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个日本城镇正走向消亡，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女性奔向大都市？

她们因为上学或是上班离开了这座小镇，并且再也不想回来。

896座“可能消亡的都市”

2021年元旦假期，在东京一家睫毛美容店工作的22岁的上田由美，回到家乡——东京西北方230公里的新泻县津南町。迎接她的，是故乡接近两米高的皑皑白雪，和一成不变的单调。

这是她离开新泻定居东京的第4个年头。跟家乡的单调不同，上田由美在东京的生活繁忙且充实：睫毛美容店的工作没有固定休息日，她几乎每天早上七点离开公寓，晚上十点才能回家；但客户的预约总是源源不断，这让她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成就感。

“虽然我很喜欢家乡，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回去。”上田由美说，她离开家乡的坚定信念，少不了母亲的支持。50多岁的母亲总让她安心待在东京，“就算你回到家乡，也做不了你想做的工作。”

上田由美的这种选择，暴露了许多日本中小城镇女性不想留在家乡的现实。

新泻县津南町的冬天 图片：网络

2014年，由专家组成的民间研究机构日本创成会议发布了一份《为了21世纪的持续发展——停止少子化·地方元气战略》的报告。日本创成会议主席、原日本总务省大臣增田宽也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能消亡的都市”（消滅可能性都市）一词。

在他看来，“20岁到39岁的女性是生育的主力，根据估算，从2010年到2040年，如果一个城镇（自治体）里该年龄段的女性人口下降超过50%，那么该城镇（自治体）在未来很可能会因人口减少而灭亡，这就是‘可能消亡的都市’。”。

根据这一标准，增田宽也在日本选出了896个“可能消亡的都市”。占地仅有172平方公里、人口9000人的津南町就是其中一个。

截止到2020年12月，津南町20岁左右的女性只有254人，仅占到10年前该年龄段人口的64%。包括上田由美在内的许多年轻女性，因为上学或是上班离开了这座小镇，并且再也不想回来。

896座“可能消亡的都市”地理分布 图片；网络

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估算，2045年日本总人口将达到1亿6442万人，比2015年减少约16%，其中有688个市町村人口将减少40%以上。

该研究所所长林玲子分析指出，从2000年起，城市年轻女性的比例一直高于农村地区，且女性学历越高，向城市流动越明显。此外，从都市返回乡村的女性比例也远低于男性。

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大量流出，成了各大“可能消亡的都市”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女性再也不回来的城镇

能为津南町带来一丝希望的，大概只有现年34岁的桑原悠，这位全国最年轻的女町长。

桑原悠是津南人，起初，她考上了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并和町上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打算毕业后就留在东京工作。然而，2011年长野县北部的一场地震殃及了津南町，使得25岁的桑原决定投身到家乡重建的工作中。她先成为了町议会议员，后又从2018年起担任町长。

“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要去东京生活，所以我很理解那些不愿意回乡的女性的心情。在津南町，很多男性会因为继承家业而留下来，而大多数女性在被养育的过程中根本没有继承家业这一前提。”感同身受的桑原在竞选町长前，就认清了自己执政的主要目标：阻止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不断流失。

津南町町长桑原悠 图片：网络

两年多以来，桑原悠进行了一些改革：合并幼儿园、增加政府和民企管理岗位的女性数量、鼓励当地女性创业和男性参与家庭育儿等等。然而，这些政策还未见效，她却不得不先承受这个小镇带给女性的无形压力。

在桑原悠还是町议员的时候，她嫁给了当地的一名养猪户，从此以后，她总是被当地人“教导”：“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应该听他的话，在家支持他的事业”。

工作之余，身为两个孩子母亲的桑原还要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可即便如此，她受到的指责也从未停止。在她竞选町长时，人们依旧对她横眉竖眼：“你的孩子还那么小”、“你要是个年轻男人，就不会整天叫嚣这些女性权益了”。

“女性们不愿意回来，是因为她们同男性的差距比大城市要大很多。”桑原悠坦言，“我亲自体会到了这里的一切对女性而言是多么窒息，而我们的政策，还没有真正见效。”

紧邻新泻县的长野县川上村，同样被列入了“可能消亡的都市”。

10年来，川上村人口减少了600人，现有居民不到4000人，未婚男性、外出后不再返乡的女性比例也在逐年增加。迫于无奈，村里请来了一家婚庆公司，希望能吸引到别处的女性嫁过来。而婚庆公司询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这里，女性的生活容易吗？”

川上村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说：“自从我嫁过来，就感觉自己是屏住呼吸在生存。婚后的每一天我都提心吊胆地。有时候我想打扮或者尝试一些新东西，周围的人就会对我指指点点。”

另一名20多岁的未婚男性则表示，村里的气氛很沉重，他不愿带自己的伴侣回村里。

大分县的乡村 摄影：蕴酱子

女性们更青睐大城市

与一些城镇在走向消亡不同，东京首都圈（东京都、琦玉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的人口却在不断增加。

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2018年，从地方迁入首都圈的人数超过迁出人数约14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他们多因上学或工作而来到首都圈。

自1990年以来，女性迁入人数逐年上升，并在近十年来超过了男性。2018年，有7万8千名女性迁入东京都，达到了4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各年份东京首都圈人口增长数（仅日本人）(1960～2017年) 图片：金融经济Initiative

一家女性杂志《Telling》调查了年轻女性愿意留在东京的原因：相较于乡下，东京是个更宜居地方；对于很多从乡村来东京工作的女性而言，东京是一个“什么都有”、“选择多”的城市。

“就算是去个便利店，大家也可以选择是去7-Eleven，罗森，还是全家。而在乡下，人们往往没得选，甚至有时候连便利店都没有。工作也是一样的，东京的公司多如繁星，女性的选择被扩宽了。”

此外，人和人之间相对遥远的距离、没有明显的男尊女卑思想，成了许多女性青睐大城市的另一个原因。在乡下，人们对彼此的动向非常敏感，如果一名单身女性的周围有人结婚生子，那么她也会被问及相关问题。而在大城市，被问及个人隐私的情况相对较少，此外，“女性应该早点结婚”“女性婚后必须要相夫教子”这样的传统观念在大城市并不盛行，年轻女性也能更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

东京街头人来人往 图片：CFP

常年进行都市研究、营销杂志《Across》的主编三浦展也认为，由于近年来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日本的女性开始向大都市聚集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乡村，如果男人找不到自己特别喜欢的工作，只要“不太挑剔”，他们就还有选择的余地，然而女性就只能被告知去结婚。所以，如果乡下女性找不到吸引自己的工作，她们会选择去东京这样的大城市。

这也间接解释了日本不断走高的不婚率：“收入高的未婚女性会选择住在大都市里，而收入普通或是低的未婚男性一般选择住在普通城镇或乡村。所以只有东京有很多未婚女性，乡下则有大量未婚男性。这两个群体无论如何也不会遇见对方。”三浦说。

如何阻止“消亡”

日本创成会议的“可能消亡的都市”名单，为许许多多城镇敲响了警钟，和桑原悠一样，一些地方官员开始着手改革，希望能减缓或阻止都市灭亡。

位于兵库县北部的丰冈市，正在通过努力消除社会中的男女性别差异，来留住女性。丰冈市有常住人口8万人，2017年当地官员发现，由于本地没有四年制的大学，许多丰冈的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家乡。

在离开家乡的人中，每4名女性中只有1名返回家乡，男性返乡率则高于女性：每2名中就有1名返乡。

经过进一步调查，官员们发现了丰冈市的女性在本地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内工作的男性中有80%都是正式员工，而女性正式员工的比例不到50%，平均收入也仅为男性的一半。此外，丰冈市休育儿假的女性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一场无声的反抗。如果女性们说出来，我们就可以采取行动。可是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从这座城消失。这些女性在丰冈市生活的价值被剥夺了。”丰冈市市长中贝宗治说。

兵库县丰冈市街头 图片：维基百科

为了缩小性别差异，丰冈市一家箱包领军企业“由利”率先站了出来。社长由利升三郎表示，在公司的越南工厂里，几乎所有关键岗位都由女性担任，而丰冈的总公司却完全没有看不到这样的场景。对此，由利升三郎细化了每一个职位的分工，以便员工更好地调休和请假；缩短了哺乳期女性的工作时长，还有意识地将管理岗位分配给更多的女性。

随后行动起来的是市政府，从2018年起，中贝市长开始了市政部办公室职位调整和行政改革，截止到2020年，市政府办公室女性管理人员(科长以上)的比例由2018年度的7.7%提高到2020年度的10.2%，男性员工休育儿假的比例也提高到了54%，并预计在2022年达到100%。

除了改革，改变人们的“主流”家庭和社区意识也十分重要。2020年，丰冈市的市民团体开展了“缩小性别差距战略会议”，并选取了不同职业的10名市民参与会议。

经营一家护理机构的女性大槻京子也是参与者之一，曾在当护士期间受到过性骚扰、在创业初期也因为女性的身份受到批评的她，对正在努力消除性别差异的丰冈市寄予了厚望，并表示自己永远不会放弃“给城市开辟一种新意识”。

然而，也不是每一个城镇的政策都能有所获益。位于日本东北地区的岩手县釜石市就是一个失败案例。

从上世纪60年代起，釜石市就开设着一家大型钢铁生产厂，由于效益极好，这家工厂雇佣人数顶峰曾达到过8千人，半个世纪以来，釜石市是整个岩手县最重视工厂效应和员工利益的地方，也一直采用“工厂招徕”的策略来留住居民。

然而，釜石市失败得很彻底。2005到2010年的人口数据显示，釜石市人口流失接近8%，几乎是整个岩手县中流失人口最多的地方。

瑞穂综合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解释了其中缘由：城市的第三产业会随着时代逐步发展起来，对于生活中充斥着娱乐和消费的人们而言，传统的工厂对他们已经毫无吸引力。此外，从1990年代起女性大学升学率的急速上升，也是乡镇人口流失的重要原因。对于高学历、想要掌握自己未来的女性而言，工厂显然早已不是她们的最佳的选择。

日本男女大学升学率走势(1954～2012年) 图片：瑞穗综合研究所

瑞穗研究所在报告中还指出，发掘地区潜在资源、振兴地方产业、推广旅游业的政策，对于阻止人口流失并没有太大帮助。日本人口减少的原因，并不是东京首都圈人口增加和地方人口减少的对立，而是随着女性学历的不断提升，日本社会并没能为她们创造出理想的工作和生育环境。

在首都圈，人口的大量聚集导致了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这为高学历的年轻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这些优势是地方乡镇难以突破的。此外，如果政府无法改变女性在工作和生育上面临的困境，就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低生育率的问题。

短暂的逃离

无论政府多么警觉地制定着政策，“可能消亡的都市”名单公布后的六年多里，依旧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东京。

不过，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奥运会的延期，东京的人口数在2020年5月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并在2020年8月创下了迁出超过迁入4500人的新纪录。

在疫情期间，东京的弱点被暴露了出来：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感染和传播病毒的风险都更高。加上远程办公的普及，人们在东京生活的积极性也随之降低。于是，逃离东京成了很多人的无奈选择。

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多人开始逃离东京 图片：CFP

明治大学研究人口经济学的加藤久和教授指出，在讨论“可能消亡的都市”的时候，不能只局限在出生率上：“不管年轻人去向哪里，只要20岁至39岁这个主要生育年龄段的女性不再增多，那么无论出生率多高，出生的孩子数量都会减少。”

在他看来，“就算在疫情期间人们离开了大城市，但对于整个日本而言，这不是零和游戏，而是负和游戏。全国所有的城市人口都在下降，唯一的区别不过是速度的快慢。2019年，日本的新生儿数只有86.4万，这是由于年轻女性人数减少而引起的。这样看来，日本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可能消亡的国家’。”

在谈及解决方案时，加藤久和教授强调了“多个当地核心城市”的重要性：“加强个别地区是没有用的，日本必须要在各个地方发展一些核心城市，例如：大阪、名古屋、仙台、福冈等等。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也是诸多大学和企业的所在地。只要吸引人们定居，核心城市会造成‘大坝效应’，就能阻挡当地人口外流到东京。”

（本文中，上田由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