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立宪派的大论战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支柱。初生的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

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

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

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

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

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分裂？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也不太引人注意。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

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

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像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一代目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二代目平时代，又退回到名曰“改开”、实则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

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