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早年接连丧亲，一生捐款救国，自己生活却清贫如洗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我爱这土地》艾青

1939年，在中国最危难的岁月里，一位百岁中国老人在越南接受了采访。回顾起中国从清末到民国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百年，这位历尽沧桑的老者竟掩面而泣，悔愧不甘道：“我是一只狗啊，只会叫，叫了百年，也未能把中国叫醒啊！”

他，是复旦大学、震旦大学、复旦中学、向明中学创始人——马相伯，一位毁家纾难、支持中国教育，为唤醒蒙昧民众，为流传星火，为培养人才，为救国救民付尽终生的真国士。

神父马相伯

1840年，鸦片战争的烽火狼烟在中华大地肆虐，撕开了清政府沉沦腐朽的面具，民族走到了历史变革的十字路口。这一年4月7日，一个男孩在江苏丹阳出生了，父母为其取名马相伯。马相伯的父母都信奉天主教，因而出生就为他做了洗礼，洗名为若瑟。

马相伯承袭了父母的信仰，12岁独自去往上海求学。当时进入的是由法国教会主办的徐汇公学。马相伯酷爱学习，在徐汇公学学习了法语、拉丁语等7种外语，不仅研习了神学、法学、天文学、数学、理化等课程，还对国学十分热衷。

经过18年孜孜不倦的努力，马相伯通过神学博士考试，成了神父，随后接任徐汇公学校长，在校教授国学。当时，中国风雨飘摇，外国船坚炮利，洋人姿态倨傲，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备受欺凌，马相伯也未能在众多洋神父中免受歧视。

1876年，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灾难——丁戊饥荒。饥荒绵延日久，范围极广，无数百姓无粮可食，村落饿死者过半，沿途尽是流民，尸横遍野，一片哀嚎，互食者屡见不鲜，受灾者上亿，死者过千万。

以仁爱为口号的教会对此置若罔闻，马相伯却不能对同胞的痛苦视若无睹，他心中生出了一股强烈的扶危济困意识，自行筹措了两千两白银，尽其所能救助灾民。但此举却受到教会指责，教会还要为此幽禁他。马相伯怒发冲冠，一气之下退出了教会。这次事件过后，他意识到这个国家已到危亡之际，必须设法拯危济困。

外交官马相伯

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于李鸿章门下供职，负责外交工作。马相伯向马建忠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马建忠便将其引荐给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在推行洋务运动，正是缺人才的时候，便安排马相伯做哲学先生和随行翻译。马相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外交工作，眼看着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一切似乎都要从短暂的创伤中恢复过来。

可甲午海战却将美好的假象击了个粉碎，清政府大败，派李鸿章出面与日方协调，双方唇枪舌剑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马相伯也在随行之列，难摘卖国的帽子，为此他始终觉得自己罪责深重。

1894年，马相伯妻子和儿子乘坐的船只失事，两人双双遇难。1896年，马相伯母亲垂危，因为他脱离教会、代签《马关条约》，母亲至死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母亲离世后，马相伯心痛不已，辞官归隐。1900年，弟弟马建忠在工作中劳累而死。亲人接连离世给马相伯打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彻底放弃了政治救国的念想。

教育家马相伯

马相伯痛定思痛，意识到救国已经非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了，必须长远打算。想救国强国必须培养人才，想培养人才就要办学、发展教育。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决定以家产做赌注办一间学堂。他与天主教会达成协议，将家中三千亩田地交给教会，教会帮他建“中西大学堂”。不想这一次教会再次让他失望了——教会收管田地后就百般拖延，建校遥遥无期。

当时南洋公学的教员迁怒学生，教师蔡元培与二百多名学生离校。蔡元培想发展西学，但语言不通，必须学拉丁语，便找到了马相伯。马相伯建议他召集一些年轻人一起学习。于是蔡元培召集了李叔同、黄炎培等24名年轻学子到马相伯家里学习。马相伯不仅教拉丁语，还教他们法语、数理知识。这种模式很快在学生中间传扬开来，更多的外地学生慕名而来，拜在马相伯门下。

这种情况终于引起了教会重视，教会开始着手为马相伯安排教学地点。1903年，拖延已久的学堂终于落成，马相伯为其命名“震旦”，意为中国、日出东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间私立大学。

马相伯作为校长，给学校定下的方向是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有教无类，培养各种人才。课程涉及国学、科学、文学等，学习氛围宽松自由，在当时学园中少有。梁启超听说这件事后万分欣喜，对震旦做出极高评价——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校虽然是在教会的荫庇下建立的，但马相伯并不遵从教会那一套规章制度，他不强制学神学、做祷告，允许学生们自定功课、讨论进步思想。教会支持办学是想传播西方理论，实现对中国的文化控制，马相伯的方式在他们看来是在“以权谋私”，利用教会资源培养他们的对抗者，对马相伯颇有不满。

马相伯非常爱才，听说当时于右任因讽刺政府而被通缉，亲自将他接到学校，给他化名，让他留下来学习，减免各种杂费。进步青年给学园带来了生机，学生们热情高涨，马相伯的威信也水涨船高，震旦大学的学生很快超过了一百三十人。

教会本就对马相伯管理模式不满，又担心收留反政府学生会受到牵连，便以生病为由将马相伯困在医院，派代理人接管震旦。代理人南从周到任后马上推行教会制度，要求学生学神学，早晚做祷告，不许讨论时政，出入、会客都要受限。这触怒了学生们，为表抗议，他们摘掉学校招牌，集体退学。马相伯心如刀绞，最后决定以学子为重，放弃了倾尽家业办起来的学园，带着学生们离开了震旦。

没了马相伯和学生的震旦俨然成了空壳，前途暗淡。但没了学园的马相伯和学生们却可以另谋出路，他们得到了严复等名士和两江总督的支持。1905年，震旦出走的师生们在废弃的提督府重新挂牌，创立“复旦”，意为光复国家，再立震旦。

秉承着这样的信念，复旦扬帆起航，但马相伯的痛苦还在继续。他的二儿子进入复旦教美术，不久便因病去世了。至此，马相伯的至亲只剩一个半岁的孙女。

原震旦公学迁址时，马相伯难舍情意，为震旦筹款四万元，还捐赠大量土地，以供建校。马相伯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捐款捐地，他的品行深受世人敬仰。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特地邀请他做南京首任市长。

之后，他相继出任过北大校长、政府官员。马相伯对中国教育事业可谓鞠躬尽瘁，为学校倾尽心血和家财，自己生活却清贫如洗。学生们不忍心老师带着孙女过苦日子，便为其捐赠了一万教育费。马相伯却用这笔钱开了一所女子中学——启明女中。

演说家马相伯

马相伯始终心怀国家，多次组织成立民间救国社团，并到日本演讲，鼓励留学学子救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年余九十的老人颤颤巍巍写起了对联，卖起了墨宝，所得的10万元一分没有旁落，都捐赠给了前线战场。次年，马相伯接连发表国难演讲，鼓励人们勇于战斗，洗去国耻。1937年上海沦陷，在友人劝说下，马相伯出走避难，途中病情加重，在越南谅山暂居，却不想就此与祖国分别，埋骨他乡。

1939年，马相伯百岁生辰，国内各政府、组织、团体都致电祝贺，但马相伯却高兴不起来。他说：“国家没有一天安宁，百姓没有太平生活，我有什么贡献！流落异国，愧于没有功德，寿数越长越觉得耻辱。”生辰贺礼都被他捐给伤兵。

百年间，他对国家的深重苦难感同身受，希望以自己的呐喊唤醒这个沉沦的国度，他在接受采访时悲戚落泪，说：“我就是一条狗，一直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同年11月，马相伯于越南辞世，百年悲苦与挣扎都归于尘土，只留“复旦”之名熠熠生辉。1952年，马相伯遗骸被迎回国内安葬。如今中国已醒，遗愿已成，英灵可安。

马相伯的前三十余年人生是属于神学的，但他后半生的六十多年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民族的、属于教育的、属于莘莘学子的。他以一己之身为烛，为救国救难燃至油尽灯枯。他的呐喊不是犬吠，而是以他的洗名“若瑟”奏出的铿锵弦音，陪伴这个国家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星火，为这个国家的未来撑起了一片光明。

若有人穿过历史的回廊去问那位奔走的耄耋老者：“为何你能生出钢铁的脊梁、传奇的热血、不朽的精神”，他大概会答：“我的眼里为何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