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画的审美超越
文/季酉辰
在中国文人画的审美中,“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南田论画》)文人画家在自己的绘画中体会到了虚之实和实之虚。在文人画中,空白并不是空的,它刚好是空的相反,它是充满,它是洋溢。中国文人画最伟大的超越莫过于对有与无的超越。在文人画中,有与无都不是绝对的,有亦是无,无亦是有,有无相通且相生。笔墨、线条,不只是造型的需要,它本身也被赋予了意义,其意义在有中之无;空白不只是被涂抹,它本身也被赋予了意义,其意义在无中之有。中国画不会像油画那样把所有的空白都涂满,必须留下一些空白,因为它欣赏着两者。
中国的文人画,主张“得意忘形”。忘形,不同于变形。它既非有形,又非无形;它既是有形,又是无形。它包含了两者。忘形不是去排斥形,而是去关注本性。只有在见到了本性时,形才可能被忘掉。有形、无形都是对形的执着;忘形,才能不为形所累,才是对形的超越。
吴昌硕《山水图》 纸本设色
尺寸不详 1923年 昆仑堂美术馆藏
在对待方法上,文人画提倡“无法而法,乃为至法”。这里的无法就是忘法。它既非有法,又非无法;它既是有法,又是无法。它不是对技法的排斥,而是使技法纯熟到忘却。有法、无法,都是对技法的执着;忘法,才能不为法所缚,才是对技法的超越。
中国的文人画家,以绘画为“墨戏”“聊以自娱”,发胸中逸气,写天地生机,“心淡若无”。所谓“笔笔有天际真人想,一丝尘垢便无下笔处”。其操笔则解衣盘礴忘我无为,“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风”,“人见其梨花龙翔,而不见其人与抢剑也”。(《南田论画》)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形式。但是中国的文人画家能运用形式而不被形式所运用,运用形式又不在形式里。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技法,但是中国的文人画家能运用技法而不被技法所运用,运用技法又不在技法里。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思考,但是中国的文人画家主张思考而又不昧心性,“信笔取之,不滞于思”,不把自己束缚在思想观念里。所谓“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处。不知如何用意,乃为写意”。(《南田论画》)
西方艺术不停地变换形式、变换技法、变换观念,是因为它太关注于形式、技法和观念,所以会很快地厌烦某种形式、技法和观念。然而对形式、技法与观念的变换,不可能解决对形式、技法与观念的厌烦。执着于形的人,必然为形所累;执着于技的人,必然为技所累;执着于观念的人,必然为观念所累。要解决它,需要改变对艺术的关注点,需要更加关注艺术的本性。画家只有不依附于形式、技法与观念,才能不执着于对形式、技法与观念的改变。为了摆脱某种形式的束缚,挖空心思去寻觅新的形式;为了摆脱某种技法的束缚,千方百计去寻觅新的技法;为了克服某种思想观念的束缚,不得不钻进新的观念。这种做法虽然摆脱了想要摆脱的形式、技法和观念,却永远摆脱不了束缚。
中国的文人画不是摆脱某种形式,而是摆脱对形式的执着——忘形;不是摆脱某种技法,而是摆脱对技法的执着——忘法;不是摆脱某种观念,而是摆脱对观念的执着——忘我。
(作者系河北省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本文源自2014年12月18日雅昌艺术网)
文人画与画家画的界定
文/王赞
有关中国画创作的思考,一直困扰着当代的众多画家。在一定意义上,围绕中国画创作的本源性思考得不到合理清晰的解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势必还将会有更多争论。
当代中国画创作的探讨与争论,是一定时期之内一定群体所共同面临的话题,应该说,这一现状实际上已经困扰中国画坛很长时间。而观念之所以无法突围,究其原因在于本源性问题的讨论缺乏一个正确合理的层面,在论点与论据平行而无法交叉的基础上所展开的争鸣,其结果无异是徒劳的。
之所以这种情况出现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是因为绘画的传统、时代的变迁和画家的经历告诉我们,文人画和画家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而往往在指向绘画的某种具体价值判断的时候,两者又容易被混为一谈,从而加剧了矛盾的冲突。
【清】石涛《细雨虬松图》 纸本设色
100.8cm x 41.3cm 上海博物馆藏
不同价值体系下的绘画方式,决定了彼此间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评判标准下,从事绘画创作的个体都可以有属于自身的主张和研究重点,而束缚创作者的恰恰是对不同价值体系的判断,让身为创造者的画家们总在怀疑绘画方式的价值,忽略了绘画原初的功能和意义,因而,也只有在这一切被厘清之后,创作者在观念上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放。在艺术创作规律上,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过多的干扰与缺乏思想性的创作,势必会影响和约束创作者的激情与热情。我们需要追根溯源,找寻中国传统绘画最本源的精神追求,在今天,当我们试图追问的时候,就需要明确文人画和画家画之间所应当具有的清晰的界定和厘清,也只有这样,中国画创作者们才会少一些干扰,多一些自由。
翻看美术史不难发现,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绘画的发展,从古至今都是依据传统源头而为之,即使是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同样是依据传统进而打破颠覆传统的进行方式。在这里,我并非提倡打破传统,相反,是追溯真正的传统。绘画创作的观念问题,需要后来人不断溯源过去,不断反思今天。今天,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一种口号式的坚持,而忽略传统文化精神的内髓。如果仅仅是一种口号式的继承,那么,我想这种继承是需要打问号的。
艺术的发展,其方式是不断推进又有回归的迂回式,且总是处于螺旋式的上升之中。从原始陶器上的彩绘纹路,到长沙马王堆的T形帛画,在中国绘画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经历文人画的历史不过千年,而中国绘画本身有很多类型和方法,当接续传统的时候,不能忘记什么是中国绘画真正的传统,什么是更深层次的传统。这对于创作者更为开阔并清晰地思考创作问题,反思我们的艺术创作之路,是非常有必要的。
艺术应该是多元的,我们尊重历史,尊重千余年以来的文人画创作,也崇尚这样的写意精神,特别是感受到了中国绘画艺术因为有了文人的介入,而使得绘画有了图像以外极高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形成中国艺术特色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切,已无需过多褒奖,但当我们再次审视的时候会发现,近百年的文化发展使近代尤其是当代人,文人画的基本精神支撑即文人的素质,在百年发展中越发的缺失,其基点已渐渐远离今天的绘画创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强调以文人画的标准作为绘画终极发展目标是否合适?没有了文人的精神,何以成为“文人”,不成为“文人”,何以创作文人画?这一切,都是我们反思时必需面对的现实情境。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我们分析以往的绘画现象,也能从中得到启示。清中期“扬州八怪”群体的出现,是采取避世、清高、远离世俗的方式,来对主体文化进行的反抗,这一群体的出现恰恰说明人们需要多元的艺术形式,恰恰说明艺术创作不能由一种形式来统领创作的总体格局。从近代到当代,很多大师在这方面有着明确的体会和追求,比如林风眠,吴冠中,他们懂西学,也懂中国画,他们的创作学贯中西,从根本上是将自我摆在了一个画家的位置,他们是以一名绘画创作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因而,我认为他们的创作更为纯粹,是画家的画,而非文人的画。
厘清传统,并非是要求创作者在初学阶段便笃定一种成长方式。我长期在美院教学,对于这样的体系比较有感触,任何一种教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成果,都不是简单而论之的,其背后有巨大的时代要求。任何学校在培养中国画专业的学生时,都会提倡独特的具有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这些方法是我们掌握和了解中国画的基本手段。美院的教育方法是具有特色且成果显著的,所以,用高层次的理念来否决基础教育的体系是不合适的。
我并不反对文人画,对于作为绘画创作者的画家而言,需要明确个体的内心追求,也需要找到属于并适合自身的绘画之路。如果一名画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将文人画作为个体创作的方向发展,而也有一些人,尽管不具备文人画的修养基础,但其有很好的绘画技巧和创作理念,这样的人也应该有属于自我的发展空间。
因而,应该也必须让绘画回到画家群中去“开花”,让创作回到绘画本身,如果画家的作品贴近了内心情怀,无论是文人情怀还是画家情怀,都是好作品。在今天大量新兴媒体冲击的时代之下,人们时常追问:绘画还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新兴媒体无论如何冲击,它仍然无法替代绘画,因为绘画本身给人的冲击和震撼,是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这一视觉方式的记录,决定了其存在的意义。这也回应了文人画和画家画的不同,文人画类似于多媒体,以诗词、学养等表现无法用绘画表现的内容,相比而言,画家画则更为直接,也更为纯粹。
中国传统绘画精神通过中国文化不同类别的渠道,渗透表达其中,假如没有了文人传统,中国绘画自然也会失去许多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这是无可厚非的。绘画从起源上本身是一种单纯独立的艺术形式,所传达出的是一种直观的视觉记录与感受。如何创作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精神,而又不借助其他媒材的手段,这种发展之路,我觉得是可行的,也是值得提倡的。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更为直接并纯粹地把握中国传统绘画的内在精神,就需要今天的画家们投入更多的思考。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本文源自2015年5月5日艺术中国网站)
《国画周刊》主编 郑伟斌
来稿邮箱:19259066@qq.com
本文选自2021年01月23日《文化艺术报》T04版 详情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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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张瑞琪
审 核 | 梁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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