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皋：与诸葛亮齐名的蜀中名臣（下）

乐山大佛。乐山大佛景区供图

清溪道，因穿越清溪峡而得名。
　　何万敏供图

清溪古道青石板上的马蹄印，凹痕深陷。何万敏供图

　　□林赶秋

　　韦皋出镇蜀地二十一年，执行联合南诏、东蛮打击吐蕃的战略，保障了西南边陲的安定。他在联合南诏打击吐蕃的战略中，先后在川、滇间的北路和南路开路置驿，重新开启了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重开后，推动了唐与南诏的交往，也有利于唐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流。

壹
增进对外交往
重开南方丝绸之路

　　韦皋的智谋，还表现在羁縻群蛮子弟一事之上。《资治通鉴》曰：“韦皋在西川，开清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一边给群蛮子弟传授知识、教化他们，一边变相地将他们扣作人质，从而起到远程控制群蛮的作用。
　　在群蛮入贡的贡品之中，韦皋留下了一只孔雀，养在成都的西川使宅的池边，日夜观赏，很是喜爱。韦皋死了两年之后，武元衡接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看见了这只南越大鸟，不禁睹物思人，感慨系之，乃作《四川使宅有韦令公时孔雀存焉，暇日与诸公同玩，座中兼故府宾妓，兴嗟久之，因赋此诗，用广其意》一诗曰：“荀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上客彻瑶瑟，美人伤蕙心。会因南国使，得放海云深。”有王佐之才的荀彧当过尚书令，韦皋当过中书令，尚书令与中书令都相当于宰相。武元衡拿荀彧代指韦皋，跟“诸葛后身”一样，也隐含着对韦皋的夸赞。
　　此诗一出，唱和者众，其中不乏大牌诗人，如今可知的，有白居易、韩愈、王建、李德裕、刘禹锡诸位，而王建一人就写了两首，一首五律，一首七古。五律名为《和武门下伤韦令孔雀》，中有句云“韦令在时禽”，直接称韦皋为韦令。又云这只孔雀“憔悴不飞去，重君池上心”，既是拟人，也是写实，李德裕筹边楼落成的那一年，孔雀死在了使宅里。
　　韦皋还在对外交往上作出过重要贡献。清溪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一段，此道先秦时即存在，是在通向西昌盆地一线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修治展筑而成，起自黎州，渡大渡河而南，出清溪峡（位于今汉源县西南），溯越巂河谷，逾相公岭，经今西昌市、会理县，渡金沙江，南抵云南大姚县，再通往大理。
　　唐乾元年间（758年-760年），于清溪峡置清溪关，为控扼南诏之重地。韦皋在联合南诏打击吐蕃的战略中，先后在川、滇间的北路和南路开路置驿，重新开启了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重开后，推动了唐与南诏的交往，也有利于唐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交流。
　　今天能够确定为韦皋所开的是“解玉溪”。因溪中有细沙（金刚砂之类）可解玉，故以为名。唐代成都新修的城区水道，数解玉溪与金水河最著名。古代文献仅记载解玉溪在大慈寺南侧，而未说明它真正的源头与流经的地区。
　　观察成都地形，西北高于东南，要引水入城，也必须由西北引向东南，解玉溪自然不能例外。明清的《一统志》说它与锦江同源，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成都的地形。锦江在城南较低地带，决不可能倒流而北，且中间又有郫江间隔，更不可能越郫江而入城。所以，解玉溪的水源当来自郫江北段（即今锦江上游），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于东郭附近仍流入郫江。
　　老成都流沙河先生说：在唐代，梓潼桥正街是一条河，“河床出产优质金刚砂，可以解剖玉，故名解玉溪。河水是从西北城角水洞子入城的，流经通顺桥街、西玉龙街、玉带桥街、玉沙街、东玉龙街、桂王桥街，蜿蜒流到此地，仍向东南流去。又经过东锦江街，流过大慈寺南门前，从老东门水洞子出城去。”老东门水洞子大概在今合江亭附近。
　　大慈寺内后来建起了“韦南康王祠”和“玉溪院”，所谓玉溪，指的就是南康郡王韦皋所开凿的这条蜿蜒流经寺门的解玉溪。大慈寺一度成为避暑胜地，大概也是沾了这条溪水的光。旧题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云：“七月七日晚宴大慈寺设厅，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乞巧之物皆备焉。”这里的锦江似亦指解玉溪，今大慈寺西犹有“东锦江街”可证。
　　由于各种因素，解玉溪渐流渐细，最后在明代淤塞、干涸，被夷为平地，只在成都的街道地名中留下了蛛丝马迹。比如锦江街，名中有江，实不见江，是因为当时此街在解玉溪旁，市民也称解玉溪为锦江；又如玉沙街，也是濒临解玉溪，有玉器作坊，常取溪水夹带之沙解玉，故名玉沙；又如粪草湖街，相传当时为与解玉溪相连之小湖，大慈寺中粪便经此运走，可以想见其僧侣之多、香火之旺。

贰
捐献自己俸禄
率人完成乐山大佛雕造

　　韦皋硕果仅存的十三篇散文中，有五篇皆跟佛教有关，分别是：《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宝园寺传授毗尼新疏记》《西川鹦鹉舍利塔记》《宝历寺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细细品读之后，有理由相信，韦皋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再修成都府大圣慈寺金铜普贤菩萨记》曰：“存像存教，以劝其善。”佛家讲究“以像设教”，凡有佛像树立的地方就代表佛法之永在。所以，韦皋在镇蜀期间带头参与了不少佛像的雕塑工程，以此劝民向善。
　　大慈寺第五重殿后原有一座普贤菩萨铜像，高二丈五尺，即为韦皋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所铸，像是泥胎，表面以铜皮制成，最终毁于1958年。据清末的《成都通览》说，普贤像身边曾有一通相传是战国秦人李冰篆刻的“永镇海眼”碑。成都先民一度认为普贤像座下有海眼，移像则海水倒灌，成都将陆沉，也许就是托了这个传说的福，铜像才幸运地屹立俗世达一千余载之久。
　　重修成都大慈寺普贤铜像两年之后，也就是贞元十九年（803年），韦皋又续修完成更加宏大的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凌云寺弥勒石像，即今之乐山大佛，并作《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以记录其本末。
　　这篇石像记完稿后，由韦皋下属张绰书写成碑文，以“摩崖碑”的形式铭刻在乐山大佛右侧，“其碑甚丰，字画雄伟”。经实测，该碑高6.6米，相当于两层楼房的高度；碑宽3.8米；面积为25.08平方米，相当于一间大客厅。宋代，此碑记的拓本在世间广为流传，或称《嘉州凌云寺大像记》（见张邦基《墨庄漫录》），或称《唐凌云寺石像记》（见赵明诚《金石录》），或称《韦南康大像碑》（见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舆地纪胜》），或称《大像记》（见祝穆《方舆胜览》）。
　　日就月将，斗转星移，崖上的碑文渐渐风化剥蚀，并为杂草灌木所掩盖，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后来，碑之下半部有些尚能辨认的刻字残痕又被维修工人用水泥糊住了，殊为可叹。好在有传世古籍的收录，《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的全文最终才得以校勘而复原。
　　情真意挚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虽然篇幅不长，只有八百余字，但却是一篇有血有肉的“海通传”和一部可歌可泣的“乐山大佛雕造史”。关于乐山大佛创始人海通和尚的生平履历，罕见记载，《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就成了其比较鲜活的原始史料。内中涉及这样一件事：一天，郡吏向海通索要造大佛的钱财。海通断然拒绝：“自目可剜，佛财难得。”郡吏恼羞成怒地说：“那你就挖出来瞧瞧。”海通毫不迟疑，随即抠出自己的眼珠，放在盘里端给郡吏。顿时，郡吏大惊失色，仓皇而逃，幡然而悔。唐代之后有关海通的文献，基本上都是按照韦皋的说法加以复述。
　　所谓乐山大佛雕造史，简而言之，可以总结为：海通肇其端，章仇继其业，韦皋总其成。为了镇压三江汇流之险，避免“惊涛怒驶，覆舟淹稼”（明弘治七年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乐山大佛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开始鸠工庀材动工雕凿，期间因主持人海通和尚去世而一度中断。后由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章仇兼琼捐赠俸金二十万，工程才得以继续；等章仇迁任户部尚书，又再次停工。朝廷即便下拨麻盐税款，作为补助，依然远远不敷所用。韦皋入川履职之后，又捐献自己的俸禄五十万“佐其费”，最终方于贞元十九年雕完了大佛。历时整整九十年，乐山大佛方才“如自天降，如从地涌”，法相庄严地呈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