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的法国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以颠覆性影像实践著称的电影人。1980年6月，杜拉斯受“新浪潮”摇篮、世界知名杂志《电影手册》编辑部邀请，推出电影专论特刊《绿眼睛》。
在本书中，杜拉斯介绍了拍片过程中的个人心路与思想脉络，以及对周遭世界与种种争议的看法。收录文章既包含《电影手册》编辑对杜拉斯的专访，也有杜拉斯与同时代备受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作家、导演的对谈，还穿插着与主题相关的信函、随笔或宣言、檄文。值此中文版面世之际，我们特邀本书译者、学者陆一琛撰写专文，一探杜拉斯电影与写作之间的黑暗地带。
写作“谋杀”电影的凶案现场
《绿眼睛》无疑是杜拉斯作品“经典化”进程中最易被遗忘的小书。与钟情严肃文学的伽利玛出版社和热衷实验文学的午夜出版社不同，推出《绿眼睛》的《电影手册》编辑部本身就隐含着解读该作品的重要信息。
对世界电影有着特殊贡献的《电影手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影视读物，而是一本在艺术、审美、政治、思想等层面均有着一以贯之且极为个性化的精神传统的小众杂志。自巴赞以来，《电影手册》所代表的直面现实、对社会有所承担的介入立场，还有强调原创与探索、拒绝僵化与停滞的美学追求，都与杜拉斯的电影不谋而合。更确切地说， 杜拉斯的电影是《电影手册》所推崇的、在电影实践领域具有颠覆性影响的典型 。
《绿眼睛》杜拉斯百年诞辰纪念版封面，2014
但《绿眼睛》并没有止步于电影，它是杜拉斯电影与写作之间的过渡空间与黑暗地带，是写作“谋杀”电影的凶案现场。
这也解释了它在理解杜拉斯作品中不可化约的重要性。首先，从某种程度上讲，《绿眼睛》重塑了杜拉斯电影实践的轨迹：从电影剧本的撰写到手执导筒的经历，从处女作《音乐》到收官作《孩子们》，尤其是那些以《奥蕾莉娅·斯坦纳》系列为代表的备受争议的短片。她抱怨预算的捉襟见肘和制片商的百般刁难，嘲讽影评人的短视和漠然，但却毫不掩饰对某些能在她心中激起共鸣的另类电影人的推崇和热爱。
《奥蕾里娅·斯坦纳（温哥华）》
这条跨越了将近20个年头的探索轨迹遵循着特立独行的演进逻辑：逐渐向某种电影的零度表达靠拢，某种寻回了默片时代残余“灵光”的“有声”电影。从早期电影中的声画异步与分离，到主导《大西洋人》的黑屏，杜拉斯逐步消解了过于“饱和”的画面和叙事，旨在呈现另一种需要去聆听、去阅读、去体验、去想象的电影。 杜拉斯或许是唯一一个在《世界报》上刊文奉劝观众别去看自己电影的电影人 ，她以一种近乎挑衅的方式强制要求观众无条件、浸入式地参与电影的（再）创作。
然而， 这种极端的探索最终将杜拉斯重新——甚至更猛烈地——推向了写作 。
在《绿眼睛》中，杜拉斯很好地诠释了写作与电影之间势不两立的态势：“对我而言，电影的成功根植于写作的溃败。电影最主要的且具有决定性的魅力，就在于它对写作的屠杀”“我拍电影是为了获取毁灭文本的创造性经验”……
杜拉斯的电影在不断更新文本“阅读”体验的同时，也触及了电影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局限：“声”与“画”之间无法避免的共存。杜拉斯幻想中的“理想图像——那声称谋杀了电影的图像”，不过是《大西洋人》中“黑色胶片”的影像。
《大西洋人》/ L'homme atlantique，1981
她最终站在了作家的立场上，指出电影实践的即时性、当下性，同时重申了写作实践的超验性。她曾多次坦言：“ 从写作过渡到画面时，某种程度上就抛弃了布勒东所说某样东西或某种表达的‘几千种可能性’ 。”电影虽然激活了文本，但也将其禁锢在有限的表达中；而写作，尤其是对杜拉斯影响笃深的布朗肖意义上的写作，是劫后重生：“当一切都终结时，在奄奄一息的灰色地球上，书写仍将无处不在。它在空气中，在大海上。”
某种意义上而言， 《绿眼睛》不失为一部微小的私人文学史，杜拉斯的读者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杜拉斯自撰作品中的所有常数 ：暗藏在系列照片中的童年叙事，作为《痛苦》系列之缘起的战争笔记，作为流浪象征的犹太喻象，从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劳儿·瓦·施泰因到奥蕾莉娅·斯坦纳等无数俄罗斯套娃般的层叠女性影像，还有使写作与电影无缝结合的、被誉为《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领地》的“激情场域”……
当然，还有“外面的世界”，例如对边缘群体的持续关注，又如带着鲜明杜氏印迹的“主观”新闻逸事。 或许我们应该对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时事报道进行更为文学化的解读： 在《羚羊》中看到神谕，看到对神秘的皈依； 在《蒙特勒伊走钢索的年轻人》中看到始终置身于试验和危险之中的姿态……
在杜拉斯全集关于《绿眼睛》的注脚中，罗贝尔·阿尔韦提到这本书命名的缘由时，曾指涉杜拉斯部分小说中女主人公眼睛的颜色，甚至还包括杜拉斯的母亲。而借用杜拉斯本人的话，她希望“ 假借少女绿色的眼睛来看世界的尽头 ”。显然， “眼睛”在此既是媒介，也是镜头，是组织纷杂碎片的主线 。 书中十几幅配图都是非直视镜头的女性形象，杜拉斯试图在《绿眼睛》中建构一个以观看游戏为基础的互动空间，要求看书的读者也具有一双通灵的慧眼，在交错的视线中探寻深藏的真相，关于电影，关于写作，关于世界，关于自我。
看似芜杂的《绿眼睛》始终遵循着塞尔日·达内在说明中所提到的“作者逻辑”——“ 恪守作者授意的排版 ”，文与图的结合俨然是跃然于纸上的作家电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杜拉斯的文本印迹，从语序到标点，从句法到刻意或无意的重复，只为再现作者力透纸背的强力在场，或者更确切地说，再现某种只属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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