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文 | 张浚：“群体免疫”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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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 No.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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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10月8日第7版

国际研究学部

近现代以来，在自由和社会公平正义之间，英国的精英阶层选择了前者，使得贫困成为英国社会久拖不决的问题。自由主义在英国长期占据主流，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习惯于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老、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自由主义漂洋过海，传播到美国，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与英国如出一辙。由此不难理解“群体免疫”之说发端于英国，又事实上实行于美国。美英两个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都损失惨重。至2020年8月初，坐拥世界上最发达医疗体系的美国，每10万人中的确诊病例数高达1472例，是中国的200多倍。

一直以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自诩的美国，没有全国性的防疫措施，公共卫生问题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医疗机构的左支右绌与政治精英的口水战平行出现，而长期掩盖在经济繁荣之下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种族不平等，贫富分化严重，广大普通民众缺乏基本保障，弱势群体更加苦不堪言。英国政府在3月宣布采取“群体免疫”战略，引起舆论激烈反弹。事实上，美国走的也是“群体免疫”之路。这样的政策将高龄老人、慢性基础病人以及贫困人群暴露在疫情的风险之中。

美英两国在疫情中的表现看似出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的英国以及将自由主义发扬光大的美国，随波逐流、自生自灭是老弱病残，以及因为不同原因而陷于贫困的各种弱势群体的宿命，在重大的危机时期，他们也往往会在“整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名义之下成为牺牲品。新冠肺炎疫情中两国出现的种种悲剧性的局面，是现实剧，也是历史剧。

一、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

疫情期间的“群体免疫”使得针对马尔萨斯和他的《人口论》的争论重新抬头。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都说了些什么，以至于这部著作自问世即备受争议，延续至今。

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首先指出人的生殖能力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物资供应是不匹配的，而“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则，这两个不平衡里的结果，必须保持平衡”。马尔萨斯接下来进一步阐释他所认为的“自然的法则”：“自然，用最滥费最自由的手，在动物界植物界，撒布生命的种子。但育成此等生命种子所必要的场所与营养她却比较的吝于给予……自然法则的必然性，将限制此等生物于一定的限界之内……人类虽有理性的努力，亦不能避免此法则。在动物及植物的场合，这法则的结果是种子的浪费、病害及夭折。在人类的场合，是贫穷与罪恶……贫穷，是这法则绝对必然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马尔萨斯对各种济贫措施予以坚决的否定。

“英吉利的救贫法……有抑压贫民一般状况的趋势。它的第一个明了的趋势，即是不增加维持人口的食物，而增加人口。一个贫民，虽明知不能独立维持家庭，亦将结婚。在相当程度上，可说这个法律，是供养贫民以创造贫民；人口增加了，国内的食品，必须按较小比例分配于各个人……养育院里面的人，一般说，决不能说是社会最有价值的部分，但它所消费的食品量，却会减少社会上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人的份额……”

因此，马尔萨斯感慨道：“要防止贫穷的发生，啊呀！那是人力所做不到的。突然努力去做天然做不成功的事情，我们不仅牺牲了可能的利益，而且牺牲了确实的利益。”

根据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社会资源应该集中于最有效率的劳动人口，而那些无效的劳动力——无论是因为年老或伤残而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或是因为个人的道德堕落，还是因为经济周期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而无法就业——依据自然法则是应该被淘汰的，救助这些人群会浪费社会资源。尽管马尔萨斯的主张有违基督教的基本道德观念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却在英国的精英圈中收获了很多粉丝。其中便有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曾评论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我在这里能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之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同时，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对英国政府对待贫困人口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曾鼓励生育，认为即便是穷人多生孩子也会使国家富足，可是，在《人口论》出版之后，皮特放弃了他的新的《济贫法》，此后还接见了马尔萨斯。

二、英国近现代史上“自由”的真相

怎么样才能理解马尔萨斯在英国所产生的影响？马尔萨斯生活在完成了“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英国，此时，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成型，大量的劳动人口被从各种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可以“自由”出卖自身劳动的劳动力。同时，原本由封建领主和教会提供的各种社会支持随着封建关系的瓦解而消失，他们也被置于各种市场风险之中，贫困问题严重，社会矛盾尖锐。

如何去解决普遍的贫困问题？在自由和社会公平及正义之间，英国的精英阶层显然选择了前者，使得贫困问题成为英国社会久拖不决的毒瘤。

首先，英国社会认定贫困的根源在于个人的怠惰。1601年，英国出台了《济贫法》，认定贫困的根源来自个人，贫困是“个人责任”，国家不应该承担救助的责任。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第一，贫穷与懒惰有关，社会对于贫困的责任应当让位于社会对穷人的压制；第二，济贫行为不是使穷者富，而是使富者穷，他能够制造出一个穷人的世界。显然，马尔萨斯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

其次，各种救助穷人的措施会妨碍这些穷人去“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长期涉足于济贫事务的乔治·尼克尔斯爵士曾对英国《济贫法》作出如下评论：“即使《济贫法》延缓了革命，它也同时阻碍了文明的进程……《济贫法》将劳动力禁锢起来（无法自由流动）。……”只有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解除了封建隶属关系和被剥夺了封建关系所蕴含的生活保障，这些劳动者才会不得不去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而劳动力商品化正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繁荣的先决条件。因而，在封建关系被摧毁后，英国政府迟迟不愿出面承担原本由教会和封建领主承担的社会责任，任由贫困现象发展肆虐，而以自然法则、自立精神、个人自由等等的名义来为自己开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所谓“自由”的虚伪和不道德，这些自由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只不过是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被资本家剥削的自由。

自由主义在英国长期占据主流，这对其社会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习惯于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来考虑针对老、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政策。英国学者C.菲利普森在一份关于英国退休制度的研究中指出：“在一个基本制度主要围绕着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议题而设计的社会里，社区中的各种养老设施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为现有劳动力大军服务、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如何对待老年人是一个久拖不决的难题。”人的经济属性被置于社会属性之上，人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由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因为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和底层的贫困人口往往是无效的、低效的、或“冗余”的劳动力，只能“浪费社会资源”，借由“自然之手”来消除他们，看起来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追溯英国近现代的历史，在重大的危机时刻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来维护社会团结，也从来不是英国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不得不自生自灭。当时的一位卫生官员在给《英国医疗》的信中写道：“我从绝对可靠的渠道了解到，在过去几个月中，在我们的一些被反复轰炸的大城市的一些（医疗）机构中，还有成百——如果不是成千——慢性病患者。我还了解到，尽管很多慢性病患者在轰炸中身亡，另外一些重伤，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居住的建筑物被严重损坏，给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带来极大不便，卫生部却坚决地拒绝把这些不幸的、卧床不起的病人转移到城市之外相对安全和舒适的地方。”

日后，因为很多这些行动不便的人干脆住进了防空洞，防空洞人满为患，且有暴发流行病的风险，英国政府才开始考虑疏散这些人群。但是，根据官方的指导原则，安置过程中他们也被列于末位：“指导原则应该是很明确的，需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最为有效地利用接收地区所能提供的有限住所，包括大型住宅、营地、旅馆等。由于住处有限，如何利用应该根据优先次序确定；显然婴儿和孕妇应该优先安置，同样不言自明的是，残疾人和老人应该位居末位。”

三、在大西洋彼岸更无助的弱势群体

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英国长期任由市场经济自由发展，鲜少通过国家的干预来纠正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使得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成为人间地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做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英国的状况给欧洲邻国带来深远的影响。由于这些自由主义的政策既有违基督教的基本价值观念，也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扬弃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转而建立起注重社会公平、强调“社会团结”的经济社会制度，被称为欧洲大陆模式。但是，这不妨碍自由主义漂洋过海，传播到美洲大陆。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与英国如出一辙，与英国一道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叫作“自由主义”模式。

美国从英国殖民地发展起来，继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只是由于美国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与英国不同，虽然美国也采取了与英国《济贫法》相似的制度，却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与英国不同的特征。

“贫困是由个人的道德缺陷导致的”，一些更加极端的观念认为“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在美国得到强化的这种观念认为，与拥挤的“旧世界”不同，美国是一个流着“蜜糖”的新世界，地广人稀，拥有大量等待开发的土地和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因没有工作而陷入贫困显然是出于个人的怠惰、游手好闲、酗酒等等的恶习。这种观念拒绝承认经济和社会环境也是造成失业和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殖民地时期，美国虽然沿用了英国的《济贫法》，却表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在美国，“具有劳动能力”的乞丐和穷人，要面临更加严厉的惩罚。当时美国著名的清教徒科顿·马瑟曾经说过：“对于那些在游手好闲中放纵自己的人，上帝给了我们明确的训示，那就是，应该让他们饿死。”早在1619年，弗吉尼亚就通过法律，遣送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去从事强制劳动。各殖民地纷纷立法以惩戒那些无所事事的穷人，他们或者被送去做佣工，或者被鞭打并驱逐出城，或者被送进监狱。

由于独立战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虽然美国各州动员更多的资源救助穷人，可是对穷人及贫困的歧视却同时变本加厉。19世纪初期的一位美国社会哲学家纳撒尼尔·韦尔甚至写道：“人道主义应该被搁置一旁，为了全社会的最大利益，应该把这些寄生虫统统杀掉。”

在这样的整体社会观念影响下，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在美国大行其道，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美国社会制度的主导力量，国家的各种干预措施遭到多重社会力量的批评和抵制，限制了公立济贫机构和其他社会救助机构的发展，有限的公立机构的状况是极其悲惨的。19世纪80年代，纽约州的一个立法委员会报告了纽约周边地区济贫院的情况：“我们的市民对他们的近邻如此冷漠，这实在令人遗憾。那些无论何时见到人类的苦难就无比动情的人们，从不涉足于此，完全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济贫院里有如此悲惨的场景……”

这些早期历史塑造了美国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念。尽管在19世纪中后期，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个人的道德缺陷并不是致贫的唯一原因，美国仍然主要依靠家庭和教会等社会力量为弱势社会群体提供常常是难以保证生活的基本社会保障。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陷入了经济大萧条，企业纷纷关门，带来了惊人的失业现象，1932年就有28%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来源，银行倒闭又使其储蓄瞬间化为乌有。这些人多数是勤劳节俭的“好公民”。在这种沉重的经济和社会冲击之下，美国人所坚信的贫困由个人道德缺陷所致的观念才开始转变。而美国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的步伐却十分缓慢。在大萧条初期，坚信自由市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共和党总统胡佛仍然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拒绝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直到1935年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社会保障法》签署生效，美国才建立了包括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和老年援助等项目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而此时，距离德国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战后的经济繁荣和冷战时期制度竞争的需求推动着美国社会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障，以缩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但是，美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仍然保有鲜明的自由主义的印记，并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改革之后愈加鲜明。例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为，享受医疗服务是人的一项基本社会权利，并普遍建立了由国家主导或组织的医疗卫生体系。而美国则独树一帜，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唯一一个像“卖球鞋一样售卖医疗服务”的国家，医疗服务被视为一种商品。据统计，美国家庭收入中21%被用于医疗支出，超过1/4的美国就业人口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即便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医疗卫生技术也无法弥补这种基本制度的缺陷。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美国老年人和贫困人群等弱势群体被充分暴露在疫情风险之中。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每10个死亡病例中有8例是65岁以上的老人，根据《纽约时报》的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26日，美国至少有1.2万家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发现了确诊病例，其中至少5.4万人病亡，占美国全国总死亡人数的43%。统计数字来自媒体，而非官方权威统计机构，原因在于官方统计的缺位。直到5月份美国卫生部主管部门才要求护理机构上报数字，根据官方不完全、极可能错漏更多的统计数字，到6月底，养老机构入住人员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1万，死亡病例累计超过3万。

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展示在世人眼前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场景，令人唏嘘。（作者系张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