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回忆老师方增先

方增先《母亲》

方增先《家乡板凳龙》

方增先《艳阳天》系列

冯远与老师方增先。钱晓鸣/摄

方增先老师离开已有一年了，作为学生，我颇有一种五味杂陈的心情。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跟着他当研究生的那段日子里，有很多点点滴滴值得我回忆。

星辰陨落，让寂寞感油然而生，历史会怎么评价我的老师方增先？

方增先老师从艺数十年，在我看来，他的创作分三个阶段：为时代的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和为心性的艺术。

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母亲》，是他超越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创作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艳阳天》插图的高峰作品。当时他一方面推动了首届中国上海双年展的成功落地，一方面又回归传统经典艺术，创作了一系列纯粹的、完全以金石书法线条创作的古典人物画作品和西藏题材人物画作品，但这批作品并未得到评论界应有的重视。在我看来，这正是方增先老师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即他个人最高境界的艺术状态。到了新世纪，从作品《家乡板凳龙》到《祭天》，我认为他已经超越了为时代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进入到为人性或艺术家性灵的艺术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用狂草大写意、极为奔放的技艺来表达他对艺术理想境界的追求，我把它看作是艺术家心灵或者是性灵释放的“大写意巅峰之作”。

作为艺术家的方增先，其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他在新中国人物画转型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精品佳作推出，他亲历了新中国的中国画改造以及中国人物画家怎样深入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历程。所以，农民的儿子的方增先满怀热情地创作了《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一系列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他以扎实的造型功力、熟练的笔墨语言反映时代、反映社会方方面面。他画过工人、画过历史题材，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写实艺术风格，确立了个人的学术价值地位。

纵观方增先老师的作品，经历了从传统切入、向人物画写实写意，最后通过在技艺修为上的积累，形成了个人的艺术特色，用积墨来表现他笔下人物的艺术、心灵的艺术，他晚期研究型创作的《家乡板凳龙》，一大批西藏题材的人物画写生创作，以及后期完成的巨幅作品《祭天》都是这种创作方式的体现。

作为教育家，方增先老师的结构素描是一种以线勾勒来表现人物结构关系的表现手法，最早吸收了美国画家乔治·伯利曼的人体解剖结构素描，是顺着一条清晰明确的学术路线发展变化的。后来像吴山明、吴永良包括吴献生在编写教材时，把这种结构素描归结成线描、素描，也成为素描的一种。另外，方增先老师以写意花鸟画技法转而为表现人物画题材服务，成为当时业界广为接受的表现技法。那个时代创作、教学与实践完全是贯通一体、系统完整的。他的《怎样画水墨人物画》以几十万的发行量，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数十年间从事中国画创作的几代人。刘文西先生就经常把方增先老师的创作理念传授给他的学生，包括后期的周思聪，如果没有和方增先老师在艺术上的共识，也就没有后来周思聪水墨技艺的提升。所以，作为实践家的方增先，不仅形成了艺术教学创作上的一套有效方法，而且在当时的影响遍及全国。

作为艺术公众人物的方增先，他是浙派人物画的旗手，后来迁居上海，历任上海画院副院长、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美术馆馆长。在当时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和艺术思潮涌动下，有一大批跃跃欲试的年轻人在尝试推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为顺应这种呼声，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美术馆馆长，他曾力主推动上海双年展，当然，这并不是一人之功，但当时他的坚决态度至关重要。由此，上海双年展开创了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窗口，至今已经做了十多届，现在仍在一届届地延续着创新姿态。

在促成双年展的同时，他又积极推动上海设计艺术展。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国内国际新设计理念的发展关乎人们衣食住行，能改变提高都市人生活品味，方增先老师应合时代的呼声大力推进，在这两项中的贡献一点不逊于他所担任上海美术馆馆长、上海画院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意义，这是上海艺术家都清楚的，包括他后来到中国国家画院任职。方增先老师认真地履行着艺术领军人物或者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对传承中华艺术、创新发展中国绘画艺术的使命和担当。

我想艺术史中的方增先老师，代表了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高峰。方老师不光靠几幅作品立在那里，他有一整套基础理论和实践体系，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形的历史贡献，影响深远。

一个艺术家如果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既要创造性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又要创新性地发展结合时代的新艺术，还要创意性地提升艺术的现代性，最后还要创建性地为历史留下一份有价值的成果。这确实很不容易，方增先老师“这座大山”对我们后人来说既是榜样，也是压力，更是动力。

(作者冯远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