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国民党操纵下的北平市总工会

本世纪20年代初，北京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按行业组织了工人阶级自己的队伍——红色工会，并且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以保卫工人革命斗争的胜利果实，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革命。工人运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新、旧军阀互相勾结、残酷镇压下，工会被迫解散，工人运动暂告失败。但是红色工会运动已经唤醒了北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觉悟，播下了工会运动的革命种子，取得了工人运动的宝贵经验，在我国工运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1931年到1945年，这个阶段是北京工会运动遭到镇压与破坏以后的空白阶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给工会活动带来了生机，北平的各个工厂和行业又开始了筹组工会的活动。这些工会的活动分子，一则慑于国民党的严厉统治的白色恐怖；二则因红色工会惨遭破坏和镇压而恐惧不安，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放弃了过去工会所坚持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向黄色工会妥协，甚至叛变。

笔者于1945年以后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在这段时间内曾参加过“北平市总工会”的工作，现就记忆所及写出这篇史料。因为事隔40多年之久，记忆已很模糊，难免挂一漏万，甚至有失误之处，尚请知情者指正补充。

筹备过程与正式成立

北平市总工会是抗战胜利之后，在国民党的一手控制、操办下成立起来的黄色工会组织。

抗战胜利后，正当北平市的工人群众怀着胜利后的喜悦，自动组织起来着手创立本行业的工会组织，并盼望早日组成全市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北平市总工会之机，国民党为了达到控制工会组织的目的，抢先一步插手此事。1945年冬，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命令市党部民运科科长田易居，召集各单位工会的代表开会，商讨筹组北平市总工会问题。会上决定在市党部和社会局的指导下，先成立北平市总工会筹委会，具体筹备工作由市党部民运科科长田易居和社会局工商科科长徐康诰负责指导，并指定由市党部民运科干事崔玉山出任北平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筹委会会址设在西长安街路北的浴池东邻的二层小楼内。由来自电力、电信、电车、邮政、自来水等国营企业单位工会的代表，组成筹委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筹委会的日常工作。所以，一开始北平市总工会筹委会就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所把持。例如：1945年末，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非法召开国大，按规定北平市总工会有一个“国大”代表名额，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未和各单位工会商量，就擅自指定市党部民运科干事崔玉山冒充工会代表去参加国大。

1946年“五一”，由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社会局、市总工会筹委会联合举办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庆祝大会，庆祝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有数万工人群众由各工会带领前来参加。大会先由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讲话，嗣后是各界人士及各工会代表讲话。最后，由邮务工会代表王乔年代表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演说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说明纪念国际劳动节的伟大意义。王的演说在罗列了现代中国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和物质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之后，号召工人们要团结起来，争取生活权利，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但他的演说结论却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论；要求统治阶级和资本家对工人恩赐，提高工人生活条件；并极力鼓吹阶级合作，来共同建设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中国。

1946年夏，北平市总工会正式成立，这次工会代表大会选举结果，排除了崔玉山想当总工会理事长的可能性，选举电信、电力、邮政、电车、自来水等国营企业工会的代表为总工会的常务理事，组成了北平市总工会的常务理事会，并推举电信工会代表寇炳和为首任理事长。崔玉山在他继续霸占总工会头子的美梦破灭之后，不得不退出了市总工会。

但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国民党市党部安插的崔玉山才走掉，社会局就立刻指派该局二科工会股股长陈肇基常驻总工会办公，成了北平市总工会的太上皇。

北平市总工会成立后处理的第一次工潮

北平市总工会才成立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工潮。1946年夏，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即白纸坊印刷厂，专门印制钞票及邮票，总厂设在上海）裁减工人1500多人，引起了工潮。印制厂当局勾结北平行辕，派来军、警、宪实行武装镇压，强迫工会代表接受官方的仲裁条件。社会局代表陈肇基配合国民党当局诱使总工会代表寇炳和宋丽生二人出卖工友，在屈辱性的仲裁书上签了字。事后，社会局工会股股长陈肇基到总工会向各位常务理事表示：“只要总工会承认政府的仲裁协议有效，中央印制厂每月补助总工会一部分经费。”这个举动引起了大家的愤慨。王乔年当时拍案而起，厉声斥责说：“你陈某诱使寇炳和、宋丽生出卖了工人，在刺刀下签署了屈辱性的仲裁书，现在还要让我们总工会喝下工人的血，你真是太阴狠毒辣了。你认为总工会是你手中任意玩弄的傀儡，没人敢捋你的虎须么？告诉你，寇炳和在刺刀下签的字，我们总工会誓死不承认。”陈肇基听了非常尴尬，神情狼狈地溜出了总工会。

第二天，总工会立即召开了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1．向社会局提出严重抗议；2．总工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当场发表声明，不承认在武力强制下签署的关于中央印制厂裁退工人的所谓仲裁。抗议军、警、宪武力镇压下裁减工人的法西斯行为。”事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社会局命令北平市各家报社，“不准刊登总工会的声明，不准发表有关报导（次日报刊上，只有民主报纸《新民报》做了简短的如实报导）。”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并把该局工会股股长陈肇基撤职（其实是明撤暗升，因陈肇基解决白纸坊工潮有功，调任北平市第廿区区长），寇炳和与宋丽生也一齐辞职。

1946年初夏，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理事水祥云、王震百、顾锡章以及该会秘书长乔文焕等人，北来平津两地视察邮务工会，事后又转赴东北视察。就在这次招待他们时，王乔年结识了顾锡章同志（他是全国劳协宣传部的负责人，是朱学范先生的得力助手）。顾锡章在返回上海以后，就介绍王乔年参加了全国劳动协会的组织，经顾推荐，1946年7月朱学范先生任命王乔年担任“劳协”驻北平的联络员，任务是筹组“劳协”北平分会。

在《新民报》摘要发表总工会声明的第二天，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被裁工人上街游行请愿。由于在总工会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人是该会主管宣传的常务理事王乔年，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认为王是工人上街游行的煽动者，于是立即派该部稽察处中校军官焦××佩带手枪到北平邮务工会找王乔年谈话，进行威胁。并警告说：“你不得再支持中央印制厂被裁工人的上街游行、示威、请愿活动，我们现已查明你是‘劳协分子’，你必须停止在总工会的一切活动，否则将按共党嫌疑犯判你煽动罪。”并胁迫王乔年辞去北平市总工会常务理事职务。王乔年因此愤而向市总工会提出辞职。这件事引起了总工会的全体公愤，理监事提出了全体总辞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社会局宣布市总工会举行改选。但改选结果，出乎他们意料，王乔年竟当选为市总工会理事长。于是，市党部和社会局拒绝批准，宣布二次改选。而王乔年仍被选为理事长。当局认为王乔年是“劳协分子”，有过激行动，但两次改选结果相同，又不能不予批准。于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派组训科科长吕某（王乔年在通县师范读书的老同学）劝说王乔年退出理事长职务，仍任常务理事。王乔年表示无意当理事长，但提出：不能让寇炳和再回来当理事长。最后，当局决定由自来水工会代表李书林出任理事长，王乔年仍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部长。其他常务理事是：电车工会的马振源，电力工会的郝振方，电信工会的刘晋康。

以后，加入总工会的基层单位工会发展到20几个，先后计有：邮务工会、电信工会、自来水工会、冀北电力公司工会、电车工会、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工会、印刷工会、报业印刷工会、丹凤火柴厂工会、厚生火柴厂工会、燕京造纸厂工会、北洋造纸厂工会、大兴造纸厂工会、双合盛啤酒厂工会、石景山钢铁厂工会、电影放映员工会、机织工会、浴堂工会、刻字工会、西服缝纫工会、报夫工会、大车夫工会、汽车司机工会等。其中以国营企业工会组织比较健全，而一般私营企业工会则比较松散、软弱。

有些行业工人曾筹备组织工会，报请备案，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正式成立工会组织。它们是：理发员工会筹委会、猪鬃业工人工会筹委会、刺绣工会筹委会、照像工会筹委会、六国饭店店员工会筹委会、中药业店员工会筹委会等。

还有钟渊纺织机器制造厂工会，组织很健全，战斗性很强，但受到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阴谋破坏，成立不到两个月即宣告解散。

此外，有些工会组织设在北平市，它们没有加入北平市总工会。例如：邮政储金汇业局北平分局工会，平津铁路局工会、平绥铁路工会、平汉铁路工会，第八区公路管理局工会等。

王乔年辞去理事长的呈文，现存于北京市档案馆。

竞选丑剧中的北平市总工会

1946年冬，国民党召开抗战胜利后的北平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中有由工会选出的代表30多名，人数不算太多，但也是个有凝聚力的小小集团。在这次国民党党代会当中，以旧市党部主委许惠东为首的和以新市党部主委吴铸人为首的两大集团，展开了对市党部领导权的激烈争夺战，互拉选票。工会的30多张选票，理所当然的成了他们争相拉拢的对象。过去，他们对于工会实力派头头王乔年，都是采取打击、不信任，甚至是排挤的态度，但在这次党代会上，为了拉选票竟一反常态，吴铸人竟提名把王乔年选进大会主席团。主席团为五人：吴铸人、温崇信、王乔年、郭德洁（市妇女会主任、李宗仁夫人）和薛文波（回民代表）；大会秘书长为金克和（市党部书记长）。最后，大会进行新的一届市党部委员的选举。由于中统北平区区长李郁才耍两面派手法打入许派，骗取了许派的竞选计划，继而倒戈出卖，导致许派的惨败。选举结果，以吴派胜利而告终。

在这次选举中，工会代表候选人王乔年，以多数票当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并兼任农工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社会局局长温崇信兼任。

温崇信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农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以后，立即加强对农会、工会，特别是对北平市总工会的控制，安插他原在陕西省某专区当专员时的旧部下李某某任农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安插他的亲信高某某为北平市总工会秘书，此二人成了温崇信监视北平市工会活动的耳目。

1947年夏末，北平市举行参议员选举，北平市总工会分配到7个名额，由社会局内定的候选人有：李书林（自来水工会、市总工会理事长）、马振源（电车工会理事长、市总工会常务理事）、郝振方（电力工会理事长、市总工会常务理事）、刘晋康（电信工会、市总工会常务理事）、胡殿宸（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会理事长）、金仁甫（粪夫工会总干事）和王乔年（邮务工会）共7人。王乔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日益腐化感到失望，决定退出参议员竞选，并推荐任钺（邮务工会常务理事、邮局国民党区党部书记）代替他为参议员候选人。王乔年为了支持任钺当选，事先向北平市总工会常务理事会推荐任钺担任市总工会秘书长，以增强他的政治地位。选举结果，李书林、马振源、郝振方、任钺、胡殿宸、金仁甫6人均当选为市参议员，刘晋康落选，被中统特务组织支持的孟学增（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工会理事长）所取代。

稍后，紧跟着进行“国大代表”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北平市选区“国文代表”名额内定工会有一个名额，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推荐王乔年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市参议会推荐马振源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因为王乔年是“劳协”派在北平市的负责人，“劳协”是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大”的，因此他奉“劳协”组织指示，退出竞选。结果，马振源当选为北平选区的工人“国大代表”。安辅庭（开滦煤矿工会理事长）当选为河北、北平联合选区的工会“立法委员”。从“参议员”、“国大代表”到“立法委员”这一系列的所谓“民选”，不过是粉饰民主，以掩盖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而已。

《工会法》——民主橱窗的点缀品

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了所谓《工会法》，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和北平市政府社会局对待工人发起组织工会的态度则是：1．批准早期成立的工会组织20几个，不过是装点门面。2．凡有工会组织的工厂、企业单位，都要成立国民党区党部，还秘密成立中统小组，以取得对工会的领导权，并严密进行监视，剥夺工会的独立自主。3．严密控制工会，使之绝对不能举行怠工、罢工和抗议、请愿、游行示威等活动。尤其是温崇信当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兼任农工委主任以后，集党政对工会的指导权于一身，大权独揽，对工会的控制就更加严密。当基层单位工会发展到20几个后，他认为足够点缀门面的了，于是对工会组织的发展“刹车”；以后总工会再想发展基层组织，就遇到了种种阻挠和破坏。例如：中药业店员工会、猪鬃业工会、刺绣工人工会、照像店员工会、六国饭店店员工会等组织，都始终处于长期筹备状态，不能获准正式成立；钟渊机器修造厂工会，由于市总工会的大力支持，虽然勉强成立了，但后来又宣布解散。

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还与资本家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压制工人的福利要求，至于政治要求就更谈不上了。例如：机织工会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资方竟勾结警察外二分局把工人扣押起来，工人推选代表向市党部、社会局请愿，请求释放被押工人，当局不予答复。总工会向外二警察分局提出抗议，也毫无结果。最后，总工会派王乔年到市党部交涉，并给外二分局局长打电话提出警告，被扣押的纺织工人才得到释放。

1947年夏，北平前外大栅栏同济堂中药店店员发起组织工会，到市总工会联系，市总工会表示支持。然而，同济堂中药店店主（军统特务头子）与温崇信互相勾结，坚决不准店员组织工会，对工会筹委会的工作百般阻挠，多方破坏，最后竟把筹组工会的发起人郭、王（忘记名字）二人解雇，开除出店。经市总工会多次抗议、交涉，店方才答应继续给郭、王二人按月发工资，但坚持不准到店上班，由店方派人每月把工资送到他们家去。于是，筹组工会的工作不能不陷于停顿。直到北平解放后，郭、王二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才把中药店员工会组织起来。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待工会组织的态度。所谓《工会法》中写有“除国防工业外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过是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治的一块遮羞布和“民主橱窗”的点缀品罢了。

钟渊工会成立受阻经过

位于永定门里天桥西边四面钟往南的钟渊机器工厂，原是属于“中纺”（国民党“中国纺织总公司”）系统的一家机器修造厂，隶属于天津市“中纺”分公司。北平当时的机械制造业只此一家，算是初具规模的中型工厂了。1948年，该厂工人发起筹组工会，上级单位天津中纺公司竭力阻挠，温崇信也不予支持。那时理事长李书林去南京“中训团”受训，王乔年代理理事长。经过钟渊工会筹委会的艰苦努力和对资方的顽强斗争，经过总工会多方交涉与大力支持，最后社会局总算答应钟渊工厂可以成立工会，并确定了召开工会成立大会的日期。不料中途多变，首先是北平市工业会（工业资本家的联合组织）理事长郗殿甲（即郗超民，国民党市党部成员，曾任代理书记长）给王乔年写了一封信，信中诬称钟渊工会筹委会中有两人（忘记姓名）是共产党员。王乔年明白他并无确实根据，只不过是资方的威胁手段罢了，企图以此使总工会放弃对钟渊工厂工人筹组工会的支持。王乔年对此不予理会，也不复信。他把信交给钟渊工会筹委们，并表示：“不管你们里边有没有共产党，我仍支持你们成立工会。”资方一看威胁无济于事，就又生一计。在工会成立大会之前三天，温崇信电话通知总工会说：“中纺公司已决定把钟渊机器厂移交给‘华北剿总’，改为军械修造所，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国防工业不得组织工会，该厂成立工会一事应予撤销，工会成立大会应停止举行。”王乔年接到这个电话后非常气愤，他意识到这是资方勾结社会局玩的把戏，他们的意思是：宁可把工厂交给军方，也不能使工人达到组成工会的目的。工人若没有工会组织，那么，在工厂移交过程中就只有任人宰割了。于是，王在电话里断然拒绝温崇信的意见，说：“温局长您平日是最讲信用的，钟渊工会成立大会的日期是您亲自批准的，大家都知道您说的话从来是算数的。现在您突然改变做法，让我如何去对钟渊工会负责人去讲呢？如此出尔反尔，对您的威信也不好呀？”温崇信回答说：“成立了也得马上依法解散，如此，成立还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不成立的为好呀！”王乔年回答说：“不！您的批准得算数。您的批准是由我来传达的，我的话也得算数，不然以后如何开展工作呢？如果您的批准一定要取消，我只有辞去代理理事长职务了。我坚决认为，哪怕钟渊工会成立后只存在一天就解散，也得成立。‘人无信不立’，这是您常对我们讲的话啊！”在王乔年的坚决斗争下，钟渊工会终于成立了。成立大会的前一天，王乔年召见钟渊工会全体筹委，告诉他们，工会成立大会以后，所面临的是工厂马上转为国防工业，工会也就要根据《工会法》的有关规定立即解散。如何应付事态发展，你们要有精神准备，恐怕还要有比争取成立工会更为艰苦的斗争。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钟渊工会负责人经过与资方的反复较量，几经波折，才达成协议：工会同意资方把钟渊机器制造厂移交给“华北剿总”军械修造所；做为资方的“中纺公司”，在结束对钟渊工厂的经营管理权时，要发给每个工人相当于六个月工资的退职金，及每人面粉五袋、白布两匹；做为接管单位的“华北剿总”修械所则必须保证对全体职工原职原薪继续录用，不得借故辞退解雇。

当接交工作完毕后，工会立即宣布解散。但是因为工厂已转为国防工业，原厂工会负责人害怕国民党军方根据原来资方和社会局所提供的情报，将对原工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于是工会全体负责人在接交条件全部兑现后，宣布退厂离职，另觅出路。那两位曾被指控为“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原工会负责人在退厂后来到北平市总工会找王乔年，说：若还留在北平，有可能被捕，不如回到湖南原籍另谋生活出路，请求市总工会开具证明文件，以保证路途上的安全。王乔年当即请市总工会秘书给他们开了两张“市总工会干部”的身份证明书，并把他们送到北平火车站。

“金圆券”发行前后的工潮风暴

1948年，国民党因政治极度腐败和疯狂进行内战，造成了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局面。蒋介石束手无策，最后只有乞灵于他的英籍经济顾问所设计的“币制改革计划”，于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新纸币“金圆券”，以300万比1的比例收兑旧“法币”，把连年内战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和法币贬值所形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劳动人民和中小资产阶级。为了扼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币制改革的同时，还宣布严格冻结物价和冻结工资，用来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刀。不料想“金圆券”发行不到一个月，通货膨胀不但没能制止，相反却愈演愈烈。物价不但未能“冻结”，反而更加猛烈的狂涨。当时的形势是：通货膨胀已如洪水决提，金圆券发行不久，转眼间比旧法币还不值钱，黑市物价有如脱缰野马，早晨卖出的货钱，晚间即买不回来了。而国民党政府却“雷厉风行”地限制物价，使商店有牌价而无货品，货架上空空如也。至于“冻结工资”，这正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心意，尽管物价成十、百倍的飞涨，资本家却以“政府明令冻结工资”为借口，拒绝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致使工人月薪不够维持数日的生活。所谓“币制改革”的结果，使民族工业纷纷倒闭，劳资纠纷层出不穷，罢工、怠工此伏彼起，这就使得北平市总工会的诸负责人成天为解决劳资纠纷而疲于奔命。为了应付这种恶劣形势，身为代理事长的王乔年不得不冥思苦想，昼夜筹划，以求得最佳对策。最后，常务理事会决定召开北平市总工会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集思广益，征求意见，最后，决定了两条原则：1．以生活费指数核发工资，力争突破国民党政府的“冻结工资”政策，用以解决工人的实际生活问题和劳资纠纷。2．以实物代替工资，以应付猖狂的黑市物价波动。

在解决这一阶段此起彼伏的劳资纠纷过程中，有三件不同类型的实例，可以以一斑窥全豹。

（1）解决“报业印刷工会”工人罢工事件的经过

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与“冻结物价”、“冻结工资”等政策的结果，造成中小工厂纷纷倒闭或停产，商店有价无货，贸易纷纷转向黑市。而黑市物价则一日数涨，劳动人民月薪所得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尽管国民党反动政府严禁工人罢工、怠工，而报业印刷工人不顾反动派的禁令，于“币制改革”的前夕，首先扯起了罢工的大旗（据说这次罢工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所领导的），使当时北平市的各家报社，突然在同一天早晨一齐停刊，全市无报。报业工人的罢工，震动了当时的社会，使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它深怕此风一起将势同燎原，引起不可收拾的局面。于是紧急召集党、政（社会局）、工（市总工会）与报业印刷工会代表举行谈判。各报社资方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会议，报社资方首先表示，原则上同意工人的要求，答应增加工资。但财力所限，不能大幅度增长。并提出要求，报纸应尽快先行复刊，再谈判增加工资的办法。工人代表答应先行复刊，但如不能满足工人的最低要求。则将再次罢工。经过数度谈判，反复交换意见，始终不能满足工人提出的最低条件，谈判有破裂的危险，罢工势必再度爆发。市总工会代理理事长王乔年与报业印刷工会代表进行了单独探讨研究，王认为物价涨无止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怕这次增加工资少一点，也要争取以每月的生活费指数来核算工资，这样，每月工资可以随生活指数的上长得到适当调整，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工会代表同意这个办法。意见得到统一，王乔年又转来与国民党党、政、资方协商，要求资方同意工人提出的最低条件，每月按生活指数核发工资。最初，各家报社代表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报社经济负担太重，不能答应工人的要求。几经反复交涉，工人代表表示：谈判不能再拖，如资方不接受，工人就要再次罢工。王乔年又单独去与国民党党、政代表协商，说如不能按生活指数核发工资，则后患无穷，应当求得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党、政双方都表示同意总工会的意见。最后，经社会局出面仲裁，按上一月的生活指数（因生活指数月底发表）核发本月工资。以后每月的生活指数由社会局调查编制后公布。至此，劳资双方都表示接受社会局的仲裁。对工人来说，虽然以上月生活指数核算本月工资，确实偏低，然而毕竟还能实现每月工资可以随生活指数的变化而得到调整。工资与生活问题总算得到基本解决。于是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书。报业工人的罢工斗争终于以取得初步胜利而告结束。此例一开，实际上就突破了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冻结工资”的禁令，从而为解决其他劳资纠纷铺平了道路。

（2）解决厚生火柴公司停产和拒发工人工资的经过

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限制物价”的政策，迫使中小企业不能维持生产，纷纷停产或倒闭。北平市的厚生火柴公司（在西城，生产虎猴牌火柴）也宣布停产，并拒发工人工资。该厂工会向资方交涉无效，到市总工会请求调解、支援。王乔年当即给厚生火柴公司经理兼资本家张厚庵打电话，张厚庵拒绝市总工会调解。该厂工会负责人问王乔年“怎么办？”王乔年说：“别看资本家态度很强硬，到时候他会软下来的，并自动找到总工会来请求调解。”王乔年给工会出了个主意：让工人们把总经理办公室包围起来，不允许任何人进来给他送饭，工人则可以轮流替换着回家吃饭。资本家最怕挨饿，他一天不吃就得饿怕了，自然会反过来恳求与工人们谈判。这时工人们可以拒绝与他谈判，告诉他“非得有市总工会代表参加，不能谈判。因为你反复无常的态度，使我们信不过你。”厚生火柴厂工会负责人听了总工会的意见和部署，回去就按计划执行了。这时，张厚庵找来两个军人站岗，守住工厂大门，不让工人进去。张厚庵的儿子是军统特务，他持枪威胁，扬言要用武力对待厂工会和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厂工会负责人打电话给市总工会汇报这一情况，王乔年告诉他们：“不要怕，他这是恐吓手段，他是不敢真动枪的。如果真出了事，总工会是有办法对付他们的。”并说：“军人岗哨若不叫你们进厂，你们工会负责人与他评理纠缠，叫工人硬冲进去，你们人多势众，他们是没办法的。”果然饿了张厚庵与该厂副经理只一天多，他们就软下来了，找厂工会负责人要求谈判。工会负责人按原计划答复他，张厚庵只好给市总工会打电话，请求调解该厂的劳资纠纷，并在电话中一再表示道歉。王乔年告诉他，若要总工会出面调解，得先答应四个先决条件：1．无条件开工生产；2．停工期间工人工资照发；3．要调整工资，以实物代发工资；4．以后不得歧视工会组织。张厚庵满口答应，但对第三条有点犹豫。王乔年说：关于第3条，我们可以在谈判桌上研究解决。张立即派副经理来接总工会的代表。在谈判中，厂工会与工人代表提出以小米代发工资。厂方代表认为现在国家限价，火柴卖出去赔钱，无力购买小米，请求另谋他法。最后商定，以火柴的官价按日核发工资，工人们可以把火柴拿到黑市上去卖。这样，可以做到劳资两利。签订协议后，工厂复工，停工期间工资照发。劳资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创造了以实物代发工资的先例。这样，既突破了限价，又突破了工资冻结。为解决因工资问题而发生的纠纷，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3）钞票厂设备迁往台湾的阴谋被粉碎经过

白纸坊“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印钞票厂）当时在国内算是一家设备比较先进的工厂，尤其是该厂的一台“几何雕刻机”（印钞票几何花纹用的，可以利用几个螺丝位置的变化，使花纹任意变换花样）水平更是国内领先的（德国制造）。该厂是国民党政府用来印制钞票与邮票的有数几家工厂之一。在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不久，其政权已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院”下令，把该厂拆迁到广州（实际是要迁往台湾）。

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的前身，是北洋军阀政府时代的“白纸坊印刷厂”，这个厂的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当工人们听到工厂要拆迁的消息后，立即起来反对。而厂方则收买工会，压制工人，该厂工会理事长孟某某（中统特务组长）甘做厂方爪牙，居然同意工厂拆迁，并打击工人护厂积极分子，因而惹起了职工的极大愤慨。工人立即自动组织起护厂纠察队，不仅把孟某某痛打一顿，还推翻了厂工会组织，成立了工人护厂委员会（孟被打伤后逃到上海中央印制厂总厂，上海解放后被押解回北京，受到法律制裁），并选派代表团向北平当局请愿。国民党市党部书记长金克和与市政府社会局长温崇信到该厂安抚，对工人代表说：“这是中央的决定，工厂拆迁势在必行，工人可以随厂迁走，由总厂安置分配工作。”工人坚决反对拆迁工厂，谈判无效，工人一怒之下，将金克和、温崇信扣押了半日，也没给饭吃。

第二天，白纸坊工人请愿代表团乘交通车又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请愿，书记长金克和吃过了工人的苦头，立即溜之大吉，其他主要负责人也都躲避起来。这时，市总工会王乔年恰去市党部办事，工人遂转而要求王乔年去该厂对工人讲话，实际是要求市总工会表态，王乔年当即来到白纸坊印刷厂。该厂全体工人因事先从电话中得到消息，早已挤满在大礼堂里，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情绪极为激昂。王乔年走上讲台，听完了工人代表介绍情况后，接着讲话说：“工人同志们！我是市总工会的代表，顾名思义，总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是基层工会的上级领导机构。但它也是工人代表们选举出来的，所以在维护白纸坊印刷厂工人的基本生活权利和利益，反对迁厂这件事上，我们总工会应该也必须和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请让我代表市总工会的全体成员，向你们的斗争精神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总工会全体理监事委托我向大家表示：市总工会要与你们并肩战斗，护厂到底，不彻底粉碎迁厂阴谋，不取得护厂的完全胜利决不罢休。”王乔年代表市总工会的表态得到了全体与会工人同志们的理解与赞成，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最后，王乔年代表市总工会向白纸坊印刷厂工人们约定三件事：首先，工人的护厂斗争要充分做到说理斗争，以理智为先，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动用武力。其次，工厂是工人的第二生命，大家一定要把护厂纠察队组织得非常严密，领导班子要精明强干，大公无私，不准任何人私拿公家东西出厂，更重要的是坚决不准机器设备启运出厂，必要时使用武力阻止设备的拆运。再次，工人要团结一致，严防厂方及被收买分子以挑拨、离间、破坏等手段分化瓦解工人。

会后，王乔年到办公室继续和护厂委员会的成员们开会研究，分析形势，决定：分头向党政机关、市参议会、“华北剿总”等地方当局请愿，并面见郑介民、张厉生两位南京政府派来的大员展开说理斗争；向各界发表声明，说明真象，坚决反对把这座有几十年历史的著名老厂拆迁出北平故都，力争舆论界的同情与支援；联合地方反对迁厂的各界势力，如市参议会，市工业会、市商会等，利用地方派系与南京的矛盾，以争取有利形势，求得反对迁厂斗争的最后胜利。

北平市总工会并派代表到“华北剿总”、市政府、市党部等处进行游说：北平形势已十分紧张，如再发生数千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请愿的事情，对北平治安情况非常不利。最好不要支持南京政府把白纸坊印刷厂迁往南方的事情。“华北剿总”、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考虑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决定改变立场，放弃原来支持南京政府迁厂的主张，劝南京大员郑介民、张厉生不要把事情闹大，给地方添麻烦。郑、张二人得不到地方党、政、军方面的支持，只好返回南京去了。这是护厂斗争过程的一大关键转折。

在护厂斗争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厂方偷着把各种邮票底版送到北平邮政管理局，要寄往上海总厂，被工人护厂纠察队发觉追回，并向厂方提出警告。自此以后工人护厂委员会宣布，凡厂方领导不经工人护厂组织的许可，不得进入厂房车间。

护厂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终于取得最后胜利，南京政府被迫放弃迁厂计划。但中央印制厂上海总厂声明：不再负担北平分厂的业务开支与工资开支，并停止分配生产项目。于是，由工人护厂委员会、厂方代表以及市党部、社会局、市参议会、市工业会等单位，联合组成了白纸坊印刷厂管理委员会，实行独立经营，联合管理，自觅业务来路，自负盈亏。社会局通知北平市各单位、各商号，凡一切帐本、票据等，都要到白纸坊印刷厂去印刷。但业务路子太窄，一时难以展开，养活不了原有那么多工人，不得不裁减人员1000多名（凡过去裁下来的工人，解放后都回原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