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峭石山青松劲
——上杭县蓝溪镇石门革命基点村简史
石门是上杭县蓝溪镇冯石行政村(下辖冯坑里、李家塘、石门3个自然村)的一个自然村。四周群山环抱,中间盆地。村口两边皆是悬崖峭壁的石山,出入的通道在中间穿过。左右石山恰好拱成了一座“石大门”,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石门”由此而得名。昔日,这里是蓝溪至太拔的交通要道。民主革命时期,石门曾是一处红色的基点,革命斗争一直坚持到1948年。
1928年,稔田镇严坑等乡村农民暴动后,消息很快传到了石门,给穷苦农民以极大的鼓舞。是年冬,原籍冯坑村的刘斯春(1926年入赘严坑,取名刘上华,严坑村农民暴动时担任赤卫队长,1930年9月22日,在反击峰市民团和国民党军队入侵严坑村的战斗中,为掩护同志们安全转移而被敌人抓去,后在峰市壮烈牺牲),受组织委派,回到冯坑村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讲述稔田镇严坑等乡村农民暴动的情况,并发动胞兄刘斯龚及兄弟叔侄刘桥春、刘加树等人参加秘密农会,进行秘密活动(刘斯龚、刘桥春参加革命后均已牺牲,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刘加树参加红军后改名刘彬,经过二万五干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病故)。同时,由刘桥春负责联络石门、李家塘、长排里、爬竹山等自然村群众,酝酿举旗暴动。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经过3次攻打龙岩城后,在闽西实行短距离分兵。7月7日,红四军萧克支队分兵进军蓝家渡、太拔,策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陈泽勋(红军副官)等官兵进驻冯坑村领导农民暴动,当日建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等革命组织。此时,与冯坑村邻近的石门村劳苦大众立即揭竿而起,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接着,冯石村发展了刘斯龚、刘寿先、刘冬先、刘桥春、刘标香、刘升奎、刘炳进等13人入党(其中石门村5人),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载厚乡苏维埃政府(辖冯石、白水、岩华、载厚等村)宣告成立,石门村的刘升奎担任主席、刘标香任农会主席(后调任上杭县总工会主席)、刘灿进任赤卫队长。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各地革命工作如火如荼。突出的是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分青苗)斗争,把没收土豪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广大农民。同时组织了互济会,成立了消费合作社,保障群众的物资供给。扩红支前工作也搞得很出色。他们除积极发动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外(冯石村首批参加红军的共计9人,其中石门3人),为了使红军战士安心在前方打仗,村里还组织了代耕队,代耕队员在自己家里吃饭,义务帮助红军家属干活,不收工钱。此外,广大妇女踊跃参加洗衣队,晚上还为红军战士赶做草鞋,热情慰劳红军。
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冯坑里、李家塘、石门的赤卫队、少先队日夜轮流到石门村口处站岗放哨,盘查外地人出入境的路条,实行赤色戒严。有一次,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因有急事忘记随带路条,途经石门岗哨,正在值班站岗的刘锦球等人因不认识他而不让他通过。直到张鼎丞把写在裤带上的名字展示出来后才放行。张鼎丞当场表扬站岗人员说:“你们做得对,做得好,一定要这样做”。
1931年,正当上杭苏区军民浴血奋战,艰难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刻,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在苏区开展了一场所谓“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一大批共产党人先后被无辜杀害,酿成一起起重大冤案。石门村的共产党员、曾任过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升奎,被诬陷为“社党”分子,受到严刑逼供,但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不是社党”。最后,被抓到湖里大桥头杀害(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共产党员,曾任过赤卫队长的刘灿进也因“社党”冤案在上杭白砂含冤罹难(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肃社党”运动使暴动时参加革命的骨干力量遭受严重损失,但石门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动摇革命信念,他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1931年初,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邓发和张鼎丞,到上杭白砂召开上杭县和武平县两县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为了统一领导,粉碎敌人的“围剿”,将上杭、武平合并成立杭武县。任命上杭县总工会主席、石门人刘标香担任杭武县总工会主席。任职期间,他受组织派遣前往漳州、厦门一带做地下工作。由于当时的工作环境复杂,不幸遭敌杀害(解放后被评为革命烈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卷土重来。反动民团、还乡团陆续返回蓝溪大肆进行烧、杀、抢,疯狂地摧残革命群众。当冯坑里、李家塘、长排里、爬竹山等自然村遭受摧残时,邻近的石门村也难以幸免。但是,石门村的革命群众刘炳进等,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并把斗争方式从公开活动转入到秘密联络。
1935年4月,闽西游击战争进入非常困难时期。当时,廖海涛领导的游击队在双髻山一带活动,刘永生等领导的游击队在杭永边不断打击敌人。为了沟通双髻山与杭永边的联系,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开辟了一条从溪口大岭下——太拔文水宫——蓝溪冯石——蓝溪湖里——稔田连四的秘密交通线。通过这条交通线把双髻山游击队的情报送给杭永边游击队,同时又把杭永边游击队的信件转递给在双髻山一带活动的游击队负责人。为了便于秘密传递信件,石门村的接头户刘炳进在蓝溪至太拔经过石门地段的路旁建了一间小裁缝店,他以缝纫职业为掩护,做秘密联络工作。湖里村的接头户刘兆德,原先在稔田的连四村教过武艺,系刘永生等人的师傅,后同刘永生一直保持着联系。为了做好秘密交通员工作,他以撑船为业,在黄潭河里往返于太拔、蓝溪、稔田、峰市之间。当溪口大岭下游击队的情报送至太拔文水宫后,便由冯坑里、李家塘的秘密联络员接送到刘炳进的缝衣店里,再由刘炳进转送到刘兆德家中,最后由刘兆德送至杭永边游击队,并将杭永边游击队的信件带回,经过一站一站转送给溪口大岭下的游击队。刘永生也曾有几次秘密来到刘兆德家和刘炳进家中住宿,向他们指示工作。在地方民团的侦探象疯狗一样到处乱嗅乱窜的环境里,为了使秘密交通工作不被敌人发现,作中间传递的刘炳进等人便把杭永边游击队的信件带到蓝溪与太拔交界处的文水宫,悄悄地塞进一棵大枫树的空洞内(秘密约定的信件投递点),让太拔、溪口一带的秘密交通员悄悄地去取。这条秘密交通线一直坚持到1948年。
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有一次,刘永生秘密来到刘兆德家养病1个多月,这期间刘兆德对他的精心护理使他非常感激。1949年解放时,刘永生曾带着妻子黄月英等人特地到刘兆德家慰问和致谢,并询问了刘炳进的情况,令人惋惜的是此时刘炳进已撒手人寰。
在1929年至1949年的革命历程中,石门人民犹如陡峭石山上长出的劲松,不畏狂风暴雨,昂然向阳挺拔。(上杭革命基点村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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