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奇葩说》再问一个真问题

作者：雅婷

编辑：木村拓周

《乘风破浪的姐姐》已经播出到第二季了，最新一期《奇葩说》的辩题还是“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

并不是说“浪姐”本身表达了多么具有进步性的议题，但刚过去这一年，确实是借综艺轰炸之力，女性议题得以在线上全方位多角度讨论的一年。

综艺聚光灯之外，还有“拉姆案”、“散装卫生巾”和“假靳东骗局”等具体而又近距离的女性问题，无一不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大量公共讨论。

然而经过了这些种种，我们竟然还要听“欣赏与爱不应该分性别，美好的世界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这种空洞又委屈的说教式口号；还要看诸位在名利场沉浮能养活一家几口的“独立女性”，出来以身作则拒绝彩礼；还要假装自己不知道真的存在没有选择的女性，需要靠彩礼来为兄弟娶妻盖房；还要把女性独立选择的问题归为女性自我愿不愿意被贴标签，愿不愿意服从一个标准的问题。

这难免让人沮丧。

《奇葩说》作为一个综艺节目，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解决一系列需要靠法律法规来解决的问题。但它为什么不能提出一个更好的问题？

这个曾经靠提出和回答问题，让“边缘群体”被看见的节目，怎么到了今天就要假装去提出一个问题？

指出“《奇葩说》变了”似乎没有意义。

这是它作为网综存在的第七年了。在表达空间和受众因各种原因，都愈发“内卷”的内容制作语境里，没有一个靠表达为核心的综艺节目，能历经千帆又不坠青云。

节目组也无法假装无事发生。两年前《奇葩说》第五季出了个宣传片，调侃自己“IP老化、选手抱团、流量不行，评分下滑”，几乎想放弃治疗。后来几个年轻观众来到病床前，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

“你放弃治疗了，我们怎么办？”

“是谁教我养男人不如养一条狗的？是谁鼓励我一定要看男朋友手机的？”

“奇葩说，你不能放弃啊！”

看起来，“求变”，正是过去几季《奇葩说》的重要命题。这项工作进行到了第七季，老奇葩因为各种原因被冲散，各种语言类艺术表演者加入舞台，赛制改进，导师纳新。原先被诟病的“问题”似乎都被给出了解决方案。

但历季最低的豆瓣评分，证明了节目的质量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也证明了那些被总结为“病因”的问题可能只是表层“症状”。扬汤止沸，收效甚微。

第一季的《奇葩说》现场剧照

时间拨回到七年前的2014，《奇葩说》刚开播的第一季里，其实就有《漂亮女人应该拼事业还是拼男人》的辩题。这和今天的《独立女性应不应该收彩礼》异曲同工，都是基于一个传统、落伍的性别意识框架下延伸的两性问题，也都把女性面对的问题之复杂性和结构性，给片面化、二元化了。

但讨论这个问题在《奇葩说》刚开播的七年前是可以接受的，今天则不然。毕竟如果说过去这七年里，我们的公共生活还有任何算得上“进步”的部分，性别意识和性别议题的广泛讨论应该在这部分中占了相当大比例。

但《奇葩说》却选择忽略掉这个动态。

所以，与其说《奇葩说》的问题是“变化”带来的，不如说是它某种意义上的“不变”和“停滞”带来的。或者说，当问题的讨论随着时间一尺一尺往前推进和发展时，《奇葩说》作为一个辩论节目（如果是的话），并没有展现出与之相匹配的敏锐度和承载力。

这让几年前人们热议《奇葩说》在“娱乐性”和“进步价值”之间的取舍时，所给出的那一套马东“以退为进”叙事——即利用大众娱乐产品的覆盖性和穿透力，去影响更多人，而不是自毁式的“硬刚”——显得干瘪而无说服力。

实际上，当“已回未支付”能比“劳动保护法”超前出现在热搜榜；当没有逻辑关系的花哨押韵、排比、咆哮和歇后语可以轻松扭转跑票形势；当辩手、嘉宾和导师因“辩题成不成立”说得越来越多之后；奇葩说的“以退为进”看起来更像是“以退为退”。

在这趟折返的路途上，“奇葩”还在说，但ta们很难再去回答一个真问题了。

在最近接受《娱乐资本论》的访问中，《奇葩说》的节目监制李楠楠和记者聊到本季第六期“你支持推出前任点评app吗”这道脑洞题时，他说，

“其实这个题的前身更现实，叫‘该不该在网络上公开讨伐你的前任’。如果就这样讨论，它能够延展的东西相对比较负面。我们不希望讨论别人隐私，所以改成前任APP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架空的载体，但是它可以讨论更多，包括网络暴力、爱情回忆、科技发展等，这样就变得丰富起来了。”

对于节目组这样的选题逻辑，你会同时感到理解和诡异。理解的部分是，经过近几年的台上台下的“事故”之后，出于风险控制，《奇葩说》难免需要把控议题走向，让辩题不至于走向“负面”。诡异的部分是，把一个原本饱满的、来自于现实的议题阉割掉一部分（可能引致负面延伸的部分），再用架空的、虚构的条件去“丰富”它……一种类似于先晒干再泡发的操作？

但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奇葩说走到今天的常态。

网友所整理的《奇葩说》第一季部分辩题

如果你留心看，在《奇葩说》刚开始走红的前几季，辩题基本都是一个单句就可以说完的，每个辩题也都有一个相对宽广的指涉空间，能代表的身份和声音也更为多元。

即便把“该不该向父母出柜”和“好朋友可不可约”等被下架的辩题刨去，早期辩题中如“丑闻主角就活该被万人虐吗？”和“没有爱了要不要离婚”，放在今天也都是可以就问题来聊问题的话题。

但以上两个辩题再拿到如今的《奇葩说》，更有可能被替换成，“奇葩星球的丑闻主角不再被万人虐，我该不该移民”，又或者是“和伴侣没有爱了想离婚，我错了吗？”

七年过去了，《奇葩说》的辩题从单句走向分句，从现实走向虚构，其中的限制除了架空现实，缩紧辩题成立的条件，往往还要对辩题中的“我”又再进行一次界定。

无尽的界定、界定、界定，自然为了把控话题延伸的可控性。但随之而来的是，问题本身的价值也被逐渐削弱，“就问题讨论问题”变得极其不讨好。更多时候，选手要靠黄执中的经典句式“这道辩题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什么？”来进行对题目的升华或扭曲。

“辩题”变成了“前提”。真正要展开论述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每个人可以自由发挥。

臧鸿飞在本季《奇葩说》的辩论片段

臧鸿飞在这一季《奇葩说》的第九期的辩论里说起过自己送孩子去上学时的心情，“因为从小到大是你陪着他，但是他走进这个门，你就不能再挡在他前面了……你看着他这么矮，离拉歪斜走进校门，你会难过，因为他像世界上最矮小的战士……为人父母就是卑微”。他之所以要说这些，是为了打一个“家长群里大家都在吹捧老师，我要不要跟风”的辩题。

这种情感落实到具体个人是挺感人的。但在“家长退出家长群”已经上过热搜并引起多番报道和讨论后。辩手竟然还站不到教育系统问题的高度来指出症结，竟然能忽略教育作为单一晋升渠道给老师和家长带去的共同压力，竟然还是要靠打感情牌来证明普遍的跟风是值得做也有道理的。如果煽情这么管用，多数人都默认“娘道”和“父母为大”等一言以蔽之的“传统”道理，那所谓思辨和为长者背书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所以在这一季，导师、辩手和弹幕里频频提到的“说得挺有意思，但和辩题有什么关系”终于沦为常态。

“真问题”消失了，“伪问题”没有探讨价值。那就搞笑吧。讲观点的方式，比观点本身变得重要。段子+价值+煽情成为了致胜公式。而当语言在一个主打思辨的节目里，终于沦为表演形式本身后，思辨和八股文之间的界限也不明确了。

有很多场外因素可以来解释《奇葩说》当下的部分尴尬，辩手型选手的流失、言论尺度的不透明和米未作为一家公司，最终也还是要考虑签约艺人的发展……但你是确实很难再想起一个“最初”的《奇葩说》，一个马东建议“40岁以上的人请在90后陪同下观看”的《奇葩说》。

而如果节目辩题、赛制和内容的变化能大致勾勒出《奇葩说》里的真问题是怎么消散掉的。那也可以再往前探一步再提问，为什么真问题会就这样消散掉呢？尤其当你曾自认为是马东口里的“90后”过，看的《奇葩说》越多，也许越能知道它的问题，可以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可以是一代人的问题。

《奇葩说》的走红是个被研究和写作了很多遍的故事，自媒体的报道、访谈和评论外，在知网上搜索节目的相关论文，能超过一百页。

在还没有多少人看过网综的时代，《奇葩说》的胜利确实是个新奇的现象，这也让它的出现一举道出了两种出现：网综的出现需要被看见，以及本不出现在“主流”话语里，但靠网络赋权后出现的一群人需要被看见。

“网生代”就这样成为理解《奇葩说》成功的关键所在。

狭义的“网生代”更接近于从小就能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90 后，再较真一点的话，绝大多数是 95 后。广义一点看这个概念，“网生代”也不必有明确的年龄界限，学院派的老师、专业化的辩手和作出主流价值外选择的人群……所有想要靠网络赋权开辟新表达空间的人或许都算，而这也基本构成了奇葩说的参赛辩手。

在这个基础上来看，五六年前《奇葩说》的走红，确实是天时地利，顺水推舟。

第一季《奇葩说》里的姜思达

PC互联网时代我们当然有过更加接近“乌托邦”的公共讨论空间，更深的讨论，更少的情绪。但那是几乎专属于程序员、大学生和媒体人的板面。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从2010到2015年的快速普及，人人、微博、豆瓣，甚至刚出现时期的B站抖音快手，才真正把野生于社会各角落的“奇葩”们打捞了出来。

《奇葩说》15年前后的现象级成功，实际上依托于这个“赛博街头”对公共话题的议论，对小众人群的展现，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但那也是这个“街头”最后的美丽光景。最近几年来，监管的压力，资本的逐利，让这片“赛博街头”的阴暗角落得到整改，旗帜和涂鸦被霓虹灯广告牌所取代，暗号和行动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交流形式，再小众的文化也都有了明亮的未来。

到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真正意义上称得上“社交媒体”的公共空间，实际上只剩下微博了——这也解释了《奇葩说》的大量选题都和微博热搜“撞题”的奇异巧合。

然而，微博热搜，这个我们唯一拥有的“公告牌”，真的就代表着一代年轻人对现实的理解吗？明星隐婚、私生和代孕等“远方”话题以情绪垃圾桶的形式长期霸占在这块公告牌上，但这些我们和真实的当下有多大关系？

《奇葩说》从七年前的闪亮登场，到今天难以再提出一个真问题的困境，有大部分原因或许正基于此：《奇葩说》从舞台上的人、选题，到舞台下的发酵、二次讨论、反哺生产，都依托于那片健康、蓬勃、包容的公共讨论空间。后者确定了前者是单一还是多元，是丰满还是贫瘠。

上一季《奇葩说》里的詹青云

而在今天，是的，我们只配得上第七季这样的《奇葩说》。

如果普遍来说，一个真实的现实已经难以被认识并达成共识，那要如何基于“真实”来提出问题。如果“奇葩”作为一个小众已经被看见了七年，那要如何基于此前被遮蔽掉的真实生活经验来提出问题。如果一个节目又想提出问题，又想制造话题，又必须惮于流量和影响力的反噬，那它除了去提出一个热搜榜上被争论和检验过了的问题，又有何他法。

项飚曾在《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的访谈里提到过一种观点，大意是我们如今最大的问题不是说假话，因为说假话的前提在于，能知道什么是“真”，能知道“真”的标准和概念定义是什么。

套用一下，对于一个强调“思辨”的语言类节目来说，“思辨”的答案可以没有对错，但分不清自己是在“真思辨”还是在“装思辨”，这无疑就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可悲的是，这样的问题可能连《奇葩说》自己也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