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即真实？ ——一项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实践策略考察

王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介场域下的新闻生产惯习研究”（项目批准号：17BXW025）的阶段性成果。

“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区别于小说、戏剧等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也是新闻从业者在具体实践中必须恪守的核心准则。然而，关于什么是新闻“真实性”，新闻可以在何种层面上实现真实性，学术界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期学术界倾向于从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将新闻真实界定为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甚至完全一致，但后来逐渐认识到，作为反映、报道现实世界最新变动状况的新闻活动，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的完全符合，在理论上不完善，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臧国仁（1999：17）将新闻真实定义为“新闻工作者与不同消息来源根据各自认定之社区利益，所共同建构的社会（符号）真实”。蒋晓丽、李玮（2013）进一步总结出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的转向，即新闻真实是在新闻事实层层符号化过程中不同解释主体“解释项”的互动一致，以摆脱追求“客体之真”所面临的来自实践、价值、语境等多方面的困境。这一观点修正了以往主要从传者角度分析新闻真实的片面性，肯定了新闻传受过程中每一符号解释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推进了新媒体环境下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在西方学术界，新闻真实性的争议主要围绕对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的批判展开。20世纪初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2006）提出“拟态环境”说，认为新闻是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果，并且充满了主观偏见和“刻板印象”，因此即使记者是现场的目击者，也带不回真实的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闻社会学研究浪潮中，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1978/2008）等提出“建构论”，剖析了新闻何以成为媒体机构和官僚建制合谋的文化工业产品，并非如镜子般映照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再现与建构。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S. Herman）、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1988/2011）等则以更激进的批判立场，从政治经济维度揭示了媒体的终极目标是让社会现状合法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所谓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以个人“客观叙事”的方式来传播机构的偏见。这些论争的一个共性的理论起点是认为新闻难以反映现实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不是实践问题，即无论记者如何恪守客观、中立、平衡的操作规范，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中观的媒介组织结构以及微观的个人认知局限都决定了新闻真实性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然而，既有的研究也难以构建一个剥离了“真实性”内核的新闻范式，无论是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定信奉还是悲观抨击之下，“真实性”依旧是一个人人都认为非常重要但又说不清、道不明，无法抛弃又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目标。

本文尝试从新闻生产的视角，聚焦于新闻报道中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实践“目击”（eyewitness），来切入对新闻真实性的探讨，梳理历史上新闻如何通过“目击”这种实践策略来强化其真实性，在全球媒体新闻生产范式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专业新闻工作者的“目击”大规模转向“公民目击”，新闻业又如何通过吸纳“公民目击”来重构其真实性实践策略，联合公民力量共同实现新闻真实性诉求。基于此，从实践层面补充长期以来对新闻“真实性”的理论争辩与思考，进而重新诠释和探讨新媒体环境下多元传播主体介入对新闻真实性观念的重构。

一

“事实”文化与新闻的“真实性”

从17世纪早期印刷报纸在欧洲诞生之初，对“真实性”（authenticity）或者说“真相”（truth）的声称，就一直是新闻话语的主要特征，将新闻业与市井闲聊、宣传小册子、新闻信、小说等其他现代化早期的信息传播渠道区分开来。同时，“真实性”也是一个独特的商业卖点，在17世纪的信息市场上为报纸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地位。在当时报纸的发刊词上，几乎所有的出版人和编辑都会承诺给予事件真实可信的报道。编辑记者们不断地反复声称真实性是报纸最重要的组成要素，有的报纸就直接起名为“镜报”（The Mirror）、“灯塔报”（The Beacon）等，直观地宣示其对真实性的诉求。

芭芭拉·夏皮罗（Barbara J. Shapiro）认为，一种关于事实的文化在1550-1720年间的英国建立起来了。在16世纪早期，“事实”这个词仅仅用在法律方面，法庭裁定开始基于理性的判断，而非宗教权力。于是，法律界发展了一套关于挖掘事实的常规（routines），主要依靠真实的文件、物品（物证）与可靠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目击者（人证）。这些常规逐渐拓展到其他领域，比如新闻报道（Shapiro，2003：11、208）。出版商和编辑、记者同样强调其公正的、毫无偏向性的理性判断以及对事实的忠诚，并基于此发展出了一套文本惯例和话语策略。

16-17世纪早期报纸的实践标志着在知识的建构和传播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从小范围的口口相传、私人信件等，到大范围的公共知识建构和传播。阅读报纸不仅是一个获得愉悦、受教育或者获取信息的个人私事，而是一种公民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如边沁（Jeremy Bentham）所说，报纸是唯一常规性的公共知识和真相的贡献者。于是，报纸开始在政治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同一时期伊莱·卢扎克（Elie Luzac）、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的著作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报纸是传播真理和塑造公众舆论的重要工具！这一共识助推了“新闻自由”（freedom of press）理念的成型，进而建立起了新闻业作为“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的合法性权威。

到18、19世纪，新闻的“真实性”信念延续下来，成为现代新闻业的一个观念基础，或者说“第一信条”，被新闻从业者和公众共同认可。关于真实性的话语也进一步与普世性的文化话语相契合，发展了一套以客观性为核心的话语策略，比如讲述故事的两面、引用那些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话、引用目击者内容等。客观性理念背后是一种总体性观念，即如果记者以一种“非个人化”和理性化的方式来工作的话，那么毫无偏见的真相就会被呈现出来。如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1995：109）所说，媒介权力不仅来自于它宣称事实的权力，还来自于它呈现事实的方式。

二

“目击”：新闻“真实性”的实践策略演进

如果说，在现代新闻业诞生之初，从业者就不断从理念层面宣示其具有“真实性”的核心特征，那么与之相适应，一套以“目击”（eyewitness）为核心的实践策略也在日常新闻操作中发展起来。莫特森（Mette Mortensen）（2015：19）认为，“目击”（eyewitness）在媒体语境中的含义是个人通过陈述、展示来分享其观察或参与某个事件的感受。记者们乐意被称作“把看到的立即记录下来的目击者”，“记者最重要的是始终保持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张开”。“报纸之眼”（eye of the paper）、“新闻鼻”（nose for news）等对记者的比喻，隐含了做新闻的一个先决条件——“在场”（on-site presence）（Zelizer，2007）。个人的物理“在场”意味着报道是建立在亲眼所见的基础上，对现实事件的客观讲述，尤其是那些人们难以直接接触到的新闻事件，这奠定了记者报道真实世界的权威性（Carey，1987：24、137）。

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2007）系统梳理了新闻发展史早期阶段的“目击”实践。在15、16世纪，萌芽中的新闻业还难以负担真正的“目击”，受限于没有专职的新闻记者、编辑，以及交通、通讯技术的落后，所以绝大多数新闻实际上只是“听说”（hearsay），从那些旅行者、商人、士兵或其他冒险家的记录或口头传言中获取他们曾经“目击”的新闻。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538年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1592年西班牙萨拉戈萨处决一位犯人的恐怖场景等，都是由“目击者”通过新闻信（newsletters）的方式流传开来。而北美出版商以赛亚·托马斯（Isaiah Thomas）对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报道，则是早期最广为人知的目击新闻之一。事实上，在整个独立战争时期，军官撰写的目击报告都是报纸最重要的新闻信息来源（Zelizer，2007）。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目击”等同于“真实”，“口头陈述”（verbal accounts）被视为真实性的标志。

随着印刷媒体时代的到来，“目击”成为一种更常规的报道方式。报纸开始派记者深入当地以及更远的地方搜集目击者的讲述。由记者直接观察庭审而进行的法庭报道，成为早期目击报道的主要类型。在口述记录之外，图绘新闻等更加直观地呈现目击者的讲述。19世纪照相技术的发明，使得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对于“目击”内容的呈现成为可能。《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对1862年美国内战中安提坦之战（Antietam）的报道大量使用了照片，盛赞照片对现实世界的呈现比文字描述要真实千万倍（Zelizer，2007）。图像被视为建立“在场感”（on-site presence）的核心要素，强化了“目击”的真实性，乃至神化为关于所呈现的一切场景的“宣誓证人”（sworn witness）或“沉默的目击者”（silent witness）（Schwartz，1992），有效地弥补了文字描述的不足，强化了新闻的真实性话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继续发展了“目击”的新闻记录方式，一种简短的、电报风格的“我在现场”（I was there）或“我的故事”（“I” stories）报道盛行。《科利尔》杂志（Collier）每期都会推出关于战争的第一人称叙述的、极其详细的目击报道，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记者们竞争成为更好的目击者，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记者之一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就是诞生在二战报道中。而新闻短片（newsreel）成为最受欢迎的目击报道方式。拍摄者称“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未经处理的”，那些声效不佳、有刮痕、有缺失的同期声比模拟战场的“罐头声音”（canned sounds）更能获得公众对其真实性的认可。例如著名的珍珠港事件、1944年盟军和日本的新不列颠之战（the Battle of New Britain）等新闻短片，都呈现出了鲜明的“目击”特色，即这种影像只有身处现场的人才能提供出来。1945年4月到5月，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媒体推出一系列的集中营报道，广泛搜集了目击者的讲述，配以曝光出来的集中营照片。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目击者内容已成为好报道的“标配”，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这样杰出的战地记者被誉为“二十世纪的目击者”（Zelizer，2007)。

三

对“目击”及其真实性的质疑

然而，现代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也一直伴随着对“目击”真实性的怀疑。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很多目击内容的不可靠。早期那些一个或多个目击者的讲述，往往延迟数月经邮政系统传送到报社，再由编辑将这些零散的、碎片化的、充满了讲述者个人情感和主观判断的信息捏合成新闻故事。即便有些目击报道并非虚构，但过于强烈的主观性和阐释性，也使得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图片新闻的出现，并没有令这种状况有所改观，相反却使伪造“目击”变得更有说服力。《哈泼斯周刊》对1863年美国内战时期田纳西州查塔努加（Chattanooga）南方骑兵火烧北方军队列车的图绘新闻报道，号称是由目击者绘制出来的，但事实上，绘图者压根没有近距离观察这一事件（Knightley，1975：27）。在有些情况下，记者尽管身在现场，但由于各种现实困难，并没有观察到报道中那些绘声绘色的场景。二战中一位报道日本轰炸马尼拉的现场记者承认，“浓烟和火焰之下我们其实啥也看不清！”（Gunnison，1942）路透社驻柏林记者阿克桑德·克利福德（Akexander Graeme Clifford）奔走在欧洲战场，同时为多家新闻机构供稿，但他发现自己提供的内容被政治机构重重审查以及媒体编辑零碎切割，最终呈现出来的报道与自己的所看到的场景已大相径庭（Zelizer，2007）。

媒体基于争夺重大新闻的需求，而夸张、编造目击者报道，或者媒体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左右而对目击内容进行改造，是导致“目击”未必真实的两个主要动因。英国格拉斯哥学派的克雷格·费娄（Creg Philo）（1990）在《眼见为实》（Seeing and Believing: the influence of television）一书中，直指新闻是一种高度中介化的产物，一定的组织原则决定着新闻的建构方式，因此，“眼见不一定为实”。同时，即便没有外在因素干扰，“目击”也不一定等同于真实。比利时社会学家费尔兰德·凡·朗恩霍弗（Fernand van Langenhove）（1916：77-80）用实验的方法揭示，不同的目击者对同一事件的陈述存在差异，没有一个目击者能够完全准确地描述事件，他总结四个因素影响目击者产生错误：情感状况、对事件的熟悉程度、主观倾向性以及时间间隔。这一研究直接影响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等重要概念。因此，即便在法庭上，目击者的证词也只会被部分采信，而且必须充分了解目击者的身份、动机，从而最大限度排除掉其讲述中的主观性和阐释性成分。波因特研究所的一位专栏作家对记者的建议是：“别轻易相信目击者，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们认为自己所看见的！”（Thompkins，2004）“目击”真实性存疑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传统的新闻生产方法是否有助于获取和呈现真相？或者说，比起自然科学和其他一些信息驱动的行业，新闻业是否具备获取真相的优势？

基于此，新闻业在发展历程中，也在对“目击”策略不断地进行修正。首先是尽量减少主观阐释，呈现更为简洁、纯粹的事实。19世纪电报的发明，为此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和新闻观念支撑。倒金字塔（inverted Pyramid）写作方式盛行，传递无观点的事实，凸显出新闻报道就是传递记者在现场的“直接观察”。20世纪60年代，同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试图改造新闻业的真实性，一是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认为在非虚构写作中改变部分事实、引入主观阐释是允许的，只要忠诚于一个“更大的事实”（larger reality）或“内在真实”（interior truth）；二是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借鉴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使新闻大量基于数据，从而保障其真实性。不过最终这两种方式都未能对新闻真实性理念与实践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其次，更多类型的有条件目击新闻事件的人被吸纳到媒体报道中。1854年伦敦《泰晤士报》（ The Times）首次派出记者到克里米亚战争现场采访报道，开新闻史上战地记者的先河。1870年，《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聘请了多名“特别通讯员”驻扎在普鲁士和法国军队交战区域，来获取拿破仑三世战败退位的一手资讯（Goldberg，1991：19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军官充当了“目击者之眼”，为媒体提供实时战况信息，使得记者可以不用涉足战区，就能写出精彩的目击报道。在传统媒体时代下，由于专业媒体机构几乎垄断了新闻生产，“目击者”主要依靠媒体来传播信息，掩盖了记者事实上很少能够目击自己所报道事件这一尴尬事实，宣示新闻业对于报道真实世界的权威性。

四

“公民目击”：一种主客交融的真实性建构

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手机等便携式拍摄设备的普及和社交媒体在全球媒介版图中的爆发式增长，“目击”开始变得更加容易、更加频繁，也更加容易传播和分享。普通公众大量充当了目击者角色，并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即时分享，成为布伦斯（Alex Bruns）所说的“产用者”（produser），将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融为一体。斯图亚特·艾伦（Stuart Allan）（2014：133-151）称其为“公民目击者”（citizen witnessing）。由此，催生了“目击媒体”（eyewitness media）或“目击者内容”（eyewitness content）概念的诞生，指与新闻编辑室无关的人拍摄新闻现场的图片或视频的现象（黄雅兰，陈昌凤，2016），强调目击者和事件的关联，即目睹、亲历新闻事件并自发地进行信息传播。

与传统媒体时代目击者主要通过专业媒体发布目击内容不同，新媒体时代的目击者更愿意选择社交媒体平台实时发布目击信息。这一发布方式的改变似乎更接近“目击”的本义和新闻事实本源，提供了一种未经处理、值得信任的原始证据，让受众无须经过媒体中介（mediating）而直接抵达真相，从而在事实真实的基础上，规避了以往学界所批判的专业新闻生产对现实的重新建构，强化了普通公民对生活事实的表述权，被视为“后真相时代”一种有价值的记录事实、披露真相的方式。同时，受众也积极地参与到信息选择和话语解码（decode）的过程中，与传者形成更具能动性的互动，共同构建新闻事实的诠释社群。

首先，公民目击者建构了一种高度“客观”的话语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其内容的“真实性”。目击者对新闻事实的呈现更加原生态、现场化和多媒体化，尤其是视频化，信息含量更大，媒介元素更丰富，视觉冲击力更强，更符合新媒体时代受众的接受习惯。由于目击者大多不具备专业的新闻生产技能，亦不是为了新闻出版而拍摄，很多还是在目击者奔跑、躲藏的过程中仓促拍摄下来的，因此镜头摇晃、视角不佳、画面模糊、画质低劣、结构松散、没有主题、充满嘈杂的背景声音等，几乎成了目击者内容的“标配”，与专业新闻团队拍摄的视频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与历史上战争现场新闻短片等类似，目击媒体品质上的缺陷反而强化了内容“真实可信”的感觉。如乔恩·达维（Jon Dovey）（2000：64）所说“业余是真实可信的保证”，这些未经加工的原始素材信息打破了媒介制造的关于现实世界的幻象，还原最本真的真实。同时，新的技术条件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目击内容的生产、传播与事件的发生几乎完全同步，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对新闻“即时性”（immediacy）的需求。“同步发生”（spontaneity）还意味着内容制作并非事先有意安排和策划，消除了人工干预的可能性，因而让受众自然而然地产生真实感。没有新闻专业背景的普通公民，正好在某个震惊全球的事件发生时在现场，用手机拍摄短视频或图片，并在第一时间上传到社交网络，从而赶在任何媒体记者之前，成为事件的第一报道者和反应者。

其次，目击者强烈的主观性同样在传播中高度凸显，引发受众更积极地参与信息选择和话语解码。在传统媒体时代，专业媒体通常致力于消除目击内容的主观性，使其更好地融入“客观报道”之中，强调记者观察而非参与，报道而非感受。但如今目击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未经专业媒体干预的内容，并不使用平衡话语或声称客观，而是自然呈现出对事实的主观化、个人化、情感化解读。玛丽·博克（Mary Angela Bock）称之为一种植根于个人感受的“主观性目击”（subjective witnessing）。在受众眼中，这样的主观性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其真实性——一个主观的“目击者”参与事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个人感受，往往比所谓客观冷静的“观察者”提供的信息更真实可靠，并且可能呈现出被主流媒体所忽视的视角（Broersma，2010）。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等在2007-2008年间对英国受众展开的一项研究显示，受众普遍认为那些来自事件当事人的现场影像，由于当事人自身感受贯穿其中，带来的“共情”（empathy）效果是职业新闻生产无法企及的（Williams，Wahl-Jorgensen & Waddle，2011：193-209）。劳拉·阿赫瓦（Laura Ahva）2011-2012年间在芬兰和英国开展的一项受众研究亦显示，公民目击者所生产的内容带有一种天然的情感性，让受众自然而然地认同视频或照片拍摄者“就在现场，就是事件的一部分”，从而产生情感上的“接近性”（proximity）（Ahva & Pantti，2014）。他随即在瑞典和芬兰展开了一项针对“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报道的受众研究，认为主观性（subjectivity）让人们更容易和报道中的人关联起来，让遥远的痛苦变得可以感知，而不只是隔着屏幕去“观看”（Ahva & Hellman，2015）。尤其是对一些重大、复杂、各种事实相互冲突的事件，受众在观看过程中更积极地参与进来，希望多角度、更加完整地获取事件信息，最终可能影响和改变对于事件的公众认知，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声音。这一过程即兰泽那·戴斯（Ranjana Das）所说的“解释性参与”（interpretative engagement），受众主动卷入到意义生产过程之中，对信息进行解码和提供解释的语境（Das，2011），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媒体的议程设置和单一叙事。

五

“公民目击”对新闻真实性的双重影响

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由于专业媒体几乎垄断了新闻生产，因此新闻真实也主要是由职业新闻传播主体自身单一呈现或建构的真实，而在多元新闻传播主体“共享”新闻资源、 “共产”新闻文本、“共绘”新闻图景的时代（杨保军，2013），新闻真实应该是多元传播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竞争、冲突、对抗、博弈、解构等，都会影响到新闻真实的呈现与实现方式。

一方面，多元传播主体的介入，突破了专业新闻生产中的种种限制性因素，强化认知论层面的新闻真实。首先，突破媒体框架的局限，大量普通公民成为目击的主体，其“业余”身份使得他们可以不受媒体机构的职业惯习和价值观影响，多元化、多视角地呈现新闻事件。那些身处新闻事件核心的社会活动家、目击者，因其与事件本身的高度接近性，往往比专业媒体更能让受众信服，在一些突发事件报道中，甚至动摇了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成为事件报道的核心驱动力。其次，突破以往人类认知的局限。辅之以数字拍摄设备和社交网络提供的便利，目击者可以原生态地记录事实，部分解决目击者的记忆偏差问题，更大限度地接近真实。尤其是“目击者视频”（eyewitness video），相比口述、文字和图片，可以更加全息地记录下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一些关键性的瞬间，为新闻报道提供珍贵的素材。第三，将受众解码纳入新闻真实性考量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外延真实和内涵真实的互动，或者说报道真实与理解真实的结合，凸显了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受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与以往主要从传者角度来分析和寻求新闻真实性不同，新媒体语境下受众更深地介入了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因此，如何创设语境产生传受双方共鸣的新闻符码，促使受众对新闻报道进行准确解码，达到一种传者和受众之间的接近性以及认知平衡状态，成为建构新闻真实性的重要环节。

但另一方面，传播主体多元化导致的把关机制的弱化乃至缺失，使得“公民目击”可能产生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严重的真实性问题。几乎每一个重大突发事件后，都会有大量号称来自“目击者”的内容发布到社交网络上。比如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在许多目击者合力“辨认”之下，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子虚乌有地指证出了两个“恐怖分子”，最终结果却是这两个人都是无辜的，袭击者另有其人（Madrigal，2013）。2017年10月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后，Facebook和Twitter上也出现大量的“目击者内容”，来指称受害者或者枪手，而旋即警方发布了对枪手身份的认定，证实这些信息都是虚假的。在“眼见为实”的观念驱动下，那些“病毒式传播”的目击者内容却可能成为强有力的新闻操纵工具，成为“后真相时代”汹涌的虚假新闻浪潮中较难识别的一部分。

六

结语：重构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真实性观念

作为一种实践策略，“目击”试图克服新闻业的一个天然缺陷——主要依赖二手资料，声称新闻业能够通过现场“目击者”这种特殊信源，部分实现“眼见为实”式的对现实事件直接、快速的还原，从而推进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普遍认同。也就是说，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接近性”很大程度上是靠目击者这样一种特殊信源来实现的。在现代新闻业发展的历程中，这一实践策略对于建构新闻业的真实性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时常陷入尴尬境地——在99.9%的情况下，记者自己不曾亲身经历新闻事件，只能依赖那些目击事件或听说事件的信源，这些人出于各自的利益和动机与媒体合作。他们提供出来的“真相”，可能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可能遗漏、遮蔽一些重要事实，也可能暴露一些不适宜公开的信息。记者必须要从中做出判断，并将之嵌入媒体的报道框架，形成对新闻事实的筛选与建构。这一过程充满了利益驱动和主观诠释的成分，如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Jay Epstein）（1975：5）所说，即便记者有无限的时间、空间和经济支持，他们仍然缺乏合法的方式和权威来建立关于一些激烈争论中的事件的真相。

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媒体新闻生产范式转型的大背景下，“公民目击”的大量出现，不仅为新闻业提供了巨大的新闻源宝库，同时也为新闻业重构真实性策略提供了重要契机，即改变机构媒体单一呈现或建构“新闻真实”的格局，将“公民目击”吸纳进新闻生产链条，联合公民力量共同实现新闻真实性诉求。杨保军曾借用马克思报刊“有机运动”的思想，提出“有机真实”的概念，强调在多元传播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来呈现、塑造、建构新闻真实（杨保军，2014），为新闻真实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和空间。同时，对新闻事实的评判，也不再主要由职业新闻机构决定，而是有更多传播主体介入，形成更加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在越来越多碎片化、相互冲突的新闻事实中，实现社会真实的多重建构。

首先，新闻真实日益成为一种多元主体对话中的“协商真实”。将目击者从单一的信源角色，转变为知识生产的共同参与者，形成专业媒体和公民目击者联动的协同报道方式。在此基础上，新闻话语也由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话语，转向普通人基于真实性、公民责任和自我表达而形成的话语体系。BBC和CNN是最早介入并建立目击者内容平台的知名媒体。对传统媒体机构来说，积极引入受众视角，思考和重新设计自身以及公民目击者的定位，以一种合作的思维来重构社交媒体时代的传受关系，是更有效地吸纳目击者内容的重要前提。

其次，强化“依据真实”的观念，推进新闻生产的开放性和透明化。在传统新闻生产中，记者绝大多数并不曾亲身经历新闻事件，他们依赖那些目击事件或听说事件的信源，类似于我国古代新闻史上的“录必有闻”，凡是记录下来的事都是有根据的，都是亲聆某个人说的，并把陈述者的姓名记录在案，显示出报道内容并非记者杜撰，而是有来源有根据，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依据真实”（姚福申，2000）。互联网的开放性有助于“依据真实”的观念在实践层面得到更深的拓展，即将新闻生产的后台进一步开放给公众，吸纳有条件接触到新闻事件的公众提供事实或线索，同时，向公众公开信源，确保公众可以通过追溯信源获得关于新闻事件的原始信息，共同推进“目击并告知”成为数字时代公民的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义务。

第三，拓展新闻真实的确证途径，强化“过程真实”。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事实的确证主要发生在专业媒体范围内，即单一媒体的“自证”和不同媒体间的“互证”，普通公民很难有机会和能力参与到对新闻事实的确证中。但“公民目击”的大量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弥补了记者由于不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而造成新闻“第一落点”的缺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目击者视频成为突发事件唯一的视听记录，提供了重要的、原生态的现场素材。尤其是在争议性事件和复杂事件报道中，“公民目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单一机构媒体主导“新闻真实”的格局，动摇了媒体和记者作为“真相裁判员”（adjudicator of truth-claims）的权威地位。新闻真实也就不再是一种先在的、绝对的真实，而是体现为多元主体共同合作、参与之下逐渐抵达的“过程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统新闻生产在呈现真实上存在种种缺陷，“公民目击”也并非天然可靠，由于专业把关和伦理规范的缺失，“公民目击”存在严重的真实性、碎片化和传播伦理问题。因此，在“多数人向多数人传播”的“合众媒体”（republic media）走向中，专业媒体的责任应更多地转向内容把关与信息聚合，以一种合作性的思维吸收公民新闻的积极因素，将其引导到更有价值的知识生产，推进新闻业真正地走向民主化，搭建起新闻编辑室、目击者、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专业的事实核查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机制，最终回归到最大限度呈现事实真实、多方验证新闻真实并多角度揭示事件背后的真实社会图景这一最本原的要求上来。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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