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制度为何得以延续至今？对日本政治有何作用？

　　【本文节选自《菊花王朝》，作者：胡炜权，经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在网易新闻平台发布，欢迎关注，禁止随意转载。】

　　天皇、皇室与大众媒体的关系如何演变？

　　通常而言，政治人物的花边新闻比起僵硬乏味的政治动向，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在仍然存在皇室的国家里，情况也一样，像英国皇室被传媒“狗仔队”贴身报道，便是一例，日本的皇室又如何呢？

　　目前，日本国内及国外传媒已获得较多报道皇室的机会。近年在出现一些不利皇室的消息和事件时，大众也能自由地查阅媒体报道，国民与媒体均不会受到来自政府当局的政治审判和检查。但以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官方如何利用皇室报道

　　从日本传媒业历史来说，著名的明治维新既是改变日本命运的历史事件，也是官方与民间办报的重要契机。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西方思潮随着日本开国而到来，民间在各种思想的熏陶下，积极利用各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尚未普及，报纸就是当时最有力的平台。

　　明治天皇晚年的立宪运动，以及大正天皇时代的民主运动，都通过民间团体办报，向官方施加压力。然而，关乎天皇与皇族的报道则不存在自由评论的空间。官方靠着“天皇乃神圣不可侵”的全民共识，将限制国民批评国政一事，抬升到更高的层面。

　　也就是说，明治及大正政府利用限制有关天皇的报道，维持政府的威严，同时利用天皇这个万民爱戴的金身，反过来通过媒体进行国民教育。在战争频发的20世纪上半期，官方利用公权力压迫和控制媒体，使媒体大多成为政府的鹰犬和宣传工具，向人民灌输盲目的国家主义和忠君思想。例如，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30日过世，当时传媒带着半分爱国心、半分煽情，以制造声势的意图，鼓动东京民众到皇宫外的二重桥外跪地祈祷。

　　相较健康长寿的明治天皇，接任的大正天皇是出名的“药罐子”，到了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病危时，《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章则改以“美谈”“壮烈”为名，报道少年少女听闻天皇病危而哀痛自残的新闻，变相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

　　 媒体“自肃”与自我审查

　　到了战前的昭和时代，战争新闻的煽情与夸张手法，自不待言。关于不利战况以及天皇动向的新闻，通通受宫内省（宫内厅的前身）和军部严格管制，一旦发现不妥言论，轻则禁止发放，重则以“不敬罪”处罚当事人。

　　当时的报纸和电台媒体为免以身试法，都会自主地以“自肃”为名，不报道一些危险敏感的新闻，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自我审查”了。另外，在“天皇与皇族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下，也不能主动采访他们。

　　战后的皇室报道

　　 随着二战战败，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完全否定了自己过于激烈的忠君爱国思想，用来钳制媒体的不敬罪也被废除。在新宪法赋予的言论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保障下，媒体对皇室、天皇的报道限制也陆续放宽。

　　 尤其在美国占领期间，为了对国内外展现天皇《人间宣言》已落实执行，日本政府和昭和天皇都与媒体有更多交流，被历史学家称为多年来难得的“蜜月期”。话虽如此，昭和天皇召开记者会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媒体一律不可询问关于二战罪责、政治和时评等话题，日本政府会事前介入和协调。

　　平成天皇对媒体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他与主要皇室成员有更多的机会露面，或召开记者招待会。不过，天皇与皇室言论仍受到宫内厅的管理，大部分发言都以“建议”为名而受到限制。

　　踏入千禧年代，媒体对于皇室的主要报道仍然停留在转述发言，以及报道动向。另一方面，皇室与宫内厅出现越来越多的矛盾，平成天皇、新任天皇德仁与成为皇嗣的秋篠宫文仁亲王在这10多年内，皆曾在没有事前知会下批评宫内厅，或者对宫内厅以及日本政府无视皇室意愿表达不满，使宫内厅和政府尴尬不已。

　　 而传媒又如何报道皇室的花边新闻呢？近10年来，比起英国为首的欧洲皇室，以及仍被国民视为神圣至上的泰国皇室，现时日本皇室报道的自由度算处于两者之间。

　　 进入2000年后，日本皇室成员的花边新闻大多与婚姻问题相关。目前最新的新闻是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与未婚夫小室圭的婚事濒临破局。传媒虽有报道，但大多“点到即止”，不像英国媒体对皇室做贴身式报道。

　　 可见，虽然战前的不敬罪已不再成为威胁，但是日本媒体或多或少出自对皇室和天皇的崇敬心态，在不利于皇室形象的报道上仍然采取明显的“自我审查”方针，以帮助天皇贯彻“象征天皇”“大众天皇”的形象。昭和天皇时代禁止传媒询问历史、政治和二战问题的方针，继续成为媒体不言自明的“潜规则”。

　　 平成天皇让位为什么会引起宪政危机？

　　 生前让位还是生前退位？

　　2016年7月13日，日本的国营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NHK）和《每日新闻》援引负责皇室事务的宫内厅消息——平成天皇明仁已向宫内厅表示自己打算提早让位给皇太子德仁。天皇认为应该让有能力履行天皇职责的人来担任，暗示自己年事已高，身心上都已经无法胜任天皇的职位。

　　消息传开之后，宫内厅发言人随即向记者否定上述的报道，更表示天皇将按宪法规定，继续履行天皇的职责。可是，到了同年8月8日，平成天皇在长约10分钟的公开讲话中，再次表达了让位的意愿，并且公开请求日本国民谅解。事已至此，政府当局显然已不能再否定这一事实。

　　经过与皇室内部磋商，首相安倍晋三内阁于2017年6月1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由5条与附例11条组成，并在同月中旬获得国会两院通过，再对外公布。

　　特例法正式写明“天皇退位”，但包括天皇本人发言在内，都将这次决定称为“让位”。一些右派传媒也遵循意志，在之后的相关报道里一律使用“让位”。两者究竟有什么分别？

　　“退位”是指在没有天皇的主体意识下，使他从皇位上下来。

　　“让位”是指在天皇的主体意识下，自行放弃皇位，并将皇位交予指定继承人。

　　按照天皇的上述行动，“让位”的说法当然最为准确，为什么日本政府还是要在特例法上写“退位”呢？这是因为在现行宪法和《皇室典范》规定下，天皇没有“辞职”“退休”的权利。但平成天皇突然提出，而且罕有地做出强烈要求，安倍内阁最终妥协，急忙制定上述的特例法去追认。

　　但是，为免再次被天皇杀一个措手不及，安倍内阁在特例法里强调了特例，即“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的意思。也就是说，法例上是特意用退位来强调法律先于天皇的意志，避免抵触“宪法最大、天皇受宪法限制”的精神，引起宪法解释混乱的尴尬情况。

　　 为什么不可退位？

　　前文所谓的“尴尬情况”，是指天皇突然想退位，导致天皇有可能违背宪法规定的局面。那么，为什么宪法规定天皇不可退休，要做到死为止呢？先看看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

　　历史上天皇生前让位、退位的例子多不胜数，有天皇自愿提出让位，也有天皇被要求退位。但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天皇成为国家唯一、最大且至为神圣的代表和象征，明治政府更通过明治天皇向国内外宣言会担负起率领国家的重责，实现“万机亲裁”的君权政治，恢复“古制”。

　　宣言归宣言，没有人能保证天皇不会突然出事。因此，明治政府确保政权在握之后，开始讨论皇室、皇位的规定，也就是后来于1889年确立的《帝国宪法》与旧《皇室典范》。

　　在这之前的1886年，政府辖下的制度调查局提出，万一天皇身体不妥时，便设置“摄政”来署理国务。但当时的外务大臣井上毅表示反对，认为这等于让国民知道天皇有恙，无法领导国家，会引起国内不安，也有损天皇权威。

　　井上毅又强调，在制宪后一旦设置摄政，必然要通过国会表决，变相使天皇无上权威和继承受到民选议会及其背后的国民掣肘。因此，井上毅反而提议立法容许天皇以让位（不是退位）的方式，将国务职责交给皇位继承人，以跳过议会，完成权力交接。不过，他的建议旋即被首相伊藤博文否决。伊藤博文忧虑一旦容许天皇可以让位，难保将来天皇因与政府不和，用让位作为抗议手段，威胁政府。他也担心有反政府势力勾结皇族，夺取皇位，再废掉现有天皇，引起政治动乱。

　　最终，伊藤博文的忧虑获得了内阁幕僚的认同，并且在1889年制定的旧《皇室典范》第10条里，明确规定天皇终身制，不可提前退位、让位。伊藤的这个想法延续到了战后的新宪法与新的《皇室典范》，战败后的天皇已成为“国家和国民统合的象征”，必须终身在任，减少更替，才能体现“统合”“象征”的精神，为国民带来安全感。

　　 然而，日本国内一些开明人士认为，这个期待等于剥夺了天皇的人权，甚至等同天皇宣言的“特别性”，与当年昭和天皇公布“天皇是人”的《人间宣言》相违背。另外，也有人猜测天皇的“退位”另有隐情，包括不满安倍晋三政权的右倾路线，破坏天皇一贯的不战、反战原则，于是罕见地主动“让位”，以示抗议等。

　　 无论如何，平成天皇“让位”一事已成定局，引发的宪政危机也被强行拉回原本路线。然而，关于今后新天皇德仁能否继续与安倍政权以及将来出现的内阁保持和谐，这势必成为日本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会走向终结吗？

　　 天皇家存续的危机

　　2019年4月30日，在位31年的平成天皇让位（法律上称为“退位”），皇太子德仁于翌日接任，成为第126代天皇。这个延续天皇制的大事潜藏着一个重大的危机，足以影响自夸“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存续。

　　战后确立的日本现行宪法（俗称《和平宪法》）第二条规定，天皇是世袭制。同样，在战后改订的《皇室典范》第一条也明确规定，只限拥有天皇血统（原文称为“皇统”）的直系男性成员来继承天皇之位，直接否定了女性成员的继承权。这个规定背后的理由和理论留待本小节说明，这里先说明此规范造成的隐忧。

　　这个规范只有当天皇成功生下儿子，又或者天皇有直系弟弟，而这些弟弟（们）又有大量儿子时，才能维持下去。可是现实是新天皇膝下只有一名公主（爱子内亲王），没有男性子嗣。因此，在平成天皇提出让位想法之前，日本政府与皇室会议已按照上述原则，内定了德仁天皇的胞弟秋篠宫文仁成为第二顺位继承人，而秋篠宫文仁的儿子悠仁亲王则成为第三顺位继承人。

　　按照现时的情况来看，天皇德仁死去后，如弟弟文仁仍在世，那么天皇继承权便自然转移到文仁身上，然后继续传延下去。文仁之子悠仁将成为天皇家的唯一继承人，没有其他直系男性亲族。

　　而受到“臣籍降嫁”制度的影响，所有女性成员出嫁后将自动失去皇族成员身份。换言之，如果悠仁亲王继承皇位时，所有女性成员都已出嫁，他身边将没有任何皇族亲人。万一悠仁又有什么三长两短，而上述原则又不做任何改变，那么拥有千年以上历史的日本皇室因为直系血脉断绝，“万世一系”的神话将成为绝唱。

　　这个问题早在悠仁出生前，便已成为日本政府、皇室，以及异常重视天皇存续的保守势力至为关心的问题。目前来看，德仁夫妇与文仁夫妇均年事已高，恐难以再生育，所以只能期待悠仁长大后，尽快成婚，然后开枝散叶，确保天皇家族的男性成员人数回升。

　　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悠仁一定能长大成人，以及结婚后一定能生出大量男嗣。于是，便有人提出次善之法，包括恢复承认女性天皇的合法性，又或者让天皇家族旁系出身，但已不属皇室成员的男性以养子身份继承大统。这两者之中，尤以前者最受到保守派系抨击。就媒体调查显示，日本国民对前者的抗拒其实没有保守派那么强烈。但保守派为何坚决反对女性天皇再现？为什么战后的《皇室典范》不承认女性天皇？

　　 否定女性天皇的缘由

　　《皇室典范》不承认女性皇室成员继承大统的规定，与战前的旧《皇室典范》里的精神如出一辙，反映当时政府与皇室即使战败被迫改变天皇体制，仍然希望维持战前的天皇理念。

　　这个“非男子不能为王”的理念是如何产生的？在1946年底，国会审议《皇室典范》内容时，便有议员问及政府与皇室执意否定女性皇室成员成为天皇的原因。当时的日本政府（吉田茂第一次内阁）在答复质询时，总括了六大原因。简单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四项：

　　①女性天皇与他家男子成婚而生的子女，天皇家系将转到他家之手，影响“万世一系”的皇统纯正。

　　②女性天皇即使结婚生子，也只能解决一代的子孙不足问题，长远而言还是要由男性子孙继承大统。

　　③天皇继承问题为特殊问题，不受新宪法规定的男女权利平等精神影响。

　　④在天皇历史上出现的女天皇皆为例外和偶然，不属于天皇继承的根本原则。

　　以上种种，说白了便是不希望天皇血脉外流，因此必须认定历史上出现过的女天皇皆为例外，不成正统，更强调否定女天皇是符合天皇历史惯例和传统的做法。

　　更明确地说，当时的日本政府以至今日保守派，皆执着于天皇家系只可由直系男性子孙来继承的“信仰”，背后潜藏着男尊女卑、父系继承为尊的思想。再加上现时属于神道思想产物的皇室祭祀，大多规定由男子来进行，女性成员一律无法参与。因此，保守派拿出“神道＝国家传统＝习俗”的理论，进一步否定女天皇出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通过本书对女天皇的介绍，大家不难想象，这些矮化女天皇存在的言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江户时代两位女天皇（明正天皇与后樱町天皇）的即位和不能生子的事实，已反映这种倾向。可以说，1946年日本政府与现今保守势力的持论，传承自江户时代，但更早的古代女天皇却是曾真正统治国家的实际君主，不是虚设的元首。至于直系男性子孙来继承的“万世一系”传统，放在南北朝时代（出现皇家分裂）来看，也并非无懈可击。总而言之，种种保守意见充其量只是一种执念，没有法理、历史根据。

　　虽然如此，保守派仍然坚拒女天皇重新出现。一些较为极端的言论更提出，因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天皇不可多妻多妾，必要时，可以复行立妾来确保子嗣。从前的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都是侧室所生，可为近例，无须找寻更早的例子。但从日本正缓慢地提升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权益的国情来看，这类极端言论如何能上得了台面，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天皇制将走到尽头？

　　当然，对于是否开放公主（爱子、真子、佳子）成为候补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目前正反双方处于自说自话、互不承认的状态，相信这一切在悠仁成婚生子前，不会有重大改动。特别是目前的政府（第二次安倍内阁）所属的自民党，属于保守势力。在选票及保守势力的压力下，公然接受女天皇的可能性比较小。

　　假设改革毫无进展，悠仁亲王继承皇位又无法生下男嗣，天皇制“独子单传”恐成常态，终有一天会出现没有男性皇族成员的结局。一旦问题拖到悠仁长大后才去解决，属于天皇家族近亲的旁系旧皇室成员已然疏离，保守派又是否会接受一度失去皇族身份的男性突然成为天皇呢？

　　因此，目前解决这个问题的理想时机，是在爱子、真子和佳子皆未出嫁前。又或者政府与皇室直接改变继承制度，让她们三人获得继承资格。否则，天皇制断绝的危机会继续缠绕这个千年家族。

　　当然，除了存续天皇制度外，另一个解决之道是在天皇家族后继无人之前便改行共和制，彻底结束这个两千多年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