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鹿鼎记》看近代文学史中武侠神话的坍塌

在近代文学史中，武侠小说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存在，严格意义上说武侠小说是幻想文学，表现为浪漫式的幻想无端漫衍，幻想本身的非逻辑性掩盖了意义的整体系统化结构。作家们都是在武侠神话的建构中来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与说话方式的。我们如果要从武侠神话中对金庸小说进行批判，就必须在非整体和无序的混乱中找到深刻。

从某种角度来看，武侠小说是华人内心生活中最稳秘的、最基本内容的戏剧化，是民族梦幻的表现。侠义精神曾作为中国平民的人格理想受到中国人的崇尚，它指引着文学写作的精神，是民族英雄主义的自觉选择。

在此精神烛照下，自司马迁作《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直至50～60年代的武侠作家们（包括《鹿鼎记》之前的金庸）的创作在文化或历史的不同层面上体现了较大的差别，但对某种终极价值和语义中心的极力追求却是共同的特征。

他们实际上是在以某种被虚构并强化了的语境和叙述方式来建构一种社会理想的神话。在侠士们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行侠仗义的冒险生涯中，作者表达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士为知己者死”、“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成”等等与人生的浓缩事实与意义以及人在世界上行走的命运和特定文化传统对个性的规定，人的欲望、焦虑、人生的痛苦和遗憾。读者也通过阅读体验到了这种特定的内容，并通过这一特定内容来反观他赖以生存的文化理想。换言之，神话语义中的写作，首先来自于对文化理想的坚定信念。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汉至本世纪50～60年代，武侠文化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处于一种明显的单纯的状态，即非正即邪，非公即私，非忠即奸，非善即恶的民族传统侠义观，在这种总是二必择其一的观念指引下，其说话方式必然是被强化了的一元论策略。读者也在这种说话方式中被培养起了单纯的阅读心态，或是单纯的消费阅读，或是寻求一种明了的语义坚决地意义的审美阅读。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本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世界性的青年反传统运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社会和文化景象发生了深刻的质变。那个时代，既不是西方文化浸染的时代，也不是传统文化新生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化结构”的时代。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早在几十年前就已被彻底动摇，而前进的目标——西方经济和文化模式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又打碎了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在这种社会和文化氛围中，武侠文化梦想迅速失去了的现实和理想的土壤，变得无以为继了。

就是在这种体验氛围中，《鹿鼎记》问世了，在这最后一部长篇创作里，金庸终于找到了反应他对外部世界看法的最好方式，史无前例的塑造了韦小宝这样一个精灵，并通过这个精灵完全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积压多年的看法。

武侠小说是以英雄人物为核心的传奇故事，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可以“代替”的英雄，通过阅读他们的故事，来在幻想中虚构自己的觉悟与成长，以宣泄被积压的种种欲望。而韦小宝却不是任何读者都可以或者乐意“替代”的人。它不是英雄，可也不是邪恶之徒。他只是一个无赖。他出身于妓院，据其母自述，她“那时标致得很，一天接好几个客人”无法得知其父亲是谁，因此他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子、藏族人……任何一个人或者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儿子”。这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隐喻——即它具备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具备的特点。他从卑劣的世俗生活中成长起来，却得以成功发迹，并且有全身而退，这对于他所处的历史与现实是无法再深刻的讽刺。

韦小宝不识字，但在皇宫、官场、军队、帮会、邪教、外国、民间、寺庙等各种势力范围处处转圜自如，如履平地，步步高升，全仰仗于他在妓院中自幼熏陶的马屁功、说谎功和来自于说书和唱戏的“知识”，他大有汉民族文化的特点，所以说他是汉文化的儿子。他善于收买人心，挑拨离间，关键时赌徒的性格使他颇有一两分“枭雄气概”。他也行走江湖，仰仗蒙汗药、宝衣和匕首，除了逃跑时的轻功，他没什么武艺。也难怪，书中武艺高强的人很多，但是他们的人生在韦小宝成功的人生面前无不黯然失色。

韦小宝的言行、武功和他的人生轨迹，表明了金庸对自己数十年，中国数千年武侠神话的反省和否定。堂堂正正的所谓侠义道精神完全不如耍无赖有用。这是金庸对现实的批判，却也是对现实的回归—武侠神话知识文人的文化理想，是浪漫的，不切实际的，永远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实现的一种理想而已。

孜孜以求的武侠梦被击碎了。这使我们看到了金庸的文化取向。他是以绝望中的清醒和悲凉的戏谑来反省传统文化的。它不但以破除了任何理想神话的痕迹，而且通过对《鹿鼎记》中人物的心灵结构、精神状态、生存状况的各方面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畸形所带来的深刻的矛盾悖论与分裂状态。以及他周围的环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准文化圈”，它处处暴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畸病，传统中国人的愚妄、相轻、自私、狡诈、勾心斗角、拍马溜须、阴谋诡计的人格，这些人对侠的文化得一知半解、模仿合成了他们既没有中国人传统美德，又不具备文化内涵的畸形品格。中国封建文化的破碎只是表象，是成为他们自己自私、贪婪、虚荣、好色和堕落找到了掩饰和装潢的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