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字三白,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他写的这部生活自传现存的四记记到嘉庆十三年(1808),此后行踪及卒年不详。他出生在苏州城里居沧浪亭畔的一个“衣冠之家”,其父在官署游幕以养家口。沈复本人虽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书,但并未有成,尝自谓“少年失学,稍识之无”,并未走上科举功名之途。他也略能诗画,所作文字清新雅洁,传情达意,可以说还很有些文采,但在才子如云的苏州城,便只算得个末流的无名之辈了。他虽读书未成,但生成一种洒脱不羁的才子性情,有着一副多情多趣的儿女心肠,18岁时娶了青梅竹马的舅家表姐陈芸,与这位才情洋溢的爱妻共同度过了20多年情投意合、趣味盎然的夫妻生活。他写的这部自传《浮生六记》中的前三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主要记述了他与妻子芸娘充满快乐和情趣的夫妇生活之乐。他饱含欢乐与泪水的真情记述,生动地再现了传统大家庭制度下,一对性情夫妻的幸福与苦痛,反映了一种以夫妇为中心的小家庭文化传统,在大家庭制度及其文化传统主宰下的生存形态与命运。
沈复记述他们夫妇幸福的小家庭生活,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主流大家庭文化的民间文人小夫妇家庭的文化形态,其特点略有以下数端“自由恋爱”的幸福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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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男女婚姻被视为两个大家庭(家族)的联姻,即所谓“结两姓之好”,核心是大家庭利益的互补与共享,因而谈婚论嫁首重“门当户对”,皆由家长做主议定,由媒人代为说项,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尚有余地,才会顾及男女双方的才貌性情等涉及当事人幸福的因素。然而明清两代各地普遍流行幼年议婚,所谓才貌性情多无从谈起,一般只委之于生辰八字的命卜而已,加之男女有别而无从交往,因而男女婚前多不相识,故常有婚后夫妇才发现性情不合而酿成家庭悲剧和人生痛苦。
沈复与芸娘的婚姻则不属于这种正统模式。他们二人是舅表姐弟,芸年长10个月,沈复自幼随母归宁,二人便是两小无嫌的玩伴。在少年沈复眼中,芸很聪慧但长相并不算漂亮,她虽“眉弯目秀,顾盼神飞”,但却“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复最早对芸萌生爱情,是由其才情所触发。芸虽未曾正式入塾读书,但由家中兄弟日常背诵而自学识字,并喜作诗文。沈复13岁时又来舅家,芸拿出所作诗句相示,沈复见其佳句而心动,“叹其才思隽秀”,遂“心注不能释”,即告其母:“若为儿择妇,非淑姐(对芸的称呼——引者注)不娶”,母纳其言,遂与之订婚。半年后沈复又来芸家,芸与之谈诗论句,称沈复为“知己”,沈复则题字相赠,二人相谈甚得,两情相悦。因而沈复与芸可说是自由恋爱,经父母认可而结为夫妻的。
才学相知的“闺中良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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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俗对妇女的要求是所谓“三从四德”,强调对家长及丈夫的服从,对家人的侍奉,妇女的职责就是“主中馈”“议酒食”,孝亲抚幼。不提倡妇女识字、读书、作诗文等,认为这些既耗时无用,又易于引入淫邪,有害妇德。俗语有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即是此意。
芸却是一位颇富文才的女子。她自少能诗会文,且文心聪颖。她的文才不仅在年少时就引起了沈复的爱慕,而且二人完婚以后,虽大家庭生活多不如意,但二人却日常以谈诗论文为乐。芸不仅喜欢读书(自然不是什么经史典籍,而是李杜诗、《西厢记》之类“俗文学”),而且论诗评文颇有见地,其爱好器识又与沈复十分契合,故所作佳评常令沈复心折不已。如她论李杜诗:“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此类评语便颇令沈复会心赞叹。芸也能鉴赏丈夫的诗才,沈复常以自己所作诗句能得“芸甚击节”为傲。沈复与文友雅集,联句作对,芸亦参与其间,列为文友。在日常生活中,芸并不看重物质财富,而注重生活情趣,与人交谈才思敏捷,时发妙语,常令沈复感到意趣盎然。夫妇二人真可谓一对文才相知的“闺中良友”。故沈复在芸去世后曾发出肺腑之叹:“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辩析而已。……余有负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可见,沈复与芸并不是主从尊卑型的正统夫妇,而是才学相知的文友型夫妻。
恩爱多情的痴情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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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礼俗强调男女有别,已婚夫妇虽感情甚笃,但在人前即使是家人面前也必须言行有度,坐立有别,不可有过于亲密的举止,否则即会被人视为轻浮、淫荡、不正经而受人耻笑。所谓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即是夫妇相待礼仪的典范。
传统礼俗要求妇女的职责是在家庭之内治理家事、相夫教子。治理家事则要勤俭持家,生活用物不可奢侈,也不可过于追求精致奇巧;相夫教子则要劝导丈夫子侄读书上进、求取功名利禄。能够履行这些职责的妇女才算得上贤德。
但芸却不是这样中规中矩、遵行传统的守礼之妇,而是一位心灵手巧、充满情趣、随心随性的性情女子。她日常理家虽因经济所限而务求俭省,但却讲究精巧雅趣,使俭朴平凡的生活充满了艺术趣味。她不仅工于女红,“绣制精巧”,而且还善于巧制美食。其夫有言:“芸善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她曾用小碟自制成六瓣梅花盒,装上六色小菜以供丈夫小酌,颇富雅趣。她还曾为携友出外赏花的丈夫一行置办汤肴俱备的伙食担子,使他们在野外聚餐得享对花饮酒之趣,令“游人见之莫不羡为奇想”。她用独创的方法自制的沉香、花茶,令其夫觉得“香韵尤绝”。她还曾为喜欢插花的丈夫想出草虫之法,将螳螂、蝴蝶系于花草间,顿令插花宛有生趣,使“见者无不称绝”。她还在夏天用树桩花蔬编成数扇“活花屏”,置于院内,使小院透风蔽日,绿荫满窗,乡趣盎然。芸这种种令日常生活富于艺趣的奇思巧制,无不令她也颇富雅趣的丈夫赞叹不已,连称“甚妙”。
衣冠人家的女子以谨守闺门,即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为妇德,但他们夫妇则喜欢相携外出游山玩景、赏花品月,因礼俗有碍有时不得不背着家人出游。有一次为避人耳目,芸甚至在丈夫的怂恿下女扮男装,同赴插花庙会游玩。他们还是一对不拘身份差别喜欢交游的夫妇,无论是丈夫的文友,还是摆渡的船女,偶遇的艺妓,他们夫妇都能与之开怀共饮,谈笑无忌,既无身份隔阂之感,也不避男女之别,皆随兴交游。沈复曾向爱妻感叹同游之乐:“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他们向往舒旷、恬淡的生活,芸曾向丈夫描述他们的理想生活是:结屋田园,“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
由沈复的这些记述可以看到,他们这对恩爱夫妻的生活,充满着个性舒展、意趣相投的气息及享受生活的艺术氛围。这种夫妇为中心、随性任情的小家庭文化,与正统提倡的尊卑秩序型大家庭文化模式显然不同,但却是苏州城里一个书香之家宅院里的真实存在。实则他们夫妇代表的这种小家庭文化,是民间实际生活中与正统大家庭文化并行存在的一种民间传统,特别是在江南一带经济富庶、人文昌达的城镇文人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基础。
本文摘自《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者李长莉,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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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莉 著
2020年12月/108元
晚清至民国初期,中西文明剧烈碰撞交汇,在政治衰败、动荡与混乱之下,民众生活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动?西力东渐、洋货流行给人们的生活及观念带来哪些影响?人们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孕育了哪些新生活方式、新追求和新观念?本书围绕这些问题,运用档案、方志、日记、笔记小说、报刊、外国人游记等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城乡生活环境、消费生活、城市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做了考察,探讨了民众生活变化对近代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揭示了民众生活世界蕴藏的中华文明潜在的生命力和再生力对中华民族生存延续与复兴所起的作用。
作者简介
Valentine'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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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章 城乡生活环境:西力东来与基层社会
一 乡民生活中的鸦片战争:舟山
二 城市开埠:英国教士闯福州
三 城乡管理体制:官府与救灾
第二章 消费生活: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
一 洋货流行、社会风习与生活新观念
二 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
三 “洋货”符号意义与思想启蒙
四 “洋货”“国货”与社会运动
第三章 城市生活:空间·生活·观念
一 城市生活新景观:上海
二 城市新风尚与民间生活伦理
三 市民生活“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四 市民生活公私领域与私观念
第四章 婚姻家庭生活:性别·权利·制度
一 妇女生活与家庭伦理
二 “良贱婚姻”引发舆论战:“杨月楼案”
三 家庭观念的新旧会通:《浮生六记》与五四文化人解读
四 妇女家庭角色与财产权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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