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书 | “信赖的部下，要好的朋友”：毛选英译内外

《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北京，初版于1951、52、53、60年（除配图特别说明与《宋诗选注》外，文中所有资料均为作者藏品）

文︱徐自豪

大学者钱锺书与革命家徐永煐原本并无交往，因为英译《毛泽东选集》，“他（钱锺书）在徐永煐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杨绛：《我们仨》，三联书店，124页）。

为了全面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共中央将正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5月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等，由毛泽东本人亲自编审篇目、审定内容。而之前出版的多种选本，重要篇目或有遗漏，文字或有错讹，编辑体例也未必合理。无疑新版本更具有权威性。

英译毛选的主持者徐永煐是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之一，领导旅美华侨左翼运动近二十年，也是周恩来誉为中国英文最好的“两个半人”之一。1945年即接受董必武委托，组织翻译毛泽东著作。1950年5月改任“党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主任（后更名为“毛泽东选集英译室”）。同年8月，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奉调至英译毛选委员会，从此开始了与徐永煐长达十多年的共事经历。

徐永煐手稿《入党后的重要情况》，忆英译毛选工作，约写于1954年

英译毛选前三卷/

钱锺书的两则传奇故事

英译毛选首先进行的是前三卷的工作，从1950年5月一直持续到1953年底，与中文版的出版几乎同步。办公地点在北京西城堂子胡同十七号的大院，委员中汇聚了众多中英文精深的学者，有黄子通、金岳霖、钱锺书、陈逵、胡毅、杨庆堃、陈振汉、王佐良、黄雨石、郑儒鍼、袁可嘉等。

旁听者张澍智回忆过一次英译校勘会的情形：

开会是在一间很大的房子，大长桌，坐满一圈人，徐永煐坐一头，一外国人坐他身边。这边的人年纪比较大点儿，所谓大也不过三四十岁吧。那边是年轻的。都挨着桌子。我坐后头听。他们怎么翻？好家伙，一句话，一个人翻一遍，转一圈儿，最后到徐永煐这儿，他定稿。他们好像有一个格式，好像一个一个往里头“对”字儿。（《张澍智口述》，《徐永煐纪年》，251页）

徐永煐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政治性强，1945年就有过组织翻译审定毛泽东著作的经验，他更重视文本的政治内涵。同时他还主张：原著内容深奥，要求高度精密准确的译品，译稿经过大大小小十几次，以至于二三十次的修改，并不算多。

长达十多年的英译毛选中，对采用直译或是意译的方法，工作组内一直存在着争论，有时甚至会争得面红耳赤，外国专家艾德勒称之为Sword-point confrontation method（针锋相对的翻译方法）——

比如“纸老虎”一词，当年经毛泽东亲自确定译作paper tiger。有译者担心直译可能让外国人不得要领。徐永煐解释道：纸一捅就破，老虎是凶猛无敌的象征，不论哪国人都可以理解，所以选择直译。而50年代翻译“力争上游”一语，徐永煐却赞成意译，借用英文短语aim high。（徐庆朱：《两个字的纪念》，《百年永煐》，236页）

钱锺书是参加英译毛选时间最久的学者，但他具体经手翻译了哪些文章、哪些句子，已难以尽考，倒是留有两则传奇故事。

一则是《实践论》中的“吃一堑长一智”，钱锺书马上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第一卷），让金岳霖大为佩服。

“吃一堑长一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外文出版社，1964，北京

另一则是钱锺书指出原文中的孙猴儿从未钻入牛魔王腹中。经田家英与毛泽东确认后，原文作了修改。这篇文章是毛选第三卷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狂傲”而“苦闷”的钱锺书

英译毛选前三卷结束前的钱锺书，在别人看来，还是有些狂傲，如杨绛所说，“锺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乔木同志有一次不点名地批评他‘服装守旧’，因锺书还穿长袍”（杨绛，《我们仨》，157页）。

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的美国人李克、李又安在1949年12月1日给老师卜德教授的信中写到：

我们在清华又结识了几个中国人。著名的《书林季刊》的钱锺书，在这里的外语系教书，我们已成莫逆。他是我至今所见最自负的人，但也是少有的才子。（转引自谢泳：《钱锺书的一段经历》，《钱锺书交游考》，译文185页，书信附图195页）

钱锺书知道这项工作不易，绝不是什么“南书房行走”，而且肯定有意识地收敛了锋芒，但是他的幽默与“痴气”，还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在当时的环境下看来或许就是傲气。试想在严肃紧张的政治工作期间，他居然还总能与刚认识不久的绿原用湖北话开玩笑。晚上和同事一道逛旧书店，“夸口”说自己读过店中全部“两三间屋子”的线装书。至于衣服守旧，更是与当时人民装的时代风气不符。

领受英译委员会工作任务的当晚，钱锺书惶恐地对杨绛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同年钱锺书给最投契的好友冒效鲁写过一首《答叔子》，从中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心情：病马漫劳追十驾，沉舟犹恐触千帆。文章误尽心空呕，餔餟勤来口不缄。

毛选前三卷为什么被重译

1954年初，徐永煐奉调至外交部，同时仍负责选集英译本的定稿。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完成后，随即在英共出版机关Lawrence & Wishart出版社出版。绿原觉得译笔实在不坏，做到了“信”“达”，还近乎“雅”。不过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总编辑、外文局外籍顾问史平浩（Springhall）对译本提出了批评：“译得太雅了，我们伦敦码头工人读不懂！”于是，钱锺书、徐永煐等人又继续修改，直至1960年前后完成（按：重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在建国初期，译者对中共斗争的策略问题的理解有局限性，见《百年永煐》291页）。

1961年夏季过后，徐永煐在病中曾撰文总结英译毛选的经验：

译文应该是平易通俗而不庸俗含糊。英译毛选的读者，在非英语的国家里，是革命知识分子，大概是大学水平。在英语国家里，先进工人占重要部分，一般是中等学校水平。因此译文应以英语国家中学程度的革命知识分子能看懂为标准，应当尽量平易通俗，避免不必要的阅读上的阻难。英文词语可以恰当达意的地方，绝不用非英文的词语（例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通用的英文词语可以恰当达意的地方，绝不用古典的、偏僻的词语。（徐永煐，《翻译的若干共同认识》，佚稿，约1961年）

徐永煐论《翻译的若干共同认识》佚稿记录，北京，1961年左右，方德兵提供

徐永煐的这个判断，得益于他丰富的国外工作经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深入美国唐人街开展群众工作，与华侨劳工打成一片。徐永煐的语言天赋很高，据外交家龚普生回忆，能用各种方言土语跟华侨劳工对话的美共中央局领导人，只有徐永煐一人。

毛选第四卷的翻译/

徐永煐的“较真”与钱教授的“格格不入”

1960年9月出版的毛选第四卷，收录了毛泽东写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七十篇重要著作。该年春夏，徐永煐抱病主持该卷英译，至秋季完成初稿，随后因身体原因被迫休养。中央改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组织审定，因工作繁忙，章再转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主持。第四卷的英译本于第二年5月出版。

或是为了提高翻译中对政治原则的理解，此次英译的参与人员有了较大调整，亲历者李敦白和程镇球均留有珍贵的记录。

深度参与中国历史的外国专家李敦白，著有《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书，记录准确，详尽周到，细节生动，可谓第一手资料中的翘楚，只可惜个别人名用了音译，而未能引起足够注意。原文极长，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人名有所更正，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添加——

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的工作。我们的阵容可谓精锐：包括中国最杰出的学者、经济学家和英语人才。小组一共有14个人，9个中国人，5个外国人。小组的领导是孟用潜。排行第二位的中方组员是唐明照，接下来是传奇人物冀朝鼎，他的异母弟弟是外交部最好的英文翻译冀朝铸，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小组。其他中国成员包括徐云英（永煐）、吴文焘、钱锺书、邱（裘）克安、陈翰笙、程振求（镇球）。除我之外，外国人还有弗兰克·科、阿德勒、夏庇若、爱泼斯坦。

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下午2点到10点），共翻译出近五百页的《毛泽东选集》。（毛选第四卷英译本共459页）我们不是初译者，负责翻译初稿的另有一个中国小组。我们（定稿小组）的任务就是纠正（初稿翻译）的错误。讨论时先是两人一组，逐字逐句审阅中国组员译的英文稿，挑出个别有问题的部分，程镇球负责将我们讨论的内容记录下来，分组讨论结束后，再由各组向全体人员报告该组讨论的结果。报告结束后，全体人员再逐字逐句地重复上述讨论，并就彼此发现的问题进行辩论。这样下来，如果一天能完成半页讨论，我们就认为进度不错。不过要是碰上毛泽东哲学式的写法，一天下来只能完成两行。

我们也常常陷入争论。争论的部分原因是来自英文教育背景的差异。牛津大学出身的学者（钱锺书、裘克安、程镇球）则比较接受英国式用法，例如在虚拟语气的运用上就较我们精准，但在间接引用句方面则不像我们那样挥洒自如。

在其他方面，我们往往分成两个阵营：直译派和意译派。比如冀朝鼎身为我们中间最佳的宣传高手，就是意译派，强调如何使翻译出来的英文让西方读者觉得通畅通顺、琅琅上口、有说服力。唐明照和徐永煐则较少注意文体，而重视其中的政治内涵。徐永煐就经常为了一个字或是短语和人争论不休。（当年在美国办报纸时，）徐永煐常常为了政治学说的争议，弄得报纸上不了印刷机器。

李敦白《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中的记录：

我在《毛选》定稿小组与钱锺书共事过，但对他印象不深。我知道他是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当初看到关于他的报道，心里还有点疑惑：这是我认识的那个钱锺书吗？他懂古英语，讲话文绉绉的，像个老学究，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个外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在背后讽刺他。他自己也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格格不入。他的意见也不太受重视，我们觉得他对政治没有领会，他的语言天才在翻译政治作品上用不上。我们都叫他“钱教授”，好像与他都没有私人交往。有些活动，如外出到上海、广东，还有去毛主席那里，他都没有参加。那个时候因为政治的原因看不起人，现在当然知道是非常错误的，而这显然并不是他的耻辱。

这一时期钱锺书的风格有了不小的改变。据翻译家巫宁坤回忆，参加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翻译时，钱锺书请南京大学副校长范存忠吃饭，邀巫作陪，并叮嘱千万不要声张。为英译大会文件定稿时，在只有钱锺书、王佐良和巫宁坤的一间办公室里，年轻气盛的巫宁坤觉得某篇发言的文字累赘、呆板而抱怨时，钱锺书“马上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嘘’了一声”。当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看到钱锺书如此谨小慎微，巫宁坤很不以为然，多年后方觉辜负了钱锺书的一番爱护。

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

在程镇球的文章里，参加英译第四卷的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矩成、于宝榘、郑儒鍼、赵一鹤等人，为译稿润色的还有马尼娅、柯弗兰，他们在万寿路十八所的中联部招待所工作。定稿专家的名单大致与李敦白回忆相同，虽然没有出现钱锺书的名字，但程镇球随即写道：“（钱锺书）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本进行过润色。”英译第四卷定稿后，接着进行了前三卷的修订。1964年至1965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选前三卷的英译本。英译组的工作当结束于出版前。

徐永煐因病只参加过几次讨论，但还是一直关心着英译工作。1962年3月，他曾写信给孟用潜并转章汉夫，对英译进度缓慢提出建议。

我建议由程镇球、SOL（艾德勒）、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与初版稿（Lawrence & Wishart版）和旧改稿（1954—1960年，钱锺书、徐永煐等人参与修改，未出版）对照，并且提出抉择意见供用潜同志考虑。

咨询小组人选，是根据红专集合的原则。镇球同志近年来实际上是用潜同志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助手，又领导翻译组和审稿组的工作布置。他熟悉稿件情况。在确立方针、加强集中之后，他驾轻就熟，可以进一步发挥政治和技术助手的作用。SOL政治水平甚高，英文在洋人同志里首屈一指，只是不懂汉文。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而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限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工作布置改进，提高他的情绪，可能争取他多工作一半天。如果把这三个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地、细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信任结合的效果。

徐永煐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全力推荐钱锺书担任翻译工作中的重要岗位，为翻译工作多出力，但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钱的不足。

综合杨绛、李敦白、程镇球的回忆，钱锺书还参加了毛选前三卷的再修改：“1963年7月，钱锺书为毛选四卷定稿毕。（钱锺书为‘定稿组’成员）。”（《杨绛晚年自述生平大事》，《澎湃新闻》，2016年5月25日）

钱锺书一向对政治没有兴趣。在观察力敏锐的革命者李敦白看来，这时的钱锺书，与他人格格不入，也不参加活动，好像是个外人。钱锺书本人常说自己是Miser of time（时间的小气鬼）。杨绛回忆：“锺书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肯帮忙，也很有用。锺书只求做好了本职工作，能偷功夫读他的书。他工作效率高，能偷下很多时间，这是他最珍惜的。”

首度公开的钱锺书谈读书照片，北京，1990年代，米丘授权使用

2002年《百年永煐》印行前的春节，徐永煐的家人按惯例去拜访杨绛。“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徐永煐说钱锺书政治觉悟差时，杨绛笑答：这是实情。钱锺书的政治觉悟确实不高。不过他对翻译毛选是很认真的，不像近年一些媒体说的那样，好像不情愿似的。钱与上司要好的比较少，但和徐永煐是例外。那时徐常常问钱，这个事儿准备好了吗？那个事儿准备好了吗？还开玩笑说钱是他的Office Wife。一天，徐永煐夫妇到钱家吃饭，徐又说起Office Wife。‘淑义还怪他说话没轻没重呢。’杨先生说。”（《百年永煐》，295页）

要好的朋友

与徐永煐共事最久的英译毛选成员也是钱锺书。徐永煐的长子徐庆东写有一文名为《父亲琐忆》，摘录部分如下——

父亲好客，有不少好朋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钱锺书先生。

钱叔叔家离我家不远，隔一条胡同，常来我家跟父亲谈事，一聊就是一天，有时连中午饭都在书房吃。

他们谈话内容很丰富，天南地北。记得有一次，他们聊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父亲说，把“绿”字当动词用，王安石不是第一人，从前就有人这样用过。钱叔叔很以为然，回去查了一下，在他的《宋诗选（注）》注解里，加上了这个意思。

父亲和钱叔叔谈话非常投入，常常到忘我的地步。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就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颗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锺书一颗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阿姨发现他夹着的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杨阿姨担心他把胡同口菜站的白菜拿回家了，所以连忙打电话来核实。钱叔叔一直在思考跟父亲讨论的问题，早把白菜的事情忘到了脑后。（《百年永煐》，232页）

《百年永煐》与《徐永煐纪年》

徐永煐夫人张淑义拜访钱锺书、杨绛，1993年，徐庆东摄影，2019年9月笔者翻拍自徐庆来家

和钱锺书一样，徐永煐也出自清华，中文功底也好，也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徐永煐的留学经历亦很丰富，在芝加哥大学学过法律、历史和哲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学过经济学。两人皆不重视取得学位。不同的是，钱锺书为了做学问而留洋，徐永煐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知识，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

1959年至1962年，钱锺书安家在东四头条一号的文研所新宿舍，与徐永煐住的东城报房胡同三十五号外交部宿舍，距离很近。徐永煐在完成毛选第四卷英译初稿之后，因病处于半休养状态，不再是钱锺书工作上的领导。而钱锺书也难得的不是“时间的小气鬼”，往往过来一谈就是一天，他们究竟在谈什么呢？

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出版于1958年，两人应该谈过不少宋诗。对 “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注释，钱锺书的确在再版本中增加了很长的内容。“但是‘绿’字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亦屡见”，丘为、李白、常建的诗里都出现过“绿”字。钱锺书的幽默又回来了，“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道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的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宋诗选注》中，《泊船瓜洲》初版本（左）、再版本（右）的注释对比

对翻译工作的反思

1963年3月，钱锺书即将结束英译毛选前四卷的工作，他创作了凝练其翻译思想的代表文章《林纾的翻译》：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歧而露出勉强造作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比这种境界为“转世还魂”（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而此前两个月，徐永煐于病中发表了近两万字长文《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他开创性地“从矛盾统一的角度来对翻译工作进行全面的考察，找出各种标准、见解、批评的切实意义”，以求“使翻译工作多得到一些成就”。这也是目前所见徐永煐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徐永煐在文中提及两种语言：“翻译不是表达译者本人的思想，而是译者用一种语言（归宿语言）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出发语言）表达的思想。”“译者既必须把他从出发语言所了解到的原文思想，用另外一种语言（归宿语言）忠实完满地表达出来，他又必须解决出发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同归宿语言所应当采取的形式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译者精通两个有关语言，还要能用归宿语言写作。”

而初版本《林纾的翻译》中，钱锺书感慨而又风趣地写道：

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这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

钱锺书在这里特地作了备注，原作的语言称为“出发的语言”，译本的语言称为“到达的语言”，中西方都有人提到，中方的例子即是徐永煐所说的“出发语言”和“归宿语言”。

徐永煐的行文，出自主持者的角度谈翻译，而钱锺书的文章，则从译者、读者的角度入手，既是对徐文的回应，更包含钱锺书在英译毛选这项宏大工程中的体会与思考，以及对翻译工作的期许。这两篇文章，很可能也源于某次或多次长谈后彼此反思的结果。

徐永煐《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与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初版本

徐永煐不止是英译毛选的主持者，更是内行的学者，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钱锺书在与徐永煐的学术碰撞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思想火花，并形诸笔墨，写就名篇，不失为一段文坛佳话。

作为参与英译毛选时间最长的学者，钱锺书的才智已然化入前四卷之中。结束集体翻译后，钱锺书开启了个人翻译模式，虽然专门的译著极其罕见，但他的文章和笔记中，到处洒满了信手译来的“散钱”，零金碎玉，供后进末学撷取。

《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自印本，198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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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授权转载自《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