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遇刺案，幕后有哪些玄机？对当代人有何启示？

1913年3月19日，民国上海发生了一件刺杀案，而被刺杀的人正是宋教仁。宋教仁字钝出号渔父，被誉为当代中国宪法之父。堪称是当时的无双国士，他的死直接引爆了南北之间的全面战争二次革命。

宋教仁

案件发经过

1913年3月19日，宋教仁在好友于右任、廖仲恺、黄兴的陪同下在上海火车站乘车欲要应邀前往北京面见袁世凯，这个时候火车后面的一节车厢里，退伍军人武士英在一位姓陈的神秘人的指导下，把枪口对准即将上车的宋教仁，子弹从宋教仁右边腹部射出，宋教仁躺在于右任的怀里痛苦地说：

吾痛甚，殆将不起

。

临终之前他交代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将自己家里头的藏书全都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件事是，拜托自己的革命好友，照顾自己年迈的母亲，不要让她知道。第三是希望同志们继续革命，不要放弃。最后将自己遇刺的全部过程告知袁世凯，说完阖然长逝。

宋教仁之死

四天之后，这件案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告破，凶手武士英被捉，幕后指使人黑社会头子应桂馨也相继落网。在应桂馨的住处收集到大量来自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内务大臣洪述祖发来的文件，文件上要求应桂馨

“毁宋”

。

到此为止，案情似乎已经真相大白，袁世凯就是指使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凶手。今天在此我们没有办法为袁世凯翻案，因为手上根本没有证据。但是我们可以罗列身处当时政治漩涡中的各方势力的互动关系，以及本案的一些疑点，让各位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凶手武士英

革命党中的异端

宋教仁是1905年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成为革命的一份子，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也正在这个时候，宋教仁与孙中山之间的理念发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度，倡导五权宪法。宋教仁主张的则是欧洲的内阁制度，还倡导三权分立。

在此我们还要澄清一个误区，当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他们所要求的那个大总统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美国四年一届的选举制度，所以当时宋教仁就曾经说过：如果内阁不好，还可以更换的，如果总统不好，谁也拿他没办法。

孙中山

宋教仁不但这么说，他还这么做。在民国成立之初，袁世凯即将夺取革命果实的时候，革命党人为了阻挡袁世凯，匆忙建立了一个临时约法，当时的时间非常短暂，可宋教仁却凭借自己的博闻广识，硬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一个制约大总统权力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

当时的革命党人其实并不甘心就这样被人窃取革命的果实，甚至当时有一些激进分子像马君武，要求带兵打到北京捉拿袁世凯，可是宋教仁却出言反驳，竭力主张南北之间的和平，结果被马君武当成投降分子，被打得左眼流血。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宋教仁与一般只会喊口号的革命党人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他很会审时度势，立足于实际，而不会只是夸夸其谈大喊革命口号。想想也是啊！如果革命党真有那个实力到北京去做捉拿袁世凯，那又何必跟别人谈呢？

袁世凯

如果说以上的这些事情都只是意见分歧的话，那么宋教仁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直接触碰到了革命党人的命脉，当时的同盟会是一个由各方势力组织拼凑的松散联盟，内部意见不一，非常的不团结，所以当时宋教仁很出了一个口号叫做

“毁党造党”

。

先毁掉这个松散的同盟会，再建造一个更加有组织有纪律的国民党，试图在国会上成为多数党，组建内阁。因为当时的政治规则——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亲自主编的，所以恐怕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当时的游戏规则。

民国议会

一旦成为国会上的多数党，那么袁世凯要组建的内阁就只能够从国民党人里头去选，虽然名义上的大总统拥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底下帮他做事的都是宋教仁的国民党人，实际上就是在把袁世凯给架空了。在新组建的国民党里不但有同盟会，还有当时江南许多地方实力派和知识分子，都要纳入这个党。

他想采取这种大家商量着来的办法来实现南北之间的和平统一，让凡是掌握地方权力的人都有机会进入中央政府里头做决策凝聚共识。并且这个党的信仰，不再是原先的三民主义，而是宋教仁的那一套内阁制度和三权分立制度。

南北分裂

这一做法严重触怒了当时的一些极左的革命党人，比如当时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的战友就因为宋教仁的这个国民党不允许女性参与政治而被开除出去，这位女革命家一气之下有打了宋教仁一顿，宋教仁却说：这是应该的，她打我我没什么好说的。

当宋教仁的国民党取得了大选胜利的时候。孙中山却没有任何表示，而是到日本进行一次不痛不痒的考察。在宋教仁离开上海的前一天，国民党上海负责人，陈其美，曾经对宋教仁说：钝初啊，你小子不要闹得太厉害，小心他们使用暗杀手段。宋教仁却说：我没有听说过他们有用过暗杀手段，我倒是知道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才会暗杀手段。

革命党人

这个陈其美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当时革命党的特务头子，蒋介石的结义大哥，曾经指示蒋介石暗杀与革命党政见不合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后来的国民党里头有蒋宋孔陈的说法，这里头的陈就是陈其美他们家。到此为止，宋教仁与革命党这一边的争斗，可以说已经到达了生死存亡的地步了，不再是之前的意见不合。

陈其美

伯乐与对手

那宋教仁与袁世凯之前就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这样说吧，宋教仁就是袁世凯在革命党这边最为欣赏的人。他们两个之间的缘分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朝鲜，对于一个叫间岛的边界提出了领土争议，说是要帮朝鲜人做主，并派出了一个叫做长白山学会的学术组织去伪造各种各样的历史文件，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宋教仁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义愤填膺。

他通过日本朋友的关系混进了这个长白山协会，翻阅大量文史资料，找出了间岛是属于中国领土的证据，并指出了长白山学会的各种造假，编辑成了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间岛问题》。

宋教仁

当时日本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赶紧跑去找宋教仁跟他说：你们是革命党，不要帮清政府做事，你们革命不是缺乏经费吗，我可以花费大价钱买你手上这本书。当时的宋教仁身边的那些革命朋友也劝说他把书卖给日本人筹集经费。宋教仁拒绝了他们并且把这本书交给了当时负责与日本谈判的袁世凯，这才把日本人的狼子野心也压了下去。

事后袁世凯要送几千大洋给宋教仁，宋教仁拒绝了他，但袁世凯坚持要送，宋教仁只好收下，并把这笔钱送给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作为资助。据说慈禧太后听说这件事之后还要赏宋教仁一个四品官做，宋教仁果断拒绝了，他说：我做这件事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不是为了你们。这也是宋教仁与其他革命党人的不同之处，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某个党派或者某种理念。

留日的中国人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做法似乎很正常，可是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正常的。现代国家的观念有一个名词叫做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大家都认可这个国家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国家，而不是某个人的国家，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国家那就是皇帝的国家，天下是他们家的私人财产，怎么败坏都行，你说我割地赔款是卖国，我卖的是自己家的财产，你又眼红什么呢？

当时的袁世凯，不过是想把这个国家变成他自己的私人财产。当时的革命党也不过是想把这个国家变成他们党的产业。中国人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由日本人亲自来告诉我们这个国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国家，由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共产党来实现。到此为止，中华民族的全民认同才彻底形成。

中华民族

在宋教仁看来国家不是你袁世凯的国家，也不是革命党的国家，而是大家的国家。所以它既反对孙中山那种代表少数人的革命党的独裁，也反对袁世凯那种个人的独裁。他组建的国民党是想把当时最广泛的政治势力都囊括进去，这样一来就不会因为分配不均搞地方割据了。南北和平也就可以实现了。这是袁世凯万万不能忍受的。虽然他也想南北和平但绝不是用这种损害自己权力的方法。所以他有足够的动机去刺杀宋教仁。

可宋教仁的方法得到了当时各方势力的广泛支持，毕竟这很符合他们的利益。那些自认为真命天子的人就对宋教仁恨之入骨，他们从来都不想跟什么人分享权力，要么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要么就是他们那一小撮人掌控着国家的最高权力。综合以上的分析，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还是袁世凯的保守势力都有足够的动机去杀宋教仁。那凶手是谁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这起案件，有以下几个疑点，可以供大家去猜想：

首先当时的案件用很快的速度告破，凶手武士英落网，他声称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杀的那个人是谁，都是一位姓陈的先生在给他做指导。不久之后，他在陈其美所控制的监狱里头离奇死亡，而另外一个幕后指示者应桂馨却越狱成功，他后来跑到北京，到处跟人说是他杀了宋教仁，向袁世凯邀功请赏。最后袁世凯忍无可忍把他给暗杀了。这第一个疑点就是为什么离奇死亡的不是那个知道事情最多的应桂馨，反而是那个连自己要刺杀的人是谁都不知道的武士英，而这个武士英唯一知道的就是那个给他指导的陈先生，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武士英的死亡就是为了掩护那个神秘的陈先生。他是不是袁世凯方面某个公开人物？亦或是革命党人自己呢？

本案的第二个疑点就是，袁世凯在收到了宋教仁的死讯之后，曾经说过：钝初可惜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似乎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可后来有人问袁世凯到底是不是他刺杀的宋教仁，袁世凯的回答却是：如果我要宋教仁死，我的办法很多，我可以把他骗到北京来，然后再给他安装各种罪名，光明正大地杀死他，没必要用暗杀这种最愚蠢的手段。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的电报里头说的是要毁宋，不是杀宋。所谓的毁就是诋毁，寻找宋教仁的黑材料，而且应桂馨也是在这么做的，他一直都在寻找孙中山跟宋教仁的黑材料，但都是一无所获。应桂馨后来之所以大摇大摆承认是自己杀人，是因为那个时候袁世凯已经跟革命党人刀兵相见，杀宋教仁已经不是什么罪反而是大功一件。所以无论他是不是幕后指使者，他都会承认是自己杀的人，光凭这一点是不能够给应桂馨定罪的。

至于，宋教仁的死到底是谁干的，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总结

难道我们今天的目的就只是来说一下幕后黑手到底是袁世凯还是革命党？我们真正应该探讨的是宋教仁为什么必须要死？或者说，宋教仁死了，就能够解决问题吗？能够。当时宋教仁之所以能够把各方势力都团结在国民党的大旗之下，凭借的就是他这个人无以伦比的威望，虽然他的构想理论上有成功的可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留下的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这个脆弱的肉身，他是当时各方利益的交汇点，一旦这交汇点没了，那么原先互不统属的各方势力，就将会土崩瓦解。

袁世凯的权力也就不会被威胁，革命党也就逃过了被改造的命运。宋教仁的死告诉我们任何的变革，如果没有一个坚固的基本盘作为依托，而是依靠某一个领导人的威望作为粘合剂，除非这个领导人能够金刚不坏长生不死，否则这样的变革是非常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