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公益人任晓媛：看世界，放下执着

对话 · 任晓媛

水是什么颜色？

白色，棕色，黑色……

这是公益人任晓媛在中国农村地区走访时，

听到当地孩子们的答案。

他们从未意识到水是透明的。

根据国家环保部等部门2012年的的评估数据，中国农村地区有近3亿居民无法持续获得清洁饮用水。截至2020年底，已有超过2.7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得到一定的提升。然而，仍然有17%偏远、隐蔽的村庄的饮水安全问题未能通过自来水工程得到全面关注与解决。90后女生任晓媛和她年轻的公益团队“吾水”，希望能为此做一些事。

△任晓媛(水资源安全调研与保护) 公益组织MyH2O负责人

2019年，任晓媛入选《福布斯》杂志“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同时入选英国广播公司（BBC）的2019年100名杰出女性之一。2020年，她又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地球卫士青年奖”，这是联合国为年轻人设立的最高环保荣誉。北京长大，美国名校毕业，环保这一条职业道路并不是任晓媛的“最优选”。她认为自己不再符合主流社会对“人生巅峰”的定义。

△公益组织MyH2O与村民合影（右二 任晓媛）

在北京一个普通小区的居民楼中，任晓媛的团队和另一个环保组织，合租着一个略显局促的办公场地。这个小小据点中，团队的几个人分时段办公，运转着一个有着宏大目标的环保项目。

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前往近千个村庄，进行水质检测、水安全教育，并将收集的信息绘制乡村水质数据地图，同时用建立水站、捐赠净水装置等方式，点对点解决了其中7个村庄的实际饮水健康问题。

任晓媛：我们今年核心关注的地方，是东北三江平原和华北这两个片区，最少会给这些地方支持十几个我们的团队。如果资金更充裕的话，我们还会支持更多的项目点，去重点调研这些区域的地下水和卫生情况。还有在管网建设后，要调研当地村民的用水习惯，用水健康等问题。
田川：大部分村庄的水受到污染的原因是什么？
任晓媛：不同村庄的情况会有不一样。有些村庄的水源来自地下水，地下水的污染风险有几种不同类型。比如可能是地质导致的，水在地下流的时候溶解了更多的矿物质在水里，导致水的硬度很高。村民喝的时候就会说这水是苦咸水，因为这种水喝起来口感比较咸。
还有农业污染，在很多社区会看到用完的农药罐头被扔得到处都是，很多水源旁边就扔着一堆农药罐头，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的水中测到含氮的有机物也会偏高。
另外还有工业污染，我们曾检测到一个社区的地下水中含有石油烃，这是不应该出现在地下水中的化学物质，但它就是出现了。这就代表地下水的水质会受当地气井、煤矿的影响。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比较广泛的铺设了自来水的硬件设施，有了自来水，或有了类似的水质处理设备后，水被污染这个问题一般就不会影响到村民的健康了。但如果社区没有做好对地下水的处理，比如净水器坏了，或是净水器滤芯三四年都不更换，导致出来的水比进去的水还脏，或者村民不认可自来水，依旧要喝自己的井水……那水污染的问题依然会在很多社区存在。

△多种因素导致农村水源受到污染

任晓媛在北京长大，从小学到中学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常在老师们口中听到这样的鼓励：继续保持，为校争光。青春期的她不喜欢老师们灌输给她的这些话，这让她感到烦恼。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学校的公益社团“根与芽”，这是科学家珍妮·古道尔建立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教育计划，帮助更多青少年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次偶然也成为她公益路的起点。

任晓媛：当时查组织“根与芽”的背景，就读到了珍妮·古道尔跟猩猩一起生活了多年的经历。发现原来还有人能这样生活，感觉很神奇，很受触动。觉得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也许能遇到更多神奇的人。
田川：当时看珍妮·古道尔的故事，最触动你的是什么？你希望追求什么？
任晓媛：最触动我的是她对猩猩的那种理解，一种非常强的，人与人之外的共情能力。她说其实猩猩也会相互给对方梳妆打扮，也有层级划分，会互相帮忙照顾小孩，会产生矛盾，会难过……它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圈层，和人类社会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我们经常把它们关到笼子里，然后凝视它们，在它们身上做实验，毁坏他们的栖息地……一定程度上，他们承受的痛苦以及精神压力不比我们小。它们其实非常聪明，但我们并不把它们当做同等的人去看待，也不把它们的感情当做我们的感情，我们其实是在歧视这个物种。如果是一个人，哪怕出生的时候在智力上和我们有了一些差距，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智力差距，就觉得要把他关起来或怎样，他仍然有作为人的权益。但是猩猩哪怕智商跟我们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对它为所欲为，这个事情让我很受触动。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一个，我们非常有共情感的生物？然后就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不止人类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之外的生物，它们也有生活。而它们正被人类的贪婪，以及共情能力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迫害着。

任晓媛：当时珍妮·古道尔来北京做参访，正好选择了我们学校来做演讲。她有很多很有能量的宣言，比如“Together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就是说“一起，我们可以创造改变”，这种东西对小孩来讲是特别有能量的。那个时候我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什么途径去接触其它的信息来源，也就没能力接触到太多意识价值上的传输。但突然有一个这么正能量，有号召力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你觉得一下就被它的能量所感召了。珍妮·古道尔演讲的开场也是她很经典的开场方式，她会模拟30秒左右的猩猩叫，然后告诉你这是猩猩开心时打招呼的方式，她也用这个方式跟我们打招呼。然后你会觉得，人和自然其实是还有这样一种交互和链接的方式，这点很让人触动。

“经过数亿年，才出现居住在地球上的生命，在此期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的生命，与其周遭的环境达成了一个协调平衡的状态。生命环境严格地塑造和引导着生命，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兼收并蓄。时间是决定性的因素，然而现今的世界变化的速度太快了，已经来不及平衡。人们非但没有追随这大自然从容淡定的脚步，反而迈着轻率鲁莽和漫不经心的步伐，于是出现了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变。”

——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

这是美国的博物学作家蕾切尔·卡森所写《寂静的春天》书中的语句。这本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的，100本影响美国最深的图书中名列第三的科普读物，也对高中时期的任晓媛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任晓媛：我了解过很多人的故事，有的人可能在生意上很有成就，有的人可能很聪明，有的人可能很坚强……但最触动我的是那些，坚持自己的某一个角落，并觉得这个角落是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然后对抗孤独，用自己的力量去证明价值和意义的人。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有一天我也可以不再那么关注自己的圈子，不再那么执着于自己的分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成就……而是服务于一个自我之外的目标。上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对自己的执着是一件很令人烦恼的事情。比如老师们会跟你说，你一定要继续考这个分数，继续保持，这样可以为学校争光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开始对自己越来越执着，但那种感觉并不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就意识到还有这样一群坚持自己角落的人，然后看到他们是怎样摆脱对自我的执着，服务于一个更高的使命和目标的，我其实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寻找过程。
田川：这个寻找的过程是怎样的？你经历了多长时间？
任晓媛：我觉得可能现在也还在寻找中。我并没有期望所有人都要成为疯狂的环保主义者，我觉得多一个人知道一点，也许他们心中的天平就会多一点砝码。比如参与到我们社团的高中生，可能一开始也不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但结束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不能用一次性筷子。慢慢的你会看到这种信念对大家天平的影响，你会知道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中，他们都会注意到这个议题，并在这个议题上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我觉得这就够了。

18岁，任晓媛前往美国留学。她在美国读完本科，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环境工程和科技政策双硕士学位。学校里，她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与环境相关的议题的研究。
她曾前往西半球唯一一个最不发达国家海地，参加植树造林、开掘水井、建设医院和学校等支持弱势社区的工作。也曾去到美国中部的大草原，学习跟自然接触，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去了解它。

任晓媛：当时我在申请各种不同的研究项目，后来申请到一个研究洋流的项目，有3周的实践考察。船就在墨西哥湾上飘着，我们每天往水里放一种无害的化学物质，然后看它怎么漂。我们就围着那个化学物质走来走去，之后再去采样。采完样之后看它在每一层的分散情况是怎样的，横截面的分散情况是怎样的。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模型，预测如果以后有石油泄漏，它会在海上怎么漂，我们该如何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泄漏。这个研究项目，应该让我跟水有了最长时间的亲密接触。
田川：就三周时间一直都在海上不回来 ？
任晓媛：对，回不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海平面的时候看过日出和夕阳。尤其是当夕阳是粉色的时候，整个海，你的全世界都是粉色的，特别好看。而且因为船的位置不一样，太阳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了。所以不管是夕阳的颜色，还是太阳升起的颜色，每天都是不同的。但不管是什么颜色，它都会遍布你的四面八方，四周都是一个颜色。你看到后就会特别感动，水竟然可以倒映出这么纯净的一个事物，它是这么的包容。看着海平面你会觉得特别平静，那个时候你对水会有特别强的链接感。你会特别不希望它被污染了，然后无法倒映出这样的世界。你希望它永远都是纯粹、包容，温柔又坚强的样子。

△墨西哥湾上的夕阳

为了完成研究生毕业的课题，任晓媛多次前往印度，进行印度水安全问题调研，在那里，她看到了另一种生活，也为之后的选择打下基础。她与当地政府、村民、公益组织打交道，了解他们的饮水习惯，调研真正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学习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模式。

任晓媛：其中有两个村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村庄是由于他们当地的水不是非常好，所以在村中心有一个净化水的设施。但使用这个设施是要付费的，所以不是所有村民都会过来使用。我就问村民他们什么时候会过来用这个设施，村民跟我说一般是家里来人了，或者有人生病了，医生开的处方上说不能喝自家水，要喝村中心那里处理过的水的时候，他们才会来用这个设备。当时就觉得好神奇，净化过的水竟然会是他们的一种处方药。我没想到水对他们来讲，是用来治病的东西。另一件触动我的事，是围绕厕所发生的。当时印度在做改厕，我想改厕那肯定是要建新的厕所，因为当时旱厕在的印度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其实在印度，有很多人是连旱厕都不用的。可能到野外觉得这块儿环境挺好，那我上个厕所吧，随地就解决了。所以我就想，等建了好的设施，他们是不是就会选择用厕所解决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好多厕所最后就变成了他们的插花篮，或者聊天的地方，存放粮食的地方，晒东西的地方，就是不会当厕所用。当时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也挺震惊的。然后印度政府才意识到光解决设施是不行的，还要考虑怎么改变人的行为意识，怎么给他们去做倡导，去做教育。

△任晓媛及团队成员对印度水安全问题做调研

任晓媛：印度有一个特别庞大的水和卫生信息记录系统，他们会记录每家每户是否有厕所，有没有在用这个厕所，厕所的冲水系统是否完善，会不会缺水等等信息。每家每户都记录的很完善，甚至完善到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厕所前照一张相，然后上传到数据记录系统里。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就想，在中国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用来记录和了解中国每一个社区的现状和需求的系统。我们相信在硬件设施的建立上，包括集中式的水质信息，政府肯定是有数据记录的。但我们对村民整体使用现状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比如我在一个偏远地区建了一个冲水厕所，它真的被用上了吗？用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虽然落地了管道，但当地人可能不愿意用，因为觉得用管道的水还要付水费，我自己家有井，是不是继续用井水也可以等等问题，我们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看，我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个信息平台，然后去链接村民的需求，以及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更好的让村民和村庄获得安全用水。

2015年，身在美国的任晓媛成立了“吾水”信息平台。过去5年里，她从美国毕业回国，招募了1000多名青年志愿者、110多支高校团队参与到“乡村水质检测”项目中。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24个省区市、近千个村庄，已经收集了3800余份水样检测和7000余份健康与环境卫生问卷调研。他们也用接入附近管网、安装净水器或建立服务全村的水站等方式，在全国建立了7个长期的乡村水安全示范点。

田川：有遇到过让你觉得特别不能接受，或特别难解决的问题吗？
任晓媛：一个是跟当地村民建立信任，另外有时会遇到彼此对解决方案认知不同。比如有的村子会觉得，你给我们落地了解决方案，那别的地方的人就会觉得我们村里面的水不好，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村的测评或业绩等等。所以尽管有些人是有需求的，但因为一些其它声音的存在，导致解决方案无法有效落地。这个情况其实跟印度有些社区有点像，比如有的社区已经确定井水被污染了，然后我们在井边贴了一个叉，告诉大家不要喝这里的井水。但村民之后就会把这个叉揭下来，他们觉得你在我们村里画满了叉，别人觉得我们都喝了被污染的水，那谁还愿意娶我们家孩子。虽然在中国直接喝地下水的村民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但依然能看到大家对自己村荣誉感的担忧，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或觉得自己不好，不想让别人歧视自己的村子，在这些问题大家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但也有很接受的村庄，觉得解决方案很好，所以这个完全要看当地文化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对接一个解决方案，但如果村民没有很强的意向的话，以我们目前的资源力量，是没法做更多推动的。面对这些场景，有时我和我的团队会有挫败感。你就会想，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没有价值的吗？会开始产生这种自我怀疑。
田川：最后你是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的？
任晓媛：跟我参加“根与芽”计划那时的状态一样，先解决面前能解决的问题。至少先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个落地，每一个案例都是掷地有声的，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会长期关注每个案例的进展，追踪它是否有效，然后做一个很好的记录。我们还有“吾水计划”，这个项目就是做广泛的观测性调研，对于我们无法很快解决的社区，把我们看到的普遍风险和问题，通过“吾水计划”做更长期的倡导。通过长期和短期的配合，我们能有一个更完整的系统，去感受我们在整个议题上，在行业上的长期力量，也让我们至少能先解决现在面对的这几个问题。

编导：高舒晴

编辑：612、栗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