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修志评《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戍客望边界，穆公碑尚在

《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李花子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387页，56.00元

自上古以来，“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不仅是君子治国理政的基本素养，也是传统史家“通古今之变”的重要技能，使历史地理学成为绵延两千多年的学术传统。即使以晚近三百多年来的历史而论，从明清之际感忧天下兴亡的顾炎武、顾祖禹，到近代挽救东北危机的傅斯年、金毓黼，历史地理学无疑在传统之上又承担着“学术戍边”和“学术卫疆”的责任。近代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张和东北危机的加深，其实不仅是史学界，就连当时的革命党人都参与其中。韩东育曾指出宋教仁在发现日本借“间岛”侵吞中国领土的阴谋后，写出了六万余字的《间岛问题》一书，对清政府解决中朝边境问题提供了帮助。那么，中朝边境问题是怎样产生的？“间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李花子新作《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结合实地踏查的研究》不仅提供了明确而信服的答案，也展示了清代以来中朝边境的演变脉络。
一、思路和关怀
中朝两国以“两江一山”（鸭绿江、图门江、长白山）为界是在明清时期开始形成的，十五世纪上半叶朝鲜世宗国王在鸭绿江、图们江沿岸分别设置“四郡”“六镇”，奠定了“两江”边界格局，而清代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在长白山天池东南麓立碑，碑文云“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 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则奠定了“两江一山”边界格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李花子在该书引论中开宗明义：“只有准确认识穆克登定界，才能对其后发生的光绪中朝勘界及中日‘间岛问题’的谈判，直至1962年、1964年中朝边界谈判，做出客观的评价，其实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和影响的。”因此，穆克登立碑这一事件就像根茎，后来的争论或谈判皆是其延伸出去的枝叶，但这些枝叶上面又叠加了一些后人制造的幻影，遮蔽了原有的样貌。职是之故，李花子需要在该书中重新调整研究布局，排兵布阵，条分缕析，各个击破，以求勾勒脉络，还原真相。
该书分为四编，四编之间看似按时间顺序编排，但实则组成“长蛇阵”，首、腹、尾竞相呼应。第一编聚焦于清臣穆克登和朝鲜当局的定界，主要探讨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碑址、立碑的性质和图们江上游边界的走向，破除了学界长久存在的一些误说。第二编聚焦于穆克登立碑定界后朝鲜人的故意作为，主要考察了中朝边界史上的若干疑点、难点问题如黑石沟、图们江正源、光绪年间两国的勘界谈判等，归纳和总结了中朝边界的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编聚焦于清末中日在“间岛问题”上的谈判，主要考察了该问题的由来和演变、中日两国的谈判内幕，同时分析了中韩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思路与问题。第四编则从历史回到现实，聚焦于作者自己五年中对中朝边境及长白山地区的实地踏查，重点验证了前三编涉及的两江发源地、黑石沟遗迹、穆克登碑址等。由此观之，该书并非一部结构松散的论文集，而是经过精心规划、细心研究和苦心调查的作品，古人的身影与作者的身影在同一片山川中交叠在一起，令人回味。
具体来说，作者在该书中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一是梳理客观历史的脉络，澄清前人时贤的误解，践行了“学术戍边”的使命和关怀；二是揭示中朝边界争论的根源和背景，展示了三百多年来的“争论史”；三是由边界问题反思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实态，提供了明清中朝关系史研究的新视角；四是通过“间岛问题”揭露了近代日本的扩张行为，反映了近代日本学人与日本对华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五是剖析和反思了中韩学界的研究思路和得失，明确了中朝边界史研究者的本分职责。
唐诗有云“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虽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认为“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因为山川千古不易，但若无一代代学术“戍客”的坚守和追寻，我们又何来“羊公碑”“穆公碑”见证那些河山盟誓呢？
二、方法和特色
为何说穆克登立碑事件是破解中朝边界争论的关键？通读李花子该书，一言以蔽之，穆克登立碑时涉及两江发源地——长白山及鸭绿江、图们江发源地，随着年深日久和人为干预，牵连出一些后世聚讼的问题。从此角度而言，该书不仅梳理了清代以来的中朝边界演变脉络，更破解清代以来关于中朝边界的种种谜团。整体来说，该书的方法和特色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破解旧说，考镜源流。作者不仅利用各方资料澄清了前人的诸多误解和旧说，也分析了这些误解和旧说产生的原因。如在穆克登立碑问题上，后世存在着“查边说”“移碑说”“二江说”等。作者首先明确穆克登立碑的定界性质，结合文献考证、实地踏查、语音分析破解了光绪年间勘界谈判中产生的“二江说”“移碑说”。同时，针对光绪年间第二次勘界后产生的“毁碑说”，作者指出中方在谈判过程中拟设的十字碑并未树立起来，而为了对抗日本挑起的间岛问题，中方又把未行之事进一步事实化了。
二、广稽文图，抉隐索微。作者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和“竭泽而渔”的态度，广泛而深入使用中日韩三国的古文献与古地图，尤其是在韩日资料方面用力颇勤，如《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同文汇考》《通文馆志》等朝鲜王朝官撰史料，《北征日记》《北征录》《白头山记》等私撰史料，《咸镜道图》《北关长坡地图》《茂山地图》《大东舆地图》等公私地图以及奎章阁、历史博物馆所藏文书、档案、地图等。更可贵的是，作者也精深阅读了日本外务省、防卫省等机构所藏的日文第一手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等。
三、深入语境，疏通变化。作者善于在解读文献中把握当时的政治语言、历史情境、制度语境，如针对康熙帝派穆克登查界的谕旨和朝鲜接伴使、咸镜道观察使的角色，需要把握康熙帝的语言习惯、两国宗藩关系、朝鲜职官制度，方可理解穆克登所承担的定界使命和主动让地行为。在光绪年间的勘界谈判中，作者也指出朝鲜内部的政争也发挥着影响，如朝鲜认清“一江说”的李重夏和强硬主张“二江说”的鱼允中。在中日围绕“间岛问题”的谈判中，作者也结合当时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和日本的扩张战略，揭露日本企图利用间岛领土权作为谈判筹码，夺取朝鲜人的领事裁判权达到渗透东北和扩张的目的。
四、实地考察，验证判断。该书能在同类主题的著作中令人眼前一亮，除了有扎实细密的文献考证外，还得力于作者发挥史圣以来的行路访古传统和当代学者的田野调查精神，走出书斋，突破文献限制，亲自踏查中朝边境和长白山地区，花了五年时间穿梭于山川丛林中，查访定界碑、土石堆群，溯源黑石沟、红土水等。这些实地踏查活动不仅激活了研究语感，验证了学术判断，回应了中朝边界史上的若干疑点和争论，还拍摄了大量遗址照片，使读者增强了历史在场感。
五、回应日韩，公心评价。一方面，作者在“间岛问题”上重点揭露了日本调查间岛问题、中日两国有关“间岛问题”的和东三省“五案”谈判的内幕，辨析了中井喜太郎、内藤湖南、筱田治策等日本学者在日本大陆政策和扩张战略之下的调查研究，认为既有客观解读也有故意误读，客观肯定了中方围绕“间岛问题”对日展开的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作者在该书中着重回应了当代日韩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中韩两国学者研究“间岛问题”的思路和问题，指出“韩国学者在研究中应克服殖民地被害意识，中国学者也应克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主观片面性’”。
三、启发和余问
李花子该书以穆克登立碑定界为基点，不仅梳理了清代中朝边界的演变脉络，还探究了各重大事件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呈现出中朝边界问题的多重面相和螺旋变迁，启发我们重新审视明清中朝两国的边界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影响。
边界问题实为明清中朝关系史上的关键问题。元末明初因辽东领土问题的纠纷，直接促成了高丽王朝的覆灭、朝鲜王朝的建立及明鲜两国关系的变迁，也影响了朝鲜王朝政治的进程，如攻辽派大臣郑道传的倒台促成了李芳远的上台。可以说，朝鲜王朝的建立是明朝与高丽之间、高丽不同势力之间在辽东边界问题上斗争激化的直接结果。在明朝与朝鲜关系经过紧张磨合进入稳定期后，两国也常因女真、倭寇、蒙古、犯越、贸易等问题面临一些“信任危机”，而这一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都是由边界问题衍生的。朝鲜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曾一度想选练兵马进攻辽东，明臣丁应泰在壬辰战争中曾弹劾朝鲜移动辽东界碑并“招倭复地”，甚至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大韩帝国也曾派员夺取图门江以北地区，被清军击退。由此观之，若将两国关系放在边界史的视域中考量，我们就会发现明亡之前的两国关系并未像朝鲜后期“建构”或“想象”得如此亲密，且朝鲜对辽东土地的觊觎也并未停止。当然，明朝和清朝在对待中朝边界问题上有所差异，归根到底仍是由不同时代的地缘权力格局和边疆安全所决定的，明朝严密控制辽东边界，主要是为了防范女真、蒙古、朝鲜甚至倭寇，而清朝入主中原后，保护辽东边界主要是出于保护长白山这一神山和满族发祥地的需要，在边界问题上已无太多忌惮。
因此，康熙晚年派穆克登定界立碑的意义和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有益于我们深思边界问题在东亚礼治体系或宗藩关系与近代民族国家视野中的不同性质和处理方式。首先，穆克登定界是在清朝字小政策下，使朝鲜获得了更多领土，穆克登对朝鲜人说“尔国得地颇广”，他不仅贯彻了康熙帝的定界旨意，也延续了康熙帝对朝鲜的怀柔政策。康熙帝即位以来，面对蠢蠢欲动的朝鲜，恩威并举，但仍以怀柔为主，如孙卫国指出，朝鲜面临严重饥荒时，康熙帝提供大量粮食予以纾解，“顾恤我东有别”。再如李花子在《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一书中也指出，即使三藩之乱中面对朝鲜的异动或观望，大臣建议惩治违禁越境的朝鲜人，康熙帝也最终以怀柔为主。其次，穆克登定界因为彻底解决了朝鲜的领土安全问题，大大消解了朝鲜的边界焦虑和仇清情绪，肃宗国王题诗曰“向时争界虑，从此自消磨”，不像高丽与契丹屡因边界而起烽烟。朝鲜内部也对此次谈判甚为满意，大臣报告国王：“清官于我国事多顺，不至迟久而得竣。且于定界后，疆域增拓，诚为幸矣。”边界问题的解决也为两国在十八世纪的共同繁荣和密切交流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对朝鲜从“北伐”走向“北学”的变调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充满吊诡意味的是，边疆危机既已解除，然朝鲜内部各种“尊周思明”“尊明贬清”的思潮却仍甚嚣尘上成为政治主旋律，只能说明朝鲜的对华观念多是内斗所致，而非外压使然。最后，穆克登定界的怀柔精神和外交传统对后世中朝边界谈判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朝鲜的边界谈判中，中国也是主动让步才形成了现在的中朝边境。韩国学者指出当时中朝两国处于蜜月期，而中苏两国反目论战，朝鲜支持中方，所以中国在边界上做了让步以团结朝鲜。
虽然该书提供了诸多启发，但在笔者看来，仍有几个需要作者和学界进一步深挖或深思的问题。第一，朝鲜王朝的地理观念、边界观念与其“小中华”思想、对华观念有着紧密联系，如韩国学者裴佑晟2014年出版的《朝鲜和中华》重点论述了朝鲜地理观、领土观对其中华观的影响，但朝鲜的边界意识如何塑造了国族意识？这种国族意识与朝鲜的中华主义、宗藩观念存在哪些张力？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明朝派人祭祀朝鲜山川与两国边界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政治有国界，但民生无国界，随着内亚史研究的兴起，学界如岩井茂树、宋念申、柯娇燕、李孟衡越来越重视东北亚区域的人员交流和贸易往来，我们该如何认识前近代超越国境的边境民生共同体？第三，王元崇曾在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中分析清朝在收服周边政权构建大一统格局时常引用“朝鲜事例”，那么在与其他政权如中越边界问题的处理上，是否也曾借鉴中朝边界的处理模式呢？第四，康熙年间中俄之间通过战争和谈判也有定界的外交行动，潘晓伟曾研究了1860-1910年俄国与朝鲜的关系，那么，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的中俄定界、中朝定界、俄朝定界之间有何异同或联系呢？第五，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指出在中国东北东部和北部的河流中，只有鸭绿江向南流，但可耕地很窄小，而图们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却向北流，可耕地虽广却散布在森林居民或草原居民附近，所以不足以支持一个可以独立地积极发展的农业社会，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从农业地理或经济地理的角度去进一步诠释中朝边界的划分呢？
通过该书，我们看到，从康熙年间到光绪年间的中朝勘界发生了一些变化，光绪年间两国两次谈判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使日本利用强权政治和主权观念钻了宗藩关系的空子。这表明朝鲜已处于大国夹缝之间或冈本隆司所谓“属国”与“自主”之间的徘徊处境，也预示着传统“事大字小”的中朝宗藩关系基本上已经走进落日余晖，奔流到海不复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