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军事战略密码：十字成王

公元前202年，已经结束了楚汉之争的刘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汉朝的首都，是沿用秦朝故都，还是另辟他处？碰巧，刘邦这年来到洛阳，在巡视一番过后，大有想立都此处的意思。

对于刘邦和他的手下文武大臣来说，他们大多为关东（函谷关）人，定都于洛阳，邻近家乡，且洛阳也算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东有成皋（虎牢关），西有殽邑（崤山），背靠黄河，面临伊水、洛河，形势险峻，作为都城有其优势。

汉朝立都：隐藏在中国历史中的秘密

正当刘邦有意洛阳为汉之都城时，一个齐地的小兵、戍卒娄敬由同乡虞将军引荐求见了刘邦，他向刘邦献言说：大王你为何要选在洛阳呢？“秦地被（崤）山带（黄）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其美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

娄敬之言在情也在理，刘邦有所动心，他心里明白，楚汉争霸中，他实力明明不如项羽，却能次次逃过劫难，最终反败为胜、击败项羽夺得天下，靠的是驻守在关中长安一带的萧何，及时征兵、运粮救急。可娄敬毕竟只是一个小兵，跟极力要求定都洛阳的大臣们相比，娄敬人微言轻，刘邦的内心也陷入两难。

而就在此时，张良站了出来。他说：洛阳虽然险固，但地方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地，“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相反，长安隶属关中地区，东有崤山、函谷关之险，西有甘肃、四川作为后方，“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张良一字一句入情入理，于是刘邦就此拍板，西汉正式定都长安，而这一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了汉朝国祚四百年。

楚汉相争形势图：刘邦从西向东击败了项羽

楚汉相争数年，刘邦能出人意料地打败项羽夺得天下，其中包含的是中国数千年战争的“秘密”。

商朝末年，周武王同样是依托关中，征伐灭亡位处中原地带的商纣；秦始皇则是依据秦国立足关中平原的地理优势，最终得以一扫六合、平定天下；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凭借着立都长安、坐拥关中的有利形势，最终以弱小的国力反而消灭了位处东方的强大北齐，从而统一北方，并为后来的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古人云：以史可为鉴，这些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脉络和共同点：很多王朝的兴起和走向强盛的方向，都是从西向东。

不谈国势、君主、经济实力、军事策略、民心人望等各种因素，始自西方的他们，为何能以相对衰弱的国力，却最终战胜东方的强敌、一统天下呢？

难道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撇开其他原因，从历史地理来说，仅仅是因为依托了关中平原？

仰望历史：自北向南地征服

除了从西向东的神奇路径，中国的军事历史中，还潜藏着另外一个秘密，那便是自北向南。

公元280年，西晋以曹魏之基础，先灭蜀汉，后渡长江，最终南伐消灭东吴、结束三国之争一统天下；

公元588年，隋文帝派遣大军渡江消灭南陈，一扫八方，终结了为时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乱世；

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攻占东京（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北归，灭了北宋；

公元1644年，清军南下入关，最终攻灭南明和各地反抗势力，建立清朝。

晋朝灭吴国：正式开始中国由北向南的时代

前后横跨1700多年的时空，我们可以看到，自西向东、从北至南，是中国的历史时空中神奇的组合和趋势。

这些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北京邮电大学客座教授倪健中在《东西论衡》中指出：“‘十’字是中国人的天下·····先横后竖，先左后右，从上到下，十字的运笔方向竟然与中国历史重心（尤其经济重心）由西向东，从北向南的转移轨迹惊人地吻合。”

可以说，一个“十”字，其中蕴藏着中国历史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历史趋势和惊天秘密。

赵匡胤之憾：北宋百年忧患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

开封号称七朝（魏、梁、晋、汉、周、宋、金）古都，但作为南北统一王朝的都城，仅见于北宋一朝，由此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趋势的完成。一般来说，作为都城，既要适应当时政治、国防重心的要求，又要满足经济上的需要，具备这些条件而能被选为都城的地点，在宋初以开封显得较为优越。

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开封居天下中心之位，有利于控制全国，特别是广大关东地区。其二，开封为前朝故都，历经五代时四朝兴修，城池宫阙完备，人烟稠密，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十分重要。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开封有交通之便，周围运河密布，尤其是处于联系东南的汴河之上，避开了三门等险阻，极大地缩短了漕运的距离。

总之，开封作为都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长安、洛阳的不足。但是，如果从战略上分析，开封四周无险可守，是典型的“四战之地”，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宋朝立国之初，其主要的威胁就来自北方——辽国。当政者之所以在权衡利弊后仍定都开封，重要在于开封便利的漕运及交通条件，满足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北宋鉴于晚唐五代以来内轻外重、中央权威扫地的政治局面，采取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支、内外相制的政策，把全国的精锐部队数十万人汇集京师。这样数十万常备军的供给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开封在运河交通上的优越地位，为北宋集权收兵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至于开封地理上防御的不利弱点，宋初统治者在主观上则企图利用京师驻屯重兵的措施加以弥补，正好将收兵权与增强都城的防御结合起来。宋初统治者为确保集权政策的实行，不得不以削弱国防为代价，在定都问题上，以内忧为重，以外患为轻。这也就可以解释后来为什么金兵攻破东京后，淮河以北的北宋军队再也不能组织象样的抵抗了。

与之相比，尽管地方偏小，但相对开封来说，“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洛阳，不啻为相对较佳的立都宝地。

事后来看，北宋定都开封，无疑是一个战略失误

但是宋臣们却极力阻止迁都，他们已经在开封扎根数十年，身家都在这里，且开封与黄河和大运河为邻，“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作为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更是力主“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

赵匡胤从军事地理上来看，由于开封为四战之地，因此在北宋建国之初，便不得已屯数十万禁军拱卫汴京，他之所以想要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作为开国之君，赵匡胤有战略眼光，却没有力排众议的魄力，最终只能妥协、定都开封，对此他仰天长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历史证明赵匡胤的预判是正确的。

一百多年后，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北宋灭亡。

“根本之地”：军事政治的基础

对于中国历史呈现的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历史、战略趋势，古人也看出了端倪。

明末清初的魏禧就在《读史方舆纪要·叙》中指出，要“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曾国藩则更进一步指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

魏禧和曾国藩的眼光十分老辣。而在影响中国历史从西向东的趋势中，这个“根本之地”就是关中平原；而另外一个影响中国趋势的从北向南的“根本之地”，就是淮河流域。

而淮河流域，则是中国历史从北向南的“根本之地”。

淮河流域：是从北向南的焦点

淮河流域，也是维系南宋一百多年江山的生命线。

北宋灭亡后，正是凭借韩世忠等人在江淮流域的英勇抗击，加上岳飞、吴玠等人在中原和秦岭一带的驻守，南宋才最终得以守住了半壁江山；而在淝水之战中，东晋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也正是由于控制了淮河流域的关卡险要，以及募集到了淮河流域的精锐“北府兵”：正是凭借着淮河流域的土地、人力和资源，南宋和东晋才得以守住了江山不失。

所以，在中国军事政治的轴线上，“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日本投降后制定的首要战略目标便是派林彪进入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正是从东北出发，一路向南，在1948-1949年间的淮海战役过后，国民党政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崩溃，就已经不可避免。

“十”字：中华民族的神奇趋势

近代以来，由于满清误国，导致中华国力衰弱，沦为任由帝国主义侵略者待宰的羔羊，作为曾师从唐朝后又全盘西化的日本，更是妄图彻底吞并中国，虽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其战略眼光却是相当毒辣，从日本制定的侵略计划中便可看出端倪，其谋求先侵朝鲜，后入满蒙，进而鲸吞中国的总规划企图复制蒙古人自北向南包围宋朝的战略格局，万幸中国在长江以南与其形成了战略相持，后以空间换取时间赢得了这场战争。当然，“根本之地”只是一种依托，决定中国历史和战略走向的从西向东趋势，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在不断的迁移：先是国都从秦朝、西汉时期的长安，慢慢走向了东汉的洛阳，尽管中间隋朝、盛唐的首都又回归到了长安，但北宋时最终向东移动到了开封。

中国历史：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

此后，关中平原作为“根本之地”被慢慢淡化，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南方，从北向南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从金国灭北宋、蒙古灭金国、南宋、到清人灭南明。从北向南在中国历史中的痕迹和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尽管中间也有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开始北伐等案例，但最终的历史走向，仍然是从北向南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