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皇帝们写的诗不入文学史？

文学史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皇帝们写的诗不入文学史，或者说根本不入文学家的法眼，算不得诗。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

皇帝们大多手握重权，没事儿的时候喜欢舞文弄墨，写出几首诗来自己欣赏还行，要是给身边的臣子欣赏，得到的大多就是阿谀奉承之词了，听不到什么真话。况且，皇帝的本职工作是治理国家，整天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写诗？要是整天写诗就会被人认为不务正业，但也有例外，就是没人敢非议写诗的皇帝。唐太宗、杨贵妃都写过诗，还都选入了《全唐诗》，后来陈后主做《玉树后庭花》，成了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写词作曲，成了亡国之君，宋徽宗写诗作画，照样成了亡国之君，就被后人议论了。写诗作词本是文人的工作，要是皇帝也喜欢此道，一般就会被认为有亡国气象。

从政治方面考虑，皇帝们确实要避讳一些朝堂以及民间的议论，不能随便做诗写词，更不能肆意传播。像乾隆那样做了好几万首诗的皇帝也就仅此一个，却不算是真正的诗人，和李白、杜甫差远了。如果皇帝写闺情相思，就会失掉了帝王气象，就好比李煜那样，成就了一代词宗，却失掉了江山。如果帝王把王气注入诗词，虽然颇见气势，但注定了这首诗的败亡之气。诗歌不是靠王气取胜的，而是靠内容，靠情感，靠风度，靠风格取胜。

政治类诗歌根本不是诗歌，而是标语或者口号。图解政治的诗歌也不是诗歌，而是为了宣传需要赚稿费的东西，或者为了作者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做的阿谀奉承之作，不能算是纯文学作品。

文学史上没有一位皇帝是诗人，也没有任何的诗人是皇帝。很多诗人都是走投无路的孤臣孽子，而且是写故乡的诗居多。韩愈被贬，柳宗元被贬，刘禹锡被贬，李白被排挤出京，杜甫颠沛流离，苏东坡被贬，李清照颠沛流离等等，数不胜数，写的诗词却一个比一个好。而皇帝们养尊处优，大多没有什么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人生的甘苦体会不深，也就写不出优秀的诗词了。而像李煜那样的亡国之君却能够体会人生冷暖，写的诗词也更接近人生真实的况味。那么，是不是文学主要侧重于写悲苦而不是欢愉？

或许是吧，悲苦之词更容易感动人，而欢愉的词给人的感动却不大。悲剧给人的感动更为持久，而喜剧却不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力。纵观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抒发悲苦之情的居多，而抒发欢愉情感的却不多。当然，皇帝们也不是不写悲苦之词，但生活中什么都不缺的皇帝，养尊处优的皇帝，能写出什么深刻之作呢？

曹操写了不少的诗，风格苍凉慷慨，但曹操没有称帝，却成就了建安风骨的风格。曹丕写的诗有点缠绵哀怨，很明显高于曹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算是为曹丕翻案了，很难得的就是曹丕的诗歌，有很高的艺术鉴赏性，比曹植的要好很多。可惜的是，曹丕没有统一天下，也不算是真正的皇帝。

说得形象点就是，陶渊明的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可以秒杀所有皇帝的诗歌，杜甫的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可以让所有皇帝的诗黯然失色。诗歌并不是气势大就好，也不是越缠绵就越好，而是用明白如话的语言表达，却能瞬间让人体会到人类共有的情感，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人回味悠长，越品越有味道。而这样的诗歌是皇帝们做不出来的，也是他们所不能体会到的。

皇帝们写的诗大多不入文学史并不是轻视他们，也不是验证什么文学的叛逆性，而是大部分皇帝写的诗词都不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