死亡的就不是5个人了。美国黑人的犯罪率比较高，美国人又拥有枪支，所以警察对付黑人往往会使用强暴手段，这就出现了弗洛伊德现象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诉求。而这次冲击国会的主要是白人，所以警察就没有采取强制手段。否则，戒备森严的国会山怎么会让民众中的暴乱分子攻占了呢？这是很奇怪的。如果黑人去冲击的话，后果绝不会这么简单。前些年亨廷顿还写过一本书叫who are we？（我们是谁），里面提及了到2040年美国白人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危机。这一点，实际上也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体现。

暴乱事件背后是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对抗

《欧洲时报》：有人将此次美国国会暴乱事件与1789年愤怒的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相比拟。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如果将此次突发事件视为民众情绪的一个“起爆点”，您认为它映射出的美国社会深层症结和危机是什么？

法国大革命主要是因为民不聊生，人民都饿得没有粮食吃了，皇后却问：“老百姓没有面包吃，为什么不吃蛋糕？”这次美国国会的暴乱，实际上也是因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极为悬殊的程度。从这个角度讲，它的确是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社会背景相类似。

当下发生的暴乱事件，其实更多是美国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对抗——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现在把拜登扶上台，要求继续搞全球化；而“锈带”地区面临着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和大量失业问题，这一地区的产业资本要求特朗普继续执政，反对全球化。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撕裂的局面。

美国国会山暴乱令西方国家如丧考妣

《欧洲时报》：美国向来被视为西式民主制度设计的典范和标杆。截至目前，多国政要纷纷对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事件表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美国的民主必须得到维护”，英国首相约翰逊称这是美国国会的“可耻场面”，挪威首相索尔贝格称“这是对民主的攻击”，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称这是“对民主制度的蔑视”，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说“今天在华盛顿特区发生的事情肯定不是美式的，我们相信美国民主的力量。”这些西方领导人的表态，都将此次美国国会的暴乱视为美式民主道路的一个意外和偏颇，是对民主制度的背离。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大本营暴发了；而且，尽管特朗普败选，他仍是美国历史上获得选票支持最多的败选总统，代表着与当选总统拜登几可匹敌的选民基础和“民意”。在您看来，此次美国国会暴乱事件将会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带来何种影响？进而言之，会对西方民主制度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

美国国会山的暴乱事件出现以后，西方政客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说这不是民主的、这不代表美国、美国的制度还会纠错、美国还是“自由的灯塔”，很有点如丧考妣的感觉。美国驻华使馆也在测试，看看各方对这件事怎么评价，看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好像朋友都是在谴责，并希望美国能够回归和恢复正常，而敌人则在嘲笑他们。所以他们想以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来检验美国的朋友和敌人，这很有意思。

西方政客都在谴责美国所发生的暴乱，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继承的是罗马帝国的遗产，罗马帝国虽然解体了，但是罗马法一直影响了今天的法治。美国自诩为“第三罗马”，这也是它作为西方领导者的一个道法基础。我们知道，议会政治是所谓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象征，也是最本质的体现。现在，美国国会山都出了这样的暴乱，而且是民众在造他们的反，这显然让西方国家的有点如丧考妣。其实，其他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了问题，这种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里。所以这些西方政客纷纷表示谴责，而且他们还相信，这次暴乱并不代表大多数人，不代表民主的本质，还希望美国制度有纠错的能力。他们把这种现象看得太淡了，以为只是特朗普个人的原因，只要特朗普离开，制度还会修复、还会纠偏。这种想法有些太幼稚了。

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长期存在

《欧洲时报》：美国大选至今，一波三折，计票与胜选认证工作僵持了两个多月。直至此次暴乱后，特朗普才首次明确表态，将于1月20日和平有序交接权力。您能否据此评估此次国会暴乱对美国国内政治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

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权力交接确实一直不顺利。直到这次制造暴力冲突事件以后，特朗普才首次表态承认败选。但是他能不能在1月20号顺利交权，现在大家都很怀疑。所以，现在已经起草了对他的弹劾程序，并且把核按钮也拿走，这是很少见的。美国是继续走国际主义的道路，还是回归民粹、对抗全球化的道路，这次事件就成了一个分水岭。所以这次冲突和对抗，意味着两种道路、两种路线、两种势力的博弈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点和很关键的时刻。本来1月6号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认可大选结果的时候，在这时，精英民主受到了大众民粹的严重冲击。

短期内，这次暴乱当然会被平息。但从长期来看，特朗普的7400万粉丝和选票，绝对不能容忍这样一个结果，他们一定会在未来不断地对拜登政府的执政带来冲击。所以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长期存在，美国国内会进一步撕裂。甚至有人建议特朗普去组建新党来参选，这会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美国制度如果不执行根本性的改革，只是靠简单地谴责暴乱，或者把这次事件归结于特朗普本人，这绝对是讳疾忌医，只会把问题引向更加严重的地步。

被互联网巨头所挟持的美国民主早已失真

《欧洲时报》：截至当地时间1月8日晚，Facebook、Twitter等美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出于对潜在暴力煽动风险的考虑，均对特朗普在个人社交账号发言做出限制或封号，这意味着超级网红特朗普的“社交性死亡”。您如何看待这些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做法？是否是西方民主制度自我纠偏的一部分，抑或只是精英阶层内部斗争的产物？如何看待西方一直宣扬的互联网言论自由？

Facebook、Twitter等各大互联网社交平台为什么纷纷给特朗普噤声？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互联网科技巨头都是支持拜登的，因为特朗普打压全球化的力量，而这些人都依赖全球化的力量，所以硅谷、华尔街都支持拜登，一起把特朗普弄下去了。

第二，这些互联网巨头表面上都是私人公司，好像没有人来协调，但实际上通过资本的代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只隐形的手”，来操控和影响美国的舆论。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美国所谓的民主、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真了。最近，《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也说，美国的民主已经被互联网巨头给挟持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的挟持，而是资本和技术的结合，这对美国国内政治是一个严重冲击。

实际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因为互联网技术“去权威”，更加那个强调横向连接，反权威、反精英、反体制在技术层面上更加容易实现。资本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这是纵向的历史遗留问题，加上横向的新生技术的问题，这两者的结合、叠加，就会产生美国的国会山暴乱事件。

这一点对其他国家都有普遍的警示意义——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如何管理好媒体，尤其是社会媒体，同时约制好资本，使得资本不能无限扩张、不能任性，互联网技术巨头也不能垄断信息，不能造成新的更大层面上的偏好或者强化反理智、反体制的政治偏见，这是整个国际治理都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欧洲时报》：在涉及中国内政问题尤其是2020年香港暴乱问题上，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曾一致地将示威者美化成所谓的“民族英雄”，称之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面对发生在华盛顿的暴乱，这些媒体则众口一词谴责“这是暴力事件”，用“暴徒”形容那些示威者。对比美国媒体对这次暴动和对香港暴乱截然不同的态度，您如何看待美国政客和美式民主下的这类“双标”？

美国向来就执行这种“双重标准”，管自己叫爱国主义、管别人就叫民族主义，管自己叫administration、不喜欢的就叫regime。而且，美国与欧洲的双重标准还有些不太一样，美国人还有一种宗教情结，他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山巅之城（city upon the hill），国会山的这个“hill”就有一种宗教含义。奥巴马的自传《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将这种新教思想暴露无遗。美国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唯一代言或者化身，认为自己永远代表正确，历史已经终结；还以为自己是可以纠偏的，自己的问题只是特朗普的问题，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他们不喜欢的一些国家的问题都是体制的问题。这些观念，让他们总是看不见自身的问题，不实事求是，所以他们没有政治改革，或者根本就改不动，因为既被利益集团绑架了，又被宗教观念与偏见绑架了，新技术又强化了这种绑架。这也是美国政治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政府执政四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

《欧洲时报》：此次国会暴乱及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基本终结了美国大选的最后一丝悬念，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任期的终结。特朗普政府执政四年来，美国通过退群、贸易战、新冷战与制造业复兴等一系列关联动作寻求美国的“本土重建”，它们几乎改变了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盟友关系及全球化的基本战略框架和立场，似乎已经塑造了一种新的美国政治话语和共识。据您观察，特朗政府执政四年间，对于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最显著改变是什么？

特朗普执政这四年确实把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尤其与它盟友关系和信任都摧毁了，现在欧盟也很难信任美国，所以才跟中国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而且，这四年对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是致命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回不到过去了。尤其是特朗普把美国政治的本质，那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把别人做替罪羊等等，暴露无遗。而且，美国并不真心地欢迎所谓的中国崛起，以前他们还比较虚伪，现在是赤裸裸地把面纱撕开了，就像马克思当年描绘的资本来到人间撕开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样。

所以，特朗普执政四年对中美关系和全球化带来的最显著的改变，就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有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的，全球化不再是资本全球扩张造成的，而且更需要产业回流，要逆全球化，这就造成了两种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对抗。

现在，华尔街和硅谷的金融资本是支持与中国合作的，而产业资本，尤其是锈带地区的传统产业很反对made in China，他们希望打掉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和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现在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双重博弈在影响对华政策。拜登执政后的政策，很可能也是特朗普加奥巴马的一个混合，其中有很多保护主义因素，也有很多高新技术和民主同盟来排斥中国。这个思路与特朗普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在方式方法上，可能更多地会跟盟友协调，会更加温和、更加系统连贯、更加隐蔽，也可以说更加阴险吧。

总之，特朗普执政四年，让本就不太互信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缺乏信任了，更重要的是，他把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这一压舱石给破坏掉了，产业链、供应链都被破坏掉了。经济上的关系变了，安全定位上视中国为敌手，意识形态上又在全面挑起中美之间的对抗……所以说，这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而且，这种倒退不是拜登上台就能够简单修复的。

《欧洲时报》：有学者将过往四年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重大调整称之为“特朗普主义”。在您看来，“特朗普主义”的核心遗产是什么？

特朗普主义的核心遗产，就是所谓的“美国优先”。这意味着，美国不能主导的全球化，它就要退出来，它就要另起炉灶，搞一套新的全球化，实际上只是想换一种方式去领导而已，但并不会改变这样一种本质。所以，美国一定要唯我独尊、一定要领导，如果不能领导，那就推翻、就退群、就打压，这是特朗普主义的核心。

中美博弈会更多朝向高标准、高规格层面

《欧洲时报》：美国民主党历来奉行全球化战略，以全球经贸关系和全球民主事业为己任，以全球化、多元化、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福利主义公共政策以及相对激进的社会道德主张为治理哲学。此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选，我们是否可以预期，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能为近几年间摩擦不断、脱钩加剧的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回调和缓和？对于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走向和全球化进程，您有怎样的预判？

拜登上台后，很可能会像过红绿灯一样“一停二看三通过”。他首先要停掉特朗普的一些做法，比如征收关税，可能更多采取非关税壁垒的方式；比如说，对于中美之间的一些交流机制，尤其是人文交流，肯定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恢复；还要停掉对中国的一些单打独斗的做法。但是，他不可能取消关税，而很可能拿这作为与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特朗普的一些违反民主党理念的做法，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停掉或者取消，但从根本上改变是很难的，既有国内的阻力，而且还需要时机，可能要半年到一年时间才能慢慢修复。此外，还有一些是很难改变的，比如他们对中国的打压，可能只是会换一种方式而已；尤其是，美国还想继续领导全球化，拜登政府也只能是为美国服务，而不会相反。

当下和未来，中美之间的博弈会更多朝向高标准、高规格这个层面上，所以拜登很可能会继续搞所谓的民主同盟、高科技同盟去排斥中国。目前，我国率先宣布达成RCEP协议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并宣布加入CPTPP的谈判，实际上就是在谋局。我们讲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同样也适用于对美斗争方面。

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欧洲时报》：近年来，我们一直说当前正值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反思近几年间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比如中美贸易摩擦、世纪疫情，以及此次美国国会暴乱包括一波三折的美国大选，您认为中国最应从中认识到什么？

我觉得中国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乱象中，应得到的最大认识有两点。

第一，任何的制度和文明，都要像《大学》里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说，都要不断地去改革和调整，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否则再先进的东西也会变成落后的、反动的东西。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所以，各国都需要改革，各种文明都需要创新，都要与时俱进。美国现在已经改不动了，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暴乱，将问题怪罪于中国或归结于特朗普，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许多问题，比如刚才讲的技术的、资本的，还有民众与精英的矛盾，包括贫富差距问题，在各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所以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地看笑话。我们还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希望美国能更好地平静下来。因为美国的外交经常会变成它内政的牺牲品，如果美国内部不消停，它可能就会拿中国开刀。

第二点，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国际社会不应是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生态，更不是意识形态和文明的冲突，所以要强调命运与共、超越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分歧。而且，国内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林肯讲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之外，我们今天还要讲的是in the people（跟人民在一起）、before the people（人民的先锋队）和after the people（做人民公仆）。这才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最重要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就是国内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世界层面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我们观察这些乱象的最根本的两个结论。

（欧洲时报记者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