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引进”中国“人民公社”初探(1958—1959)*

保加利亚“引进”中国“人民公社”初探(1958—1959)*

马 力**

摘 要：从1958年到1959年，保加利亚并未以中国的“人民公社”为蓝本进行建设，而是仅仅模仿中国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做法，之后在苏联方面的制止下，又很快不再提此事。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争相进行经济建设竞赛的“欣欣向荣”，而中国的“大跃进”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和政治方面的需要，使得日夫科夫等人决定在保加利亚开展“大跃进”。而保加利亚公社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觉，最终使得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中国的公社问题，成为日后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人民公社 大跃进 保加利亚 保苏关系 中保关系

1958—1960年间，中国不仅在国内进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探索和实践，也曾大力对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相关宣传。这些宣传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响应，例如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进行的“千里马”运动。*在中联部的内部刊物的介绍中，也有保加利亚在模仿中国进行人民公社试验的说法。* 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关注。

对于保加利亚的“人民公社”及其与中国“人民公社”之间的关系，沈志华的研究提及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报告和赫鲁晓夫的反应，其中赫鲁晓夫回忆说，保共第一书记访华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公社的记载，并且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报告中则称保加利亚依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公社。* 不过也有不同说法，在据此事件不远的年代，有观察家就保加利亚“人民公社”与中国、苏联的关系问题做出评论，认为保加利亚对苏联依赖太深，中国“人民公社”模式对保加利亚的生产建设并无多大影响。* 还有克兰普顿(R.J.Crampton)在他的书中提出，保加利亚的“大跃进”是从苏联那里而不是从中国那里复制来的。* 保加利亚冷战史研究者乔尔丹·巴耶夫(Jordan Baev)在他的《盟友冷战》一书中梳理了东欧国家尤其是苏联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反应。巴耶夫在文章中认为保加利亚最初热情地支持中国的相关政策，但随后在赫鲁晓夫严厉制止下停止了一切想法。*

从毛泽东的思考和中国的实践经验来看，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两个独立但又紧密相联系的概念。“大跃进”运动是工业农业领域搞“大生产”，希望多快好省地增长经济，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一种在社会生产制度上创新。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抗美援朝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中给予赫鲁晓夫大力支持等，这使得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有了极大提升。在此之后，毛泽东提出在一些经济指标上“超英赶美”，甚至超过苏联的想法，这将使得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的一个新的榜样。而如何实现这些想法，毛泽东无疑是寄希望于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方面做出成绩。*

毛泽东打算在经济建设领域开展“大跃进”运动的想法，至迟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 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1957年9月14日至10月12日访华期间，周恩来等是否向保加利亚代表团对此进行了介绍，笔者未能见到记载。* 1958年9月，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切尔文科夫率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随后不久切尔文科夫就在报纸上热情宣传了中国人民公社，此两者之间似存在某种联系。* 根据切尔文科夫的回忆，在他1958年9月率领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代表团访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纪念会时，听取了中方关于“人民公社”一些经验介绍，当时代表团的人都被这种新的制度吸引了：有人说，中共正在做一些历史性的工作；还有人说，中共正在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可见，中国国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至少引起了保加利亚领导层的关注。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试图结合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纸质档案、电子资源等一手档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保加利亚对中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一事的反应、苏联的作用、保加利亚“人民公社”的起源以及中联部内部刊物所说萨莫科夫地区人民公社运行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初步的介绍和探索。

一、保加利亚的“大跃进”

保加利亚领导人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停留在口头赞赏的层面，1958年10月2—4日，从保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对中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前景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说到的赶超英、美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可以在基本工业生产上面(不包括电力)仅仅需要3年就能赶超英国，到了1962年时，中国将能达成“大跃进”的目标。* 在10月11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上，日夫科夫提到了之前代表团访华的见闻和积极评价，对杂志上报道的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这种情绪很快转化为对保加利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满，日夫科夫认为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可以在保加利亚推广，尤其可以提高农业和畜牧业产量。*

日夫科夫设计的发展目标没有一个清晰的、统摄全局的思路，只大篇幅地强调了农业部门的发展，也提及到一些工业部门的问题，且特别强调“多”和“快”，他明确表示其设想的发展目标“不是为了提高产量百分比，而是为了大踏步前进”，涉及很多具体目标时都强调最好两三年内完成。比如在讲到扩大牲畜类养殖场数量规模时，日夫科夫讲到现在保加利亚有八十个家禽养殖场，需要在接下来的1959年、1960年各建600个，最后达到1300个。在经济作物方面，以扩大灌溉面积、增加小水渠、推广高产品种、引入机器等手段快速增产、解放劳动力。他敦促农业经济研究院多派一些专家到生产中去，带去适合不同地区的能提高产量的技术。* 在工业上，除了强调尽量增加产量之外，还强调工业生产原材料可以自给自足，可以建立一些塑料工厂、用塑料来替代金属和木头。*

而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方法之一，无疑是实行合作化式经济生产：这一方面要求普及农业合作社，另一方面要求扩大合作社规模，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商业组织体，并将节约下来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中。*

在1958年12月2日的保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发言上，有保共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指标：农业经济在1958年达到120亿，1959年应达到240亿，到1960年就要达到360亿。* 日夫科夫强调工业生产值、国民收入要在一年内翻番。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商业方面要在四年最好三年半以内要达到指定目标。国民生产总值要从现在330—340亿的水准，达到1960年600亿的水准。日夫科夫反复强调：“这就是跃进”。*

诚然，保加利亚代表团1958年短暂访问中国后，思想上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外因只有遇到相应的内部环境才能引起反应并付诸实践。保加利亚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减缓，在1957年内，保加利亚有80个项目没有达到预先指定的目标，因此损失了1.5亿，而1958年有130个企业没有完成计划，损失了3亿。* 与此同时，保加利亚领导层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也趋于公开化。如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对于日夫科夫执政能力多有不满。于哥夫是明显反对保加利亚的“大跃进”的。*这种政治形势的背景是：斯大林去世之时，保加利亚的“斯大林”切尔文科夫刚刚通过斗争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但社会上还是出现了对斯大林和保加利亚的斯大林追随者的重新评价。1953年6月，保共开始改变发展思路，即放慢工业化速度、加强民生供应和发展轻工业。在此基础上，保共需要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新的五年计划，在1954年3月召开的这次大会上，切尔文科夫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即是日夫科夫。但日夫科夫上台后并未深孚众望，直到1956年时，保共内一些实权人物都将日夫科夫的任命视为临时性妥协的结果。日夫科夫的潜在反对者不止一批，第一批是以切尔文科夫为首的一批人，他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受到了一些打击，但实力仍有保留；第二批是在切尔文科夫当政时期被镇压的一批人；第三批是于哥夫等人，他们长期参与各种行政与革命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通常来说，于哥夫等人被视作“本土实力派”。在1956年4月11日的一次党内会议上，有人尖锐地说道：“你厉害什么呀，日夫科夫同志，你的底气都是从莫斯科来的。”此次会议的结果使日夫科夫感到震惊，他对一些反对者进行镇压，在1957年时又结束了上述第二批人的政治生涯。1956年4月这次会议之后的一系列镇压活动被称为“四月清洗”。这次清洗使得日夫科夫与于哥夫和切尔文科夫之间的竞争形势逐渐明朗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日夫科夫迫切需要一场经济领域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二、保加利亚“公社”与中国“人民公社”之异同

鉴于苏联方面对保加利亚的强大影响，人们在考量保加利亚一系列政策时，总会自然而然地将苏联影响置于首位。在关于“保加利亚大跃进”*问题上，观察家布里斯比(Liliana Brisby)和克兰普顿就认为这是从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那里复制来的。* 日夫科夫等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大跃进”问题上究竟受哪方影响更深，笔者不得而知，但其实保加利亚“人民公社”的起源有着更久远的历史，并走了一条与中国“人民公社”发展截然不同的路径。

早在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左翼政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3—1948，БРСДП，以下简称社会民主工党)就曾在保加利亚一些地区赢得地方大选，如在1912年初的选举中，在地区委员会中，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共占有51个席位，在地方委员会共有60席位。社会民主工党在保20个城市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在其中一些地区进行“公社”(原文为Комун，即“公社”的意思)改造实验。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萨莫科夫、斯利文、普列文和卡赞诺克等地区的“公社”实验。

在保加利亚最早实行“公社”实验的是萨莫科夫地区，此实验起源于1910年社会民主工党在此地的选举，左翼的社会主义人士一共赢得了432票，并在这一地区拥有了8名委员席位，但在一开始政府并不承认其地位。在1911年此地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共占有26个地区委员的席位。在萨莫科夫建立的公社的主要内容有：建立警察机构、办免费的公共报纸、减免所有的间接税、建立事业局、提供免费初等教育、免费学生食堂、设立失业保险制定社区工作和劳动法规、试行8小时工作日、对穷人和劳动者部分实施免费医疗救助。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困难自创始之日起就伴随着萨莫科夫人民公社：首先是刚成立的几个月里，政府并没有承认萨莫科夫的人民公社，即使后来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在大选中取得绝对优势，但其税收改革方案和地区政府预算也遭到了否决，1911年1月18日，国家政府以违抗内务部为由，罢免了萨莫科夫地区市长高尔基的职务，虽然4月份索菲亚市地方法院判高尔基无罪，但萨莫科夫地区人民公社的正常行动遭到了重重阻挠，如翌年2月的选举中警察对选区进行了封锁，公社成员遭到了恐吓和威胁。因此在这一年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只获得了5名委员的少数席位，最后不得不下台。除此之外还有公社社员将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财政情况难以为继的问题存在，最终萨莫科夫地区的人民公社实验黯然终止。在萨莫科夫公社实验进行的同时，在斯利文、普列文等地的人民公社实验亦此起彼伏，有的存在了较长时间，如斯利文的人民公社从1912年开始，到1923年结束共存在了12年之久，其改革内容与萨莫科夫地区大致相同。*

对于保加利亚的“公社”在保加利亚学界有很多专门的研究，但大多年代久远，笔者不再赘述。在这里需要注意保加利亚的“人民公社”是相继承于“巴黎公社”的“公社”概念的，这种公社是一种半封闭的、社会福利理念先进、配套齐全的社区，其解放民众、彰显平等的意义大于生产意义。而保加利亚“公社”与苏联的“公社”很大一点不同是：保加利亚的“公社”存在时间较短，很快就在当局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其组织生产上的弊病还未来得及显现出来。而它的组织者，“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正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在20世纪40年代末保共开始掌权时，将之前保加利亚“公社”运动视作一次伟大的尝试，萨莫科夫人民公社和杜普尼察人民公社等被树立成典型，甚至今天人们去萨莫科夫地区时还能发现有一条街道以“萨莫科夫公社”(Самоковска Коммуна)为名。这或许也是在50年代东欧国家中为什么保加利亚更容易接受“人民公社”相关概念的原因之一。

通过查阅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笔者并未发现萨莫科夫地区效仿中国“人民公社”进行生产的相关证据，。但关于保加利亚“人民公社”与中国经验的实际关系，有一点线索应该可以确认：从1958年10月中旬开始，保加利亚开始大规模地将农业合作社从小社合并为大社，合并后的农业社将成为多种经营的经济组织，但并不取消自留地和自留牲畜，即使这样的活动，也受到了民众一定程度上的抵触。* 保加利亚大规模合并农业合作社一事在克兰普顿的书中可以得到佐证，* 而合并农业社成为多种经营的经济组织一事与之前日夫科夫的发言相吻合。* 在中联部的另一份简报里，声称在保萨莫科夫将建立人民公社，建成大社后逐步让公社管理工业和农业，并说保通社国际部主编斯·克列斯太夫称这是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经验在保具体条件下的试验。* 对于这一则简报，笔者倾向于认为是报道上出现了偏差。

三、苏联的态度及其影响

苏联的态度对此时保加利亚“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建设起着决定性的影响。1958年夏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他谈到中国的“大跃进”和“超英赶美”等话题时，对其表示了惊奇与赞赏。* 但赫鲁晓夫内心是不看好中国实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其实苏联早在30年前就推行过“公社”制度，但最终没有成功。苏联一开始对这些问题不表态是为了维系中苏关系，但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开始议论纷纷、自己国内也有群众对此表示出较高的热情，并有国家试图效仿时，苏联方面才开始正视问题。

在赫鲁晓夫看来，自从保加利亚的切尔门哥夫访华、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模式的荒谬文章之后，保加利亚就开始以“人民公社”为榜样，扩大了合作化农业经济的规模、对工业进行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投资，但他认为这难以成功。因此在莫斯科与保加利亚代表团会面时，赫鲁晓夫就警告说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现有条件下应用中国模式是不现实的，模仿中国进行“大跃进”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困境。* 到1959年1月底，赫鲁晓夫就不点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当年的苏共二十一大上，保加利亚关于经济跃进的宣传令其他华约成员国感到震惊，并招致了一些讽刺的声音，1959年7月前后，赫鲁晓夫在华沙和波兹南就严厉批评了“人民公社”这个概念。因此在各方压力下，保加利亚实际上在1959年3月就停止了有关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宣传，在3月和4月的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再也未出现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讨论。而在日夫科夫的回忆录里，他将自己之前的行为归结为受到切尔文科夫的鼓动而受到了蒙蔽，但当他去追问一些细节时，发现并制止了切尔文科夫的错误行为。*

小 结

综上所述：保加利亚早已进行过自己的“公社”试验，但其发轫理念、对“公社”的理解与中国的“人民公社”概念有所不同。在1957年、1958年受到来自中国方面“令人振奋”的消息的鼓动后，国内不是很理想的经济形势以及党内斗争，使得以日夫科夫为首的一些保加利亚领导人对“大跃进”投以极大的热情，而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手段，即是“中国化”的“人民公社”改革——将现有的“小社”合并为“大社”。在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批评和压力之后，保加利亚内部反对意见占了上风，并最后很快在事实上停止了此事，在1959年3月的保共会议上，日夫科夫甚至宣称“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不同于保加利亚的历史传统，而是全面追随苏联的道路，包括苏联发展的基本法”。*

笔者以为，此事件折射出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在认知上复杂的多样性与共性。共性是指社会主义阵营中欠发达国家更容易在经济建设上冲动，冀图用行政命令、“运动式”整合来达到经济快速增长。多样性指的是因各国理解、建设经验不同，可能造成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与运用，而究竟哪个国家可能会主动模仿“中国经验”，看似偶然，实则有其自身原因，如果不去细究这种原因，误读就不可避免。

此事之后，保加利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仍保持持续关注，并趋于理性。如1961年10月保加利亚代表团访华过后，评价到：“大跃进中发生的事情，并不能表明这与严峻的经济形势有相关联系”。*而保加利亚“人民公社”风波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觉，最终使得赫鲁晓夫公开批评中国的公社问题，并成为日后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沈志华教授、Jordan Baev教授、Jan Zofka先生和单璐瑶女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谨在此对以上各位表示感谢。

*本文系笔者赴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短期研修成果，受到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出国出境短期研修专项基金、东方历史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马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