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拜占庭帝国的西欧观
孙寅兵,田 然
(长治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山西 长治 046011)
摘 要:拜占庭帝国的西欧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拜占庭立国之后沿用“罗马普世帝国”观,将西欧看作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将西欧看作是与拜占庭帝国暂时分离的部分,因此,恢复统一的罗马帝国成为之后历代拜占庭皇帝的重要目标。800 年,查理曼加冕,962 年,奥托一世称帝,这些事件严重冲击着拜占庭帝国作为罗马帝国唯一继承者的地位,同时突显了西欧的独立地位。11 世纪之后直到1453 年灭亡,拜占庭帝国的西欧观混杂着亲近西方与仇视西方这一相矛盾的观点。拜占庭帝国西欧观的发展演变体现了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地位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拜占庭;罗马普世帝国观;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
由于后世学者为区分罗马时代的古典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而用拜占庭专指东罗马帝国,须知历史上,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仍称“罗马皇帝”,其居民仍称“罗马人”,其帝国仍称“罗马帝国”。[1]拜占庭帝国受到拉丁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双重影响,呈现出一种双向的发展趋势。作为居于东部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延续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因此,它对西欧地区有一种传统的统治惯性。但是,由于其越来越专注于东方事务、不断的东方化,拜占庭帝国与西欧渐行渐远。本文尝试通过对拜占庭西欧观的发展、演变进行历史考察,从而审视拜占庭帝国与西欧的地位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一、“罗马普世帝国”观念下的西欧
“罗马普世帝国观”的形成与确立不仅与罗马代表了文明与秩序有关,也同被确立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基督教存在密切的关系。自共和国开始到帝国时期,罗马逐渐完成了对西欧的征服,自此西欧受罗马帝国的统治,高卢、日耳曼尼亚、甚至不列颠半岛都开始了“罗马化”的历史进程。西欧地区的罗马化导致了被征服地区人民对于罗马帝国统治的认同。帝国时代,罗马治下的和平不仅给西欧,同时也给罗马疆域外的“蛮族”带来意识上的变化,即作为世界性的大一统帝国,罗马代表了文明与秩序。
284 年,戴克里先登上皇位,标志着罗马帝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元首制”到“君主制”的过渡。罗马皇帝被当作神来崇拜,出现了神化王权的现象。产生于公元1 世纪的基督教,信仰唯一的神——上帝,并拒绝将罗马皇帝作为神来崇拜,这导致罗马当局对基督教的镇压。大约从公元4 世纪君士坦丁一世统治开始,基督教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进而在313 年的《米兰敕令》中确认了基督教的合法性。395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至此基督教实现了与罗马帝国融合。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一神观”,将“上帝”看作是世界唯一的创造者,是仁慈、神圣的至善者,他派遣皇帝作为世俗事务的代理人。“一神观”排斥任何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神,同时基督教具有的普世观,强调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带有极强的扩张性,希望向世界传播福音,使其皈依基督教,实现宗教上的大一统。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吸收基督教的唯一意识、排他意识、大一统普世观,形成了更为完备的“罗马普世帝国”观。
公元5 世纪,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瓦解,东罗马帝国继承罗马帝国的衣钵,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唯一的继承者。“罗马普世帝国观”也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并作为拜占庭帝国的核心政治理论。该理论坚信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被上帝选来统治世界的。皇帝是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所统治的帝国受到上帝的庇佑,他也将成为全世界的领袖和基督教信仰的守护者和保护者。因此,在拜占庭立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拜占庭帝国沿用了罗马帝国的西欧观,即西欧是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一个行省。这与中世纪时期日渐独立,且与拜占庭趋于平等地位的西欧是截然不同的。
二、独立倾向突显情形下的西欧观
在中世纪复杂的等级体系当中,拜占庭帝国皇帝位于顶端,其他各地区统治者的地位因其与拜占庭皇帝的亲疏远近而由高到底分布开来。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享有普世共主的殊荣与地位。公元5 世纪,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在原西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之内,涌现了许多“蛮族”王国。这些“蛮族”王国的统治者在名义上尊拜占庭帝国皇帝为“共主”,并请求其册封,而拜占庭帝国皇帝也会通过赐予蛮族国家首领“贵族”、“执政官”等头衔的方式彰显自己的统治权。“蛮族”首领狄奥多利克、克洛维的做法便是的例证。476年,蛮族军官奥多亚克发动兵变废黜了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此后,奥多亚克不再拥立皇帝,而是宣称效忠于拜占庭帝国皇帝芝诺。之后,东哥特人首领狄奥多利克遵从芝诺皇帝的指示,于488 年前往意大利取代奥多阿克的统治,尽管最终狄奥多利克独霸意大利,但他仍然宣称是罗马的统治。481 年,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开创了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在位期间多次用兵征服了高卢大部分地区,508 年,拜占庭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赐予他“执政官”的头衔。由于“罗马统治”是众多蛮族首领合法统治的来源,因此,蛮族首领对于拜占庭皇帝的“共主”地位大多采取承认的态度。
公元6 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致力于“一个帝国、一个教会和一部法典”,先后多次对地中海西部用兵,意图恢复昔日统一罗马帝国的统治,这也成为此后历代拜占庭皇帝的夙愿。尽管统治西欧的有众多蛮族首领,但是在拜占庭人看来,此时的西欧只是一个罗马帝国暂时分离的西部省份。
但是,公元9-10 世纪时期,西欧蛮族国王加冕称皇帝的举动,则体现了西欧日渐突显的独立倾向,以及拜占庭对西欧统治的失控。自公元5 世纪开始,拜占庭就逐渐丧失了对西欧事务的实际处置权,但依然坚信对其拥有管辖权。然而,拜占庭皇帝疲于应付帝国东部的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的袭扰,无暇顾及西欧事务。罗马主教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相互寻求支持。罗马主教给予世俗统治以合法性,世俗权力则给罗马主教以保护,这反映出西部教会脱离拜占庭皇权控制的倾向[2]。751 年,矮子丕平得到罗马主教支持,改朝换代开创了加洛林王朝。756 年,丕平向罗马主教献土。800 年12 月25日,罗马主教利奥三世在罗马为加洛林王朝的查理举行加冕,称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在此之前,“皇帝”的称号是拜占庭帝国的专属。而查理大帝和罗马教廷的做法打破了这样的传统观念,这对拜占庭的威严是一种挑衅和伤害。对此,拜占庭皇帝“把查理大帝的加冕视为篡位行为”。[3]但是,查理大帝本人仍然承认拜占庭皇帝为唯一的皇帝。他不仅很少使用“罗马人皇帝”的头衔,而且在加冕之后,也不断试图获得拜占庭帝国的认可。随着拜占庭女皇伊琳娜在宫廷政变中被流放,查理曼曾试图通过政治联姻来取得正统皇帝地位的计划而宣告失败。到812 年,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一世为了恢复被查理曼占领的土地,双方达成协议。查理曼承诺将被他所征服的威尼斯、克罗地亚等地归还给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则承认查理曼在官方文件中有权使用“皇帝”的称号。这样,查理曼被提升到与拜占庭帝国皇帝是“精神兄弟”(spiritual brother)的地位。查理曼皇帝被承认统治着有限的帝国,其帝国的范围限于法兰克人的领土,其皇帝的称号限查尔曼的一生,他的继任者在拜占庭等级体系中被降格为“国王”。
虽然拜占庭强调查理曼只是法兰克人的皇帝,但是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法兰克王国和罗马教廷的让步,“罗马普世帝国观”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继查理曼之后的奥托一世做法更甚。962 年2月,罗马教皇在罗马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加冕,把“罗马皇帝”的称号加给德意志国王,这一事件被看作是形成“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此后,奥托一世和他的继任者更是坚持其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对以罗马帝国唯一正统继承者身份自居的拜占庭来说是忤逆之举。尽管奥托一世致力于同拜占庭帝国联姻,并成功地使奥托二世迎娶了拜占庭公主西奥法诺,但这依然改变不了拜占庭皇帝对西部统治者的偏见。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帕里奥洛格斯曾告诫他的儿子:“罗马皇帝决不会与一个与罗马习俗与社会秩序迥异的部族进行政治联姻结盟,尤其是那些不信教的、异教徒和未受洗的人结盟;除非单独与法兰克人进行政治联姻……因此法兰克人和罗马人之间有太多的关系与交流……但是,任何胆敢与其他部族进行政治联姻的人都将被谴责为‘基督教队伍的局外人’,并受到诅咒,同时也是祖先法律与帝国法令的忤逆者。”[4]长期以来,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唯一继承人这一观点是为多数人所承认的。然而,奥托一世称帝及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继承人的种种做法对拜占庭的罗马帝国唯一继承者的地位、普世帝国观造成了巨大冲击,拜占庭不得不反复强调其正统地位,以挽回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带给拜占庭帝国的消极影响。
西欧独立地位的突显不仅体现在世俗政治层面,而且在宗教神学层面也有所体现。公元5 世纪以后,罗马教皇在宗教神学主张上与拜占庭皇帝分歧不断,乃至提出提升教皇权威的“双剑论”,然而,这些仅限于宗教神学的层面,罗马教皇依旧承认拜占庭皇帝的“共主”地位。但是,约自公元9 世纪之后,查理曼、奥托加冕,以及东西方教会之间冲突不断,罗马教皇越来越倾向于推动和支持,西部世界的皇帝统治着一个相对于拜占庭而独立的世界。不管拜占庭人愿不愿意承认,一个独立实体的西欧已渐突显,它不再是一个野蛮人的世界。
三、西欧地位日盛与拜占庭矛盾的西欧观
(一)西欧各国实力的增强与十字军东侵的打击
约从10 世纪开始,西欧所遭受的外部入侵渐渐停止,社会安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革新,给西欧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英格兰、法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制度逐渐发展并确立起来,尽管这些国家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主权国家的涵义,但在这些国家内部形成了以国王与贵族的合作的主流趋势,封建王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得到较大的增强。同时,王权与教权的关系在经历了中世纪初期的相互利用、相互依靠的阶段后,到10 世纪时表现为教权迅速上升并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态势。各封建王国内部王权与教权斗争则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德意志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英格兰与法国的王权则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
1054 年,罗马教皇使节亨伯特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米哈伊尔一世互相开除教籍,标志着东西方教会的正式分裂。凡此种种,西欧教俗势力的增强,以及其越来越加强的独立地位,都使得拜占庭人所坚信的“拜占庭皇帝的唯一性”与拜占庭“普世帝国观”产生了动摇。十字军东侵,尤其是第四次东侵(1202-1204 年)中西方人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拜占庭对西方的态度更多是失望与愤恨,拜占庭作家声称:“与这些‘其肩膀上扛着基督十字架’的家伙相比,‘即便是萨拉森人也显得仁慈可爱’。”[5]
(二)拜占庭矛盾的西欧观
从13 世纪十字军东征结束到1453 年5 月拜占庭灭亡,拜占庭的西欧观是矛盾的。以拜占庭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主张亲近西方,甚至不惜与西方达成妥协,加强与东部敌人抗衡的实力。而以东正教教长为代表的保守派则对西方充满了怀疑与仇视看法。
1261 年,迈克尔八世推翻拉丁帝国,建立了巴列奥略王朝,恢复了被中断的拜占庭统治。为对抗以安茹的查理为首的以复辟拉丁帝国为目标的反拜占庭帝国势力的进攻,迈克尔八世主动讨好能够制约查理的教皇,提出重启东西方教会统一问题的谈判。1274 年,双方在里昂签署了将东、西部教会合并的协议。这一协议在拜占庭国内招致巨大的反对,人们指责迈克尔八世把他的灵魂和他们的教会卖给罗马,并在他死后剥夺了按基督教的仪式举行葬礼的权利。
1391 年,曼努埃尔二世继任为拜占庭帝国皇帝之后,继续推行亲西方政策。面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围攻,曼努埃尔二世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援救。为取得西方国家资金与军队的支持,曼努埃尔二世游说西欧各国,希望他们派出十字军帮助拜占庭人攻打奥斯曼土耳其人。但是,除了口头许诺外,他几乎没有得到西欧实质性的援救。1425 年,约翰八世为换得西欧援助,不顾东正教教会的反对,在佛罗伦萨签署了屈从于罗马教廷的教会合并协议。结果换得了以波兰、匈牙利等国军队组成的十字军支持,但这支军队在1444 年瓦尔纳战役中全军覆灭。直到1453 年5 月拜占庭灭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依然乞求得到西欧的援救。
与亲西欧观点相反,部分保守派人士持怀疑、乃至仇视西方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拜占庭皇帝向西欧求援,同罗马教皇妥协,这等于是承认了教皇的权威,以及拉丁西方优于希腊东部的事实,更意味着放弃传统的“罗马普世帝国观”。直到14 世纪,尽管部分保守派人士意识到西欧实力的增强、并有逐渐赶超拜占庭的趋势,但是他们仍然盲目地坚信拜占庭的伟大,拒绝承认西方,并仇视西方。他们坚信拜占庭为普世的唯一帝国,即便是到14 世纪末拜占庭已衰弱不堪,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安东尼乌斯曾提醒莫斯科统治者瓦西里一世拜占庭是唯一帝国的观念。他说:“尽管异教徒现在围攻皇帝的领地是上帝的旨意,但直到今天,皇帝仍从教会得到同样圣洁的祈祷,并涂抹上同样神圣的药膏,被任命为罗马人的皇帝……这就是为什么说:‘你们有教堂,但没有皇帝’的原因。”[6]
四、结语
拜占庭帝国初期,其西欧观承自罗马帝国,即作为行政意义上的西欧,它是罗马帝国行省的一部分。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拜占庭帝国以罗马帝国唯一继承人的身份自居,“普世帝国观”下,被各蛮族所征服并统治下的西欧是拜占庭帝国要收复的地区,拜占庭帝国皇帝以收复失地,恢复昔日统一的罗马帝国为主要任务。9-10 世纪,西部蛮族国王的称帝行动,被拜占庭看作是大逆不道之举,拜占庭也多次重申自己作为罗马帝国唯一继承人的身份。西部世俗统治者与罗马教皇的日益强大,都使得拜占庭不得不正视逐渐强大起来的西欧。11-13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深深影响着拜占庭人的西欧观,对西欧既怀疑又仇视的矛盾心理充斥了拜占庭人。这种矛盾心理直到1453 年5 月拜占庭帝国灭亡一直存在。拜占庭帝国西欧观的发展演变伴随着拜占庭帝国的兴衰而发生着变化,体现了拜占庭帝国与西欧两者地位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
[2]徐家玲.拜占庭的历史分期与早期拜占庭[J].东北师大学报,1999,(6):30-36.
[3]Timothy E. Gregory, A History of Byzantium[M],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210.
[4][6]George Ostrogorsky . The Byzantine Emperor and the Hierarchical World Order [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56, 35(84):1-14.
[5][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帝国史译丛:拜占廷帝国[M],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324.
中图分类号:K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14(2020)01-0018-04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1331 工程”专项课题“协同创新视野下地方高校世界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研究”(ZX-18085)
收稿日期:2019—11—14
作者简介:
孙寅兵(1986— ),男,山西襄垣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外关系交流研究。
田 然(1996— ),女,山西高平人,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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