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教育打下的“日本印记”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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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何在大败于日本之后，居然还乐意向敌国学习，为何在当时情况下会有这种心态。与此同时日本居然也愿意教，这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目的？

　　前文链接：战败后，我们为何“以日为师”？

　　日方如此积极推荐顾问、教习等来华，也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一方面是因为此举既可以中日交流，借此加强与清朝政府的联系，使其向日本靠拢，培养亲日派，又可使邀请地区的军事建设效仿日本，以便日后控制和利用。 比如时任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训示赴华日本军官要“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认为这是“最有希望的事业”，“是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 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从清末直至民国时期，日本确实在中国军界培养了一大批亲日派将领，他们在日本一步步加深对华侵略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内外呼应，起了“第五纵队”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些来华的日本军事顾问、教习还能够乘机收集到各种情报。 比如1903年坂西利八郎受聘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达六年，深得其信任，他的住处“坂西公馆”成为日军收集中国情报最大的前线基地，为日本政府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另外，1908年前曾任教于南京两江陆军测绘学堂的日本教习，就利用带领学生进行测量实习的机会，将“南京附近两万分之一图”等交给参谋本部。

　　大山岩

　　除此之外，日本教习还控制着中国军事教育机关，进而控制中国军队。当时日本军官几乎遍布中国各地，甚至新疆等偏远地区也有他们的足迹，而编练新军的两大中心地区——直隶和湖北，日本军官势力最为庞大。各学堂的总教习一般均由日本人担任，掌握着学校的教育实权。有的学校各部门几乎完全由日本控制，如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分为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训练，各科的科长一开始都由日本教习充任。再如浙江武备学堂，“大权尽入总教习斋藤之手”。

　　清代新军

　　日本的军事顾问，更是受到各省地方大员的依赖。比如直隶总督袁世凯就对日本顾问极为信任。1905、1906和1908年，北洋新军连续举行了河间、彰德、太湖三次秋操（即军事演习），演习计划的出台及具体执行事宜，都由当时在保定军事学堂任职的日本军官制订。据当事人回忆，在彰德秋操中，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是实际上的总指导和总评判，他手下的两个少校则分别担任南北两军的指导和评判。对日本教习、顾问依赖到如此程度，难怪有的日本教习会狂妄地宣称，如果调走日本教习，部队就会瓦解。事实可能尚未严重到如此程度，但是，作战计划大部分由外国顾问去做，这犯了军事上的大忌，其本身就存在着外国干涉政治的危险性。

　　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日本因素

　　中国的军事教育在1901年以前发展很缓慢，各省有的是空白，有的尚属草创时期，且各自为政，制度紊乱，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随着日本教习大批来华和留日学生不断回国，日本的军事教育制度在中国开始逐步推行。到1904年，鉴于各省军事学堂已普遍设立，为统一体制，清廷练兵处决定将全国军事学堂分为四级，即陆军小学堂（每省区设1所）、陆军中学堂（全国设4所）、陆军兵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这一举措实际上完全是在模仿日本，分别相当于日本的军事幼年学校、士官预备学校、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军事教育体制。据统计，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有70多所军事教育机关。各个学堂的教学内容均参照日本学校而设置。如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即参照日本陆军大学而建。各校教材也大都翻译自日本教材。

　　辛亥革命南京太平门战役

　　而随着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日渐增多，中国形成了一个近代军官群体，这批新型军事人才在军队建设、军事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相当程度上缩短了中国与列强军事上的差距。据统计，1908年在武备学堂学习的有7000人，低级士官学校有2500人，在日本留学的有700人，在陆军各级军官学堂和专门学堂的有近万人。1904年，清政府规定此后创建新军，各级军官的任命应优先考虑毕业于新式学堂的学生。从此开始，新式军官逐步取代了行伍出身的旧军官，如湖南新军两标（团）六个营先后有3位标统18位管带，均为留日学生和国内军事学堂的毕业生。江苏新军军官积极延揽毕业于日本士官、成城等学校以及国内江南、北洋各系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到1911年，在部队中服役的军官，到日本留过学的已达800名左右。其中，担任标统（团长）以上者，共有20多人，士官生吴禄贞、张绍曾还出任了北洋系统的第六镇和二十镇的统制（师长）。清政府的中央军事机关练兵处、陆军部和军咨处中，留日士官生更是占据了很大比例。此外，还有相当一批人担任了军事学堂的总办、总教习和教习，他们逐渐取代了日本教习，使日本教习的数量开始逐步减少。就连保定军校的8任校长中，也有5任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学校的教育长、炮兵科长、骑兵队长等重要职位均由留日毕业生担任，一般教官也以留日出身为多。

　　清政府选派军事留学生原本是为了造就效力于朝廷的年轻人才，但实际上却与清政府的主观愿望相反，很多人都走到了它的对立面。在这当中，军事留学生们在日本学习生活期间不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发，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人成为革命党人，其中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不下百余人，这对他们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回国之后，又把革命思想带回了国内。正像李烈钧对他的一位日本同学山中峰太郎所说：

　　清政府送我们留学，是出钱培养革命派。他们非常愚蠢，一点也未察觉到这一点。说来，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是属于汉民族的，满洲的爱新觉罗一族坐上皇帝的宝座，强行推行专制制度，完全是违背天理。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天理的东西除掉。”

　　1908年，李烈钧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先在江西任混成协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后到云南担任讲武堂教官、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无论在江西、云南，李烈钧利用公开职务之便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西都督，声名大振。

　　李烈钧

　　而来自日本的军事教习，也有意或无意地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使得中国大批青年军官不仅学会了军事技术，也懂得了近代科学，还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这种训练方法使得这些年轻人产生了对清政府旧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强烈不满。这批具有革命思想的军官毕业之后分别在各省掌握着一批军事力量，使新军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期间，留日陆军士官生多成为各省革命的中坚力量。武昌起义后，几乎各省的兵权都由留日士官生掌握，如福建的许崇智、上海的陈其美、安徽的柏文蔚、江西的李烈钧、云南的蔡锷、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四川的尹昌衡、直隶的吴禄贞和张绍曾等。留日士官生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结局当然并不是日本政府所能预计到的，但客观上却与日本参与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结语

　　晚清军事教育自甲午战败之后被打下了深深的“日本印记”。日本一方面有意识地向中国各省特别是清政府编练新军的重要地区派遣军事顾问和军事教习，培养了大批初级军官；另一方面，大量吸收中国军事留学生，借此垄断中国中、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加快了晚清军事教育近代化进程。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当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军事近代化转型，要在国内建立近代军事教育体系，进而创建一支近代军队，只能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因此，在考察中国近代军事教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日本等国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国家处心积虑帮助中国实现军事领域的近代化建设，绝非是为了帮助中国打造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而恰恰是为了通过把控中国的军事力量，支配中国政局，从而进一步夺取和深化其在华利益。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