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概念的“岭南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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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我在画里遇见你》/韩帮文著/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在文化与学术领域中，概念本身是通向知识的桥梁，可以让人轻松抵达对象及其意义；但也可能是陷阱，会让人掉入意义的囚笼。换用符号学的说法便是，能指与所指并不是天然统一，两者关系的生成是一种持续流动的过程。

关于“岭南画派”这个概念的使用，不管是艺术界、学界，还是媒体、市场，实在是一个随意轻松的事情。但“岭南画派”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这一指称究竟起于什么时候，到底是怎样逐渐被画坛所接纳、怎样流布于画坛的，仍是一个众说纷纭但又悬而未决的话题。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学术界很有必要对“岭南画派”这一个概念的出场与运作情形做一番梳理，而陈继春（1966—）的《亮节高风——方人定小传》（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就以充实的资料做了一个翔实的梳理。

据现有资料可查，最早使用“岭南画派”这个概念的是丁衍庸（1902—1978）。早在1935年6月5日，丁氏在《中央日报》发表《中西画的调和者高剑父先生》一文，开门见山即指出：“素称岭南派画宗高剑父先生，是一位革命的画家，又是调和中西艺术的折中派的画家。”在丁衍庸这里，岭南派与折中派是两个艺术观念相异的派别，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对两者关系做任何分析。在那个时期，岭南派的叫法并没有流传开来，只不过是个别人的兴趣。

而就“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他们自己而言，是不是就愿意使用这个概念呢？据《方人定小传》交代，方人定（1901—1975）在遗稿《岭南派画历史》中称：“我在1924年从高剑父学画，至他1951年逝世，都没有听他说过岭南画派的名称。这大概是北方人见这种有与北方人所画有些不同，北方惯称广东为岭南，不约而同称之为岭南派罢了……”这与高剑父的另一学生黎葛民的解释大致相同，他在《广东折中派画家陈树人、高剑父》一文中强调：“高、陈在世时，均未尝以‘岭南派’自居……将广东的折中派画家安上‘岭南画派’的称号，这是不够恰当的。”由此可见，黎葛民并不接受“岭南画派”的说法。

史论家李伟铭在《从折中派到岭南派》一文中曾指出：“一种流行的说法，‘岭南画派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指称’。”据他的考察，明确地以“岭南画派”指称“二高一陈”及其追随者，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接受始自20世纪50年代末。确切地说，即郑振铎1958年为《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选集》所写的序言《近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发展》，文中提出“高仑则是岭南派画家的领袖”。非常可惜的是，李伟铭此文并没有深入考察“岭南画派”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风行的具体景况。幸好，《方人定小传》为此做了详细的梳理。

陈继春在该书中介绍，1956年前后，广州及香港两地的报章一直出现“岭南”或“岭南画派”这样的关键词。1957年3月8日至26日，由广州市文化局主办的“陈树人遗作展”在文化公园举办，当月11日，香港《大公报》有“（陈树人）与高奇峰、高剑父并称‘三杰’的说法”，而香港《文汇报》则将陈树人直接称为“岭南三杰之一”。3月21日，《广州日报》刊出陈曙风就展览所写的文章，标题就是《从陈树人先生遗作展览看岭南画派》。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副秘书长的黄笃维（1918—2004），提出“广东岭南画派（曾称‘折中派’）已为当代国画开辟了新的道路，今天已逐渐形成一个绘画的流派了”的观点。1959年5月30日，腊垒（佟绍弼）于《羊城晚报》发表了《高剑父与岭南画派》一文，“岭南画派”的品牌已有广泛效应，至少在媒体上是如此。

舆论效应之后，紧跟着便是美术界的理论研讨。《方人定小传》交代，按广东画院的前身广州国画院筹委会1960年3月15日的工作计划，“研究岭南画派问题”是理论研究部的四项工作之一，由此，“岭南画派”在广州的国画圈成了一个热门议题。1961年12月2日，一场聚焦“岭南画派”的座谈会在广州文艺俱乐部举行，3日之后的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岭南画派特点何在，穗美术界开座谈会》的报道。报道云：

广州市国画界近来热烈讨论岭南画派问题。

在最近一次举行的岭南画派座谈会中，画家们就岭南派的历史、特点及其影响和岭南派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关山月认为，岭南画派是有它的特色的，过去有些人讨论岭南画派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以为直接跟高剑父、高奇峰学画的人才是岭南画派，这显然是不对的。今后要好好研究岭南画派，发展岭南画派。高剑父另一位入室弟子方人定简要介绍了岭南画派的历史后亦对岭南画派的特点发表了意见。他说，高剑父认为当时的国画太保守，主张要写生、写现实，学习中国古画亦学习西洋画法，这便是岭南画派的特色……

该报道还指出，黄新波、黄笃维、卢振寰、卢子枢、黎雄才、赵崇正、叶少秉、李育中也在会上发了言，座谈会将继续举行。

1962年1月25日，广州举行第二次岭南画派问题座谈会，与会者有苏卧农、关山月（1912—2000）、迟轲、梁世雄、李国华、李守真、黄志坚、何磊、黄新波、黄笃维、方人定、赵崇正、陈金章、谭荫甜等。对于这次会议的讨论提纲，方人定的遗稿有记载：

（1）岭南派的历史。

（2）岭南派的特点。

（3）岭南派的影响。

（4）今后岭南派应如何发展。

对于这两次有关岭南画派的讨论，陈继春认为：“方人定是主要主持者之一。”

1962年11月，方人定参加了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的“岭南派画家作品展览”，共展出31位画家的作品，见诸报章的参展画家序列是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何磊、陈子毅、黄独峰、杨之光（1930—2016）、黎葛民、蔡迪支、苏卧农等。按照方人定的女儿方微尘转述时任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黄新波的说法，此参展画家顺序，不是以参展画家的姓氏笔画多少或年龄大小而排列，而是由内地与香港有关人士共同讨论、协商而定下来的。而且，展览场刊的题目也是由方人定书写的，封面上也只刊出方人定画新会小鸟天堂一角且轰动一时的八尺名作。由此，陈继春断定：“方人定无疑是当时广东岭南画派的旗手般人物。”

方人定作为高剑父的学生，曾被誉为高氏的一支笔，“新国画”阵营的宣传部部长，这缘由便是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方黄之争”。1926年，方人定“奉高剑父之名，写了一篇《新国画与旧国画》，刊于《国民新闻·国花》栏”，结果引发了传统派国画研究会成员黄般若的反击，“双方打了半年笔墨官司”。数十年过去之后，高剑父及“新国画”的代言人方人定再次成为“岭南画派”美术品牌塑造的重要参与者。在高剑父逝世10年之后，方人定还替他恩师总结出一套理论主张，称：“在传统基础上吸收外国之所长，反对墨守成法，主张写生，写现代事物，艺术应到民间去。”而在方人定的遗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草稿纸上归纳出的“岭南派”的特点：

（1）力求创新，提倡写生。

（2）南方色彩，个人风格。

（3）继承传统，吸收外来。

（4）兼工带写，色墨并重。

其实，方人定于1970年4月8日，对上文注曰：“这是1962年年底，岭南画派画展完后，关山月约我和黎雄才、苏卧农、何磊、赵崇正在太平馆聚餐，关山月说，有些人问岭南画派的特点何在，于是各人商议，得出这四个特点。兼工带写，色墨并重，是我拟的。”

且不管方人定所拟写的“兼工带写，色墨并重”归结为岭南派的特点之一是否合适，但在“岭南画派”名称由来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方人定贡献良多”（陈继春语）。对于这一点，在岭南美术史上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我在画里遇见你》

著者：韩帮文
出版：岭南美术出版社

新年新书《我在画里遇见你》，由人气画家林帝浣老师，江湖人称小林老师倾情创作插图，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梁江，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联袂推荐。

图书介绍：《我在画里遇见你》是一本美术随笔与艺术评论集，第一部分聚焦美术史的边角料，是壮阔历史图景之外的细微、边缘叙事。第二、第三部分则是作者和艺术家相遇、交往的故事，以及凝注画面的真切感受。第四部分以树、花、果三个美学意象为线索，力求辨明岭南美术的地域风格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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