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帝国罗马历史作品评析

论题：帝国罗马历史作品评析

主讲人：杨共乐

参与讨论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傅杰、倪滕达、吴涛；硕士生张子青、杨建伟

记录、整理：张子青

主讲人简介：杨共乐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古代罗马史、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罗马史纲要》、《罗马社会经济研究》、《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等。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曾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兼任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杨共乐教授：罗马史学以其文献丰富、思想精深而闻名于世。国内外学者对罗马史学的研究很多，成果颇丰。今天我们就选择五部帝国时期的罗马史学作品作为课堂讨论的对象。它们分别是卢卡努斯的《内战纪》、约瑟夫的《犹太古史》、琉善的《论撰史》、阿米阿努斯的《英勇业绩》和克劳狄安的《诗集》。这五部作品大家都已翻译过，内容也很熟悉。下面就请各位同学按时间顺序依次对它们进行评析，以求通过评析古典作品，达到深入了解文献内涵、把握文献特色的目的。在评析时，尽量做到线索清晰、见解独到，不拖泥带水。

张子青：按照杨老师的要求，我先来谈一谈卢卡努斯的《内战纪》。卢卡努斯生活于公元39-65年，比恺撒晚近百年。但他撰写的内容与恺撒的《内战记》一致，所以我选择了比较这种形式来分析卢卡努斯《内战纪》的史学特点。

首先，从文体上来谈。文体作为历史叙述的语言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历史叙述的展开模式和风格。罗马史学自匹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前 254—？）、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 234—前149）以来，确立了以散文体为主的文体传统。由于散文体句式自由，无韵律要求，更便于准确地叙事，因此恺撒同绝大部分罗马史家一样，采用散文体写作，按照编年的顺序，平铺直叙内战的历史，并且形成了平正洗练、简朴流畅的文笔风格。

相比之下，卢卡努斯则一反传统，采用诗歌体叙史，①大不同于那些用散文体写作的史家，这使得自古典时代以来学者们对卢卡努斯的定位不一。例如昆体良将其视作演说（修辞）家，②塔西佗将其视作诗人，③生活于四世纪晚期的语法学家塞尔维乌斯（Maurus Servius Honoratus）则将其视作历史学家；①中世纪时，学者们继承了古典时代的众家观点，仍无定论；②到近代，尤其是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历史学兴起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史学史著作均未将《内战纪》纳入史学作品的范畴。但是我认为《内战纪》是一部史学作品，诗歌也应当被视作古典时期历史著作的一种文体。

首先，卢卡努斯的写作目的是探究内战爆发的深层原因，揭示罗马盛衰之理，通过对客观历史的深刻反思，得出用于教谕世人的教训。从这一点看，《内战纪》是一部史学作品，而且是一部“反省的历史”。③

其次，《内战纪》叙述的内容大部分符合史实。若将卢卡努斯的《内战纪》与恺撒的《内战记》对比研读，就会发现除部分引误外，卢卡努斯基本忠实于恺撒的记述，④符合史实的地方居多。它与《荷马史诗》和《埃涅阿斯纪》等神话史诗不同，而是一部排除了神对历史的干预、以人事为中心、以真实历史为题材、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叙史诗。

第三，诗歌同李维、恺撒等史家所采用的散文一样，都是文体，是记述历史的工具，它对卢卡努斯而言更多地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不是写作的目的和对象。卢卡努斯只是在文体上选择了诗歌，借鉴了荷马和维吉尔的一些写作方法而已。

第四，《内战纪》中大量的虚构的演说辞一直以来为史家们所诟病，成为其无法被列入史学作品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内战纪》第七卷第45-85行，卢卡努斯记述了西塞罗在法萨卢斯之战前发表的一篇演说，而实际上西塞罗当时并不在法萨卢斯。但是，演说辞与史学的结合是西方古典史著中的普遍现象，并非《内战纪》所独有，而且随着近二三十年来历史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西方古典史学作品中虚构的演说视作“谎言”，而是一种对“心目中的真实”的建构。⑤因此，《内战纪》中的演说辞并不足以构成将其开除出史学范畴的理由。

恺撒是内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是一位反共和派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写作《内战记》的动机主要是为自己发动内战的行为辩护，同时宣扬自己的才德和功绩。卢卡努斯是内战的“旁观者”，是一位共和派的元老、哲学家和诗人。他写作《内战纪》的目的是探究罗马兴衰的原因，宣扬罗马的传统道德和共和思想，教谕世人。二人在身份和写作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历史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恺撒重在叙事，讲求落笔的技巧；卢卡努斯重在思想，追求道德的教谕。因此，在内战的起因、内战所处的历史阶段、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题上，恺撒没有阐发深刻的认识，卢卡努斯则架构起比较完整的历史思想体系。

在对内战起因的认识上，恺撒认为共和派敌视他，一再拒绝他提出的和解建议，最终动用紧急戒严法，赶走保民官，破坏罗马的法律，是迫使他不得不发动内战的原因。⑥这种解释直接浅显，而且是一种出于政治目的的自我辩护。卢卡努斯则将内战视作短期原因和长期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克拉苏和茱莉娅的死直接导致了恺撒和庞培的矛盾激化和内战的爆发；但从长期看，内战是自布匿战争以来，罗马道德堕落和被命运（fatum）抛弃的必然结果。这无疑继承了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等史家的观点，契合了罗马史学“道德史观”的传统。

关于内战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恺撒没有给出答案，但卢卡努斯认为，罗马的历史是连续的，而且在变化的道德的牵引下呈现出治乱兴衰的阶段性和循环性的变迁。从罗穆路斯建城到布匿战争，罗马人凭借伟大的道德一次次克服险境，国势日上；然而自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世风日下，内乱不断，不论是民众还是统治者，全部腐化堕落，最终将罗马推进内战的深渊；内战结束后，罗马在尼禄时代迎来“再造”和“复兴”，开始新的历史循环。概言之，内战在整个罗马历史中起着承前启后、连接罗马的“堕落阶段”与“复兴阶段”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努斯对“命运”与历史的关系的认识。首先，他认为命运分两种：fatum指一种固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类似神意、天命；fortuna是一种随机的，漂移不定的力量，类似运气、机缘。①第二，在《内战纪》中，fatum对罗马的态度与罗马人的道德状况密切相关。在罗马民风淳朴的时代，fatum护佑着罗马，使其走向强大（与李维和维吉尔笔下的fatum类似）；随着罗马人道德败坏，fatum为罗马谋划了巨大的乱局，注定了恺撒、庞培和加图最终灭亡的结局。第三，fortuna（偶然性）统一于fatum（必然性）之中。例如恺撒战胜庞培是fatum毁灭罗马的重要一步。在这一步中，虽然fortuna有时也会帮助庞培取得一些胜利，却无法改变庞培注定失败的结局。可以说，在卢卡努斯的笔下，道德与fatum、fatum与fortuna之间的关系规定了罗马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具体形态，使得罗马在永恒中走出了一条兴衰治乱的历史之路，在滚滚大势中上演了一幕幕丰富多变的历史情景。

总之，恺撒的《内战记》和卢卡努斯的《内战纪》虽然主题相同，但前者长于叙述，文笔精致，是一部优美的历史散文；后者长于思想，构想宏大，是一部思想深刻的历史哲学作品。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罗马史学的多样性。

杨共乐教授：子青同学刚才通过比较这种形式讲了恺撒的《内战记》和卢卡努斯的《内战纪》在文体和历史思想上的不同，认为：恺撒在文体上继承了罗马史学的传统，采用散文体，以叙事见长，但缺少对历史的反思与架构；卢卡努斯在文体上突破了罗马史学的传统，采用诗歌体叙史，在史观上则继承了罗马史学的传统，秉承道德史观，架构起完整的历史思想体系。这里子青同学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即历史作品是否可以用诗歌体撰述？请大家思考。

傅杰：帝国史学中有用诗歌体叙史的学者，也有用希腊文撰写地方通史的史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就是其中的一位著名犹太史家。约瑟夫出身一个显赫的祭司世家，他一直以饱学之士自居，在《自述》中声称自己精通律法，十四岁时便以敏而好学著称，十六岁时就已通过了三大犹太教派——法利赛派、撒都该派和叶赛尼派的考核。之后，他投入一位名叫班努斯的苦修者门下修行三年。十九岁时，约瑟夫正式成为了法利赛教派的一名信徒。在他二十六岁那年（公元64年），时任犹太地区监查官的法利克斯（Felix）将几位祭司解往罗马听候尼禄发落，约瑟夫临危受命出使罗马以营救这些祭司。这次罗马之行显然对约瑟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太战争爆发后不久，约瑟夫受命主持加利利地区的防务。而在此之前，他却一直以“亲罗马派”自居，劝诫主战派，称起义“对我们而言只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②公元67年，约瑟夫所在约塔帕城也遭到了罗马军队的猛烈围攻，并在历经四十七天的激战后陷落。约瑟夫与一群战友突围而出，却被搜索残敌的罗马士兵包围。他首先诓骗同行的战友自杀殉国，之后又率亲信向罗马军队投降。在被带至韦斯巴芗面前听候发落时，约瑟夫竟以上帝名义预言韦斯巴芗将成为罗马元首。③随后，他便以韦斯巴芗“座上宾”的身份，亲眼目睹了罗马军队的节节胜利以及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战争结束后，韦斯巴芗“不但将自己成为元首前所居住的宅邸的一部分”赐予约瑟夫，还授予他“罗马公民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一笔年金。”④

虽然约瑟夫的这些行为可以被称为“背叛”，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未放弃犹太信仰，甚至在作品中一再为犹太人奔走呼号，用自己的文笔呼吁罗马当局乃至整个罗马社会，尤其是希腊人，重新认识和看待犹太人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从而让犹太人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文化得以维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约瑟夫的几部作品均以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为主题，但他显然是站在罗马世界的角度重新诠释了犹太人的历史。所以在他的笔下，上帝虽依旧是宇宙的唯一主宰，但已不仅仅是巴勒斯坦的上帝，而是整个罗马世界的上帝；犹太人作为芸芸众生中极不平凡的民族，已不再受到上帝的偏爱；所以犹太人必须重新认识他们在罗马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而这正是约瑟夫在《犹太古史》中所要力图解决的命题。约瑟夫认识到单单讨论犹太战争乃至更早的马加比起义是不够的，一部犹太民族的通史显然能更好地展示他对犹太人在罗马世界中的命运的思考。因此《犹太古史》在篇幅上固然无法与李维的《罗马史》相提并论，但在内容的跨度上却从开天辟地一直叙述至犹太战争的爆发（公元66年）。在这部书的末尾，约瑟夫还表示有意加入有关犹太战争的内容，并要将这部史书“续写至当下，即图密善·恺撒治下第十三年”（公元93或94年）。①

犹太人的圣经文学固然为约瑟夫的作品提供了既成的范式，但他的写作也绝不仅仅如他自己所说，是对圣经进行翻译这么简单。约瑟夫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让自己的笔下不仅仅呈现出一个犹太人的世界，更要呈现出一个罗马的世界。于是在《犹太古史》的前十卷，约瑟夫便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希腊哲学和文学观念对犹太圣经进行重新诠释。这种方法在约瑟夫笔下的一系列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得圣经中的犹太英雄们展现出一种希腊风范：亚伯拉罕成为“第一个敢于传播上帝是唯一的神这一真理”的哲人，他的一神论的观念“源自对大地、海洋以及日月星辰所发生的种种异常现象的观察，甚至神迹”。②此外，约瑟夫又让亚伯拉罕前往埃及与当地人辩论，称他“与每个对他不满的人会面，又因人而异，用不同的方法驳斥他们，并向他们证明其观点是如何地荒谬和自以为是”。他还说亚伯拉罕“与埃及人交流数学知识，并将天文学传入埃及。因为在亚伯拉罕到来之前，尚无埃及人知晓这门学问”。③约瑟夫同时引入了“德行”这一希腊化的观念，用以解释上帝为何与犹太人立约。这样做不仅淡化了上帝的犹太色彩，更将犹太人的世界与罗马世界在“德行”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从而为营造“罗马世界的上帝”这一观念铺平了道路。同样，为了营造“罗马世界”的氛围，约瑟夫甚至不惜篡改了犹太律法。他在第四卷转述犹太人的律法时，便将其中一条改为“任何人不得亵渎其他城市所膜拜的神灵，也不许盗窃任何神庙以及献给神明的礼物。”④而与之相对应的《申命记》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则称：“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约瑟夫此举显然用心良苦。

约瑟夫在《古史》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便是将犹太人的文化与其历史和政治相互剥离，并抽象为一种超越历史和政治的先验性的观念。这种观念用约瑟夫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上帝与律法”。这一观念犹太人古已有之。但约瑟夫更进一步，将其升华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犹太古史》的开篇伊始，他便强调摩西律法蕴含着“宇宙的本质”，并且在后文中不厌其烦地强调“上帝与律法”是犹太人的根本和幸福之源。可以说，《犹太古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证明“上帝与律法”观念的作品，例如约瑟夫写道：“从如此漫长的历史中所汲取的最主要的启示，便是务必遵循上帝的意志，不要逾越律法半步，不光信仰如此，凡事也都应如此，而上帝会赐予他们福祉；对于那些不能恪守律法者，唾手可得之事也会变得遥不可及，缜密的谋划也会化为无可挽回的灾难”。⑤对于眼前犹太人遭受的亡国之痛，约瑟夫也是如此解释的。他首先援引罗马人保护犹太人风俗的大量法令，以此证明罗马帝国对律法的尊重。与之相对应，约瑟夫将反抗罗马者统统斥为匪类或骗子，指责他们亵渎了圣殿，“所以上帝决定抛弃这座城市，让罗马人的大火净化耶路撒冷，让我们的妻儿沦为奴隶，用如此深重的灾难来惩戒我们”。⑥于是，罗马帝国与犹太人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便被解释为律法的存废，而他的结论也不言自明：维系犹太人存在的既非历史更非现实的政治，而在于“上帝和律法”的观念。既然律法并不为罗马世界所排斥，那么犹太人为何要反抗罗马的统治呢？

杨共乐教授：约瑟夫与李维、波利比乌斯这样的罗马希腊史家一样，都在诠释一个新的罗马世界的形成。罗马希腊史家的任务是在诠释罗马如何由一个城邦扩展至帝国，而约瑟夫的任务则是在诠释这个新的罗马世界是如何吸纳犹太人的。约瑟夫考虑的既有继承和宣传犹太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作用，更有服务当下的责任。不过，无论是卢卡努斯还是约瑟夫都没有对史学自身进行反省的自觉。

倪滕达：在罗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真正对史学有反省自觉的还要到公元2世纪的琉善。琉善生活的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阶段。盛世罗马从帝国中心到行省，均是一派繁华景象。琉善的作品很多，但与史学有关的主要有《论撰史》一文。

《论撰史》主要完成了一破一立两项工作。破，是对当时存在的不良史著提出批评；立，是就如何撰写历史提出改良建议。琉善在《论撰史》中首先批评了很多历史作家在观念上的错误，即无视历史的求真原则。他们或将历史当作谄媚的工具，或将历史与诗歌混为一谈，任意发挥想象力。然后，他又指出很多史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缺乏文化素养；在文章编排上，也存在详略不当、主次不分等问题。针对这些现象，琉善阐述了自己的主张。他总结出历史作品应该具备三大特点——求真、实用、平易。琉善说：“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他在文中四次强调，写史不是为服务当代读者，而是要着眼于未来的读者，作用在于让后人了解历史。历史作品既然要求真，就不应是作者炫耀文采的舞台，其文字要做到简单易懂、朴实无华。①

琉善认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兼具“史才”和“史德”。在“史才”方面，史家须具备两类特质：一类是天赋；一类是技巧。前者不可学，后者可通过苦练习得。“天赋”指的是“政治眼光”，即具备政治洞察力和军事经验。“技巧”包括史料搜集和文字运用两个方面。琉善指出，在史料搜集方面，史家应注意两点：一是秉持谨慎的态度，二是要有理性的判断。在文字方面，史家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要选择平实易懂的语言，做到文笔简洁，详略得当，明晰轻重。他还指出，史家在记述历史事件时，应平易流畅、环环相扣，行文中要慎重对待褒贬，将判断的权力留给读者。在“史德”方面，琉善认为一名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独立之精神，求真之信念。首先，史学家要服从史实，要敢于直言不讳，直面现实。第二，在独立正直的基础上，史学家要做到求真，明确“历史家的任务，是把现成的事实加以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不需要虚构他所叙述的事情，而只需要考虑叙述的方法。”②

杨共乐教授：琉善的《论撰史》以书信的方式展开。原作内容虽略显零散，但其阐释的撰史原则和方法很有道理，是古代留下的唯一一部明确讨论该主题的文章，是罗马“史学家对史学自身的理论和历史具有自觉意识的标志”，③对后世影响很大。公元3世纪至公元4世纪是罗马帝国相对混乱的时期，留下来的著作很少。惟一值得关注的是史学家阿米阿努斯的《英勇业绩》，又称《罗马史》。

吴涛：阿米阿努斯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古典历史学家”。其作品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且继承多于发展。他的《罗马史》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继承并改进了西方古典史书的编纂体例。叙事体由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首创，并且成为日后史家效仿学习的圭臬。阿米阿努斯的作品主要采用编年叙事体，以时间为轴，按年份记述历史事件。但在具体写作中，为了完整叙述跨年度的历史大事，他又引入了纪事本末体。例如在讲述瓦伦斯奥古斯都连续三年攻打哥特部族的史事时，阿米阿努斯用一个章节完整地讲述了这次征战的缘起与过程。此章节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历时三年（公元366-369年）的征战，是典型的纪事本末体写法。此外作者还适当地在正文中加入杂记和插叙部分，为整个作品的主题服务。例如在讲述朱里亚努斯东征前，他用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了关于罗马东部和萨珊波斯的背景知识。④

第二，继承了古典史学求真探索的精神。立意求真、竭诚探索，是西方古典史学的重要传统。在这方面，阿米阿努斯做得毫不含糊，并且多次加以强调。在他的作品中一共有六处集中讨论了历史真实性的问题，⑤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著书原则：一是史实的评价和选择原则。阿米阿努斯坦言自己记述的是“观察到的事件，或是通过仔细调查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得到的材料”。①他十分重视一手材料的搜集与利用。全书共有十余处地方明确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的，这也是这部作品具有较高可信度和史料价值的关键之处。二是史实的表达和解释原则。他强调说“历史著作的规律要求对极其重要的事件给予详细描述，而不是在琐碎的问题上钻牛角尖”。②纵观全书，政治和军事大事依然是最主要的话题，那些插叙和杂记基本都是为这些重大主题做铺垫或介绍的。

第三，继承和发扬了古典史学道德垂训和批判现实的传统。阿米阿努斯的道德观念来自柏拉图和西塞罗，重视政治事件背后蕴含的道德观念，对每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包括最高统治者，都是按照一定的古典道德规范来评价和记述的。而他的历史批判主义同历史评判的道德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撒路斯提乌斯和塔西佗的观念一脉相承。只是他已经不再像前代史家那样尊奉共和思想，而是主张君主制度下的仁政，极力维护君主继承制度的正统性。

第四，与波利比乌斯等作品一样，阿米阿努斯的《罗马史》也具有宽宏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世界史观”。书中通过杂记和插叙不仅记录了罗马帝国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大量信息，还介绍了关于“世界尽头”民族的许多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例如本书曾提及“赛里斯国”（Seres，即当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东亚地区）以及产自“赛里斯国”的丝绸。更为难得的是，这部著作还记述了当时横行欧亚草原的“匈人”的详细情况，这很可能是西方世界最早认识和记录这支民族的文字材料。

当然，以当今的史学标准来看，这部作品尚有个别不足之处：

第一，对社会、经济等主题不够重视。阿米阿努斯曾强调自己只会记录重大事件，不会“在琐碎小事上钻牛角尖”。当然，在他看来，只有政治、军事事件等关乎罗马兴衰的才是大事，这也就在无意中忽略了当时社会、经济、宗教等日常话题，例如公元356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被放逐这一宗教史上的“大事”，在这部著作中仅被一笔带过。

第二，未能摆脱古典史学的命运观。阿米阿努斯用命运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来解释罗马在历史发展中遭遇的挫折、失败和衰落，同时也用它来说明罗马帝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认为罗马终将走向永恒和辉煌。

杨共乐教授：5世纪时，罗马帝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停滞，外患不断，几乎没有重要的历史著作留存于世。不过，幸运的是有一部克劳迪安的《诗集》保存了下来。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一位诗人似乎很难成为一个时期的史学权威。

杨建伟：确实，作为宫廷诗人，克劳迪安常常即兴创作，在对材料的使用和分析上难免大打折扣，而且其作品又多为颂词、批判书以及与罗马官员的信件，其间充斥华丽的辞藻和修辞，透露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史料的角度来说，其作品中有不少对史实进行歪曲、故意遗漏和修改之处。这些都威胁到它的史学价值。

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克劳迪安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虽然帝国晚期的罗马城已今非昔比，不过对于外来者，仍然显示着自己的高贵。寄生的城市平民对那些与自己争食的外来人充满敌意，总是吵嚷着将外来人逐出罗马城。所以，要想在罗马立足，克劳迪安首先需要解决安身问题。这里涉及到一个可以追溯到罗马的一项古老传统——庇护制。在罗马，贵族通过庇护对文学创作施加影响的现象非常普遍。公民之间形成的这种关系在政治和社会系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连接作用。在克劳迪安的十四篇长诗中，除了一部神话史诗和一篇献于公元395年执政官的颂词，其余各篇虽然针对的对象不同，但主体内容是一致的——直接或间接颂扬西部罗马权臣斯提里克的文治武功。这说明克劳迪安很可能受到斯提里克的庇护。因此克劳迪安对当时东西罗马权臣的看法，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时常引起人们的怀疑。

尽管如此，克劳迪安的作品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首先，一份材料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帮助后人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考察现今留下的有关公元395年之后帝国形势的史料，我们发现正是凭借着克劳迪安的作品，后人对狄奥多西之后的帝国史有了连贯的了解，对西部宫廷的形势有了清晰的认识。不仅如此，现今人们对于斯提里克这个时代性人物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克劳迪安的记述的基础上。如果因为这些作品的文体是诗歌而将它们搁置一旁，那么我们难免会陷入无据可查的境地。其次，克劳迪安的作品大多用于公开朗诵。鉴于罗马民众对政治的了解，即便他在作品中运用夸张、掩饰等手法，也不可能信马由缰地编造。第三，克劳迪安的作品中表达的许多观点，得到了其他同代人的作品的印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作品的可靠性。

在罗马的历史上，诗歌即便不是政治工具，也是维护个人地位的一种方法。帝国晚期的颂词多半华而不实、牵强附会。致颂词者常规避政治，热衷于无关痛痒的话题。克劳迪安却不止于此，他在每部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在东西部罗马纷争中的鲜明立场：维护帝国统一，坚持西部罗马的正义性，申辩斯提里克对东西部罗马的监护权。事实证明克劳迪安对政治非常敏感：他深知年幼的霍诺里乌斯不过是名义上的君主，实际掌权者是斯提里克，自己要想在西部宫廷的斗争中明哲保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附于强者，接受斯提里克的政策。站在西罗马的立场之上。他批判所谓的佞臣，述说平叛御敌的艰辛，使得东西部罗马的权臣大事尽在其作品中一一展现。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这正是其作品的史学价值所在。考虑到这十年间帝国的复杂局势以及相关史料的匮乏，克劳迪安的作品应该得到珍视，因为它们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罗马宫廷运作的图景，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克劳迪安的作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但保留了许多历史信息，因此具有史学价值。当然，后人需要反复研读其文本才能透过迷雾，深刻挖掘其背后的历史真实。正如著名古典学家卡梅隆教授所言：“任何人都不能仅仅满足于克劳迪安作品的表面价值。读者需要在诗人的诗句间反复阅读，许多被忽略的相关事件对我们追溯克劳迪安的写作意图有很大帮助。”①

杨共乐教授：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历史作品还有很多。这五部作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家刚才评析的也只是某一本书而已。不过，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种新的现象。这就是罗马史学的连续与多种史学形式的共存现象。用贯通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把握罗马帝国史学的整体特征很有帮助。因为贯通是一种能够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我们应该很好地利用这种方法。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