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讨薪”系旧词

快过年了，“恶意讨薪”又火了。

2月6日，甘肃甘南州合作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号发布文章，通报了一起“工头爬塔吊讨薪被行政拘留10天”的警情信息。其中有这么一段：

“ 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处理。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很多人被“恶意讨薪”这个词打了个猝不及防，包括与归君，一开始也充满了困惑。

但是这些年来，我给媒体写过不少社会类稿件，在模糊的记忆中，总感觉这个词好熟悉。

于是，我试着去检索了下，果然这并不是一个新词。

只是我们现在太阳光、单纯了，可能会有本能的、发自内心的不适：怎么还会有这种事？

常识告诉我们，讨薪的往往是弱势的一方。尤其是，当讨薪的群体是农民工的时候，时不时就成为社会热点。

别的不说，到了年底，最近这类用词很普遍的。比如：

当然，往年也有的：

这次，舆论终于发酵了。

《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分别就此事发表了评论：

2月8日上午，甘肃合作市有关部门回应称， 用词不当、表述不准。

显然，通报的问题或许是用词不当，但“讨薪”的问题不止在此。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叫“欠钱的都是大爷，讨债的都是孙子”。

问题到底出在哪？

今天，与归君就试着从“语文”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跟大家一起探讨下。

在我看来，所谓的“恶意”，其实是一个二次定性，因为先有讨薪，才有所谓的“恶意讨薪”。而讨薪的前提，又是欠薪。

所以，问题的根本还是出现在欠薪上，如果不夯死这个问题，由讨薪而激发出的次生问题，就会不断出现。而且，很多次生问题，要比原本的问题严重的多，比如闹出人命。

很多人觉得，“恶意讨薪”这个词很恶心，与归君倒是觉得，“讨”字才是恶心本恶，才是万恶之源。

道理很简单，工资应该是发的，而不是讨的。这本是个常识，是个基本规则，但它似乎高远了。

有一种工资是需要讨的，这本身就不正常，本身就很邪恶。

这说明，那些底层劳动者的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还没有得到保障。他们的工资，不是按照既定的章程，在法律的保护下正常发放的。

客观说，到底有没有一些人，本来只有5千工资，却非讨要5万呢？有人拿医闹举例，认为不讲理的人肯定存在。

我觉得这个疙瘩其实并不难解： 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情况，那这玩意不该叫“恶意讨薪”，而是敲诈呀，刑法里已经有了，不需要另外发明新词。

当然，现实情况往往是比较复杂的。雇佣双方可能一开始就没有像样的劳动合同，工资发多少、何时发全靠口头约定，而且还可能双方理解得不一样，这就会出现分歧，然后引发纠纷，最后出现极端事件。

所以，说到底，还是我的那个观点，问题还是出现在“讨”上。

和“讨薪”对应的一个词是“发工资”，这两种行为对应的分别是劳动者和雇佣方。

你发现问题没有，发工资本该是雇主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有些情况下，却成了劳动者自身的负担，替他人履行起来还非常艰难。

这，找谁说理去？

所以， 我们应该努力消灭的词汇是“讨薪”，而不是次生的“恶意讨薪”。通过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建立老板们不敢欠、不能欠、不想欠的劳动生态之后，“讨薪”消失了，“恶意讨薪”也就自然消失了。

如果这个时候还有“恶意讨薪”，那就不叫恶意讨薪，而是敲诈勒索了。

我真正担心的问题是，我们慢慢习惯了“讨薪”这个词；我真正恐惧的是，我们慢慢接受了“恶意讨薪”这个词，而藏在他们身后的问题，并没有完善解决。

所以， 我建议不要再使用“恶意讨薪”这个词汇。它不仅不恰当、不准确，更模糊了事物本质，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

这是一个旧词。不仅旧在以前经常使用，也旧在与我们真正要建立的现代文明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