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米糯
书接上回!继续聊聊《奇葩说》第七季的新任导师刘擎。不熟悉这个人名也没关系,我可以复制粘贴上一篇文章中关于刘老师的简介:
他是理工科出身,后来又转向了政治哲学;他曾任职于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而且教过很长一段时间历史;他早在80年代便凭借诗歌和先锋戏剧在上海名噪一时,甚至抢了影评人的饭碗,写过不少与电影有关的评论和随笔。总之,政治、历史、哲学、艺术、教育、化工……聊什么都不成问题。
刘擎老师现在的主业是“政治哲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他的付费课《西方现代思想》,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新书《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也已上市。人红就是挡不住,刘老师的旧作《纷争的年代》刚刚再版,在此基础上增编的《2000年以来的西方》也由另一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大家选择的时候请务必区分。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会成为刘擎老师的“迷弟”,一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西方思想界年度述评”,二是因为电影。
2005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过一本名叫《电影记忆》的书,收录了四位作者的电影随笔若干,其中一位就是刘擎。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对我胃口,没有凑字数的剧情简介(更不用说剧透了),也没有掉书袋的艰深理论,文风简洁,直击要害,偶尔还会“调皮”一下下。我特地查了几篇,摘录如下:
提到《2046》—— 2046就是乌托邦,是“子虚乌有之地”,正因为是乌托邦才可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了乌托邦,我们的火车便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返回或者前往的“意义”。
提到林克莱特的“爱在”系列(当时刚出到第二部)—— 这大概是电影史上最为经典的“谈”恋爱作品。……没有爱的表白,没有“酸的馒头”(sentimental)台词,但深情暗藏于嬉戏谐谑之中。没有裸露,甚至没有接吻的场景,进退张弛之间却极具性感。
提到伊朗电影—— 当代伊朗电影人并不是本土文化的“正统”代言人,实际上常常与本国的艺术审查制度发生严重的冲突。他们的作品包含着对自身文化的反省、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性思考。
提到李安—— 他不是最具先锋性的一位,也不见得何等的“才华横溢”,然而,他的沉着功力却格外突出。从《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到《理智与情感》,我们可以看出他贯穿一致的脉络:不动声色的叙事,人物带动情节进展,个人的风格从不凸显却蕴含于整体的精致与平衡之中。
提到侯孝贤和《戏梦人生》—— 侯孝贤的原创性并不在于他对主流电影模式的偏执反叛,而在于他的《戏梦人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具有本土依据的“传记片”叙事。……在侯孝贤的“朴素”叙事中,这种变迁向我们所传达的不是所谓“情节”,不是可分析性的、由因果逻辑推动的戏剧性锁链,而是生命的神秘无常,是命运难以抗拒的力量,是“道”。
果然,不会写影评的先锋艺术达人不是好政治学教授。
跟电影随笔比起来,刘擎老师的政治哲学长文更厉害,比如去年他在线上讲座中提到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爱国主义》《爱国是如何成为一种“美德”的?》,我都建议大家找来看看(网上很容易搜到)。
后来我还买过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声东击西》——收录了刘擎老师五十多篇杂七杂八的专栏文章。其中“学人剪影”部分写到了不少文化界名人,包括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文学理论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等等。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刘老师竟然还撰文纪念了安·兰德,而且给了她非常高的评价。
安·兰德的名字可能有人没听说过,但她的那句名言相信很多人一定听说过——“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这句话实在是太有名了,我们在很多铿锵有力的“左派”“自由派”檄文中都见得到,但这里有一个异常尴尬的point,安·兰德是一位著名到不能再著名的“右翼分子”,她的那句名言针对的恰恰是“左派”。
毫不夸张地说一句,刘擎老师纪念安·兰德的那篇文章不但让我重新认识了安·兰德,还让我重新认识了“知识分子”群体。他写道:
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兰德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她毁灭了一个所谓“批判知识分子必为左派”的神话。对她而言,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反对蒙昧之外无须服从任何意识形态的禁忌。她是极权主义最勇猛的批判者,是经典资本主义最露骨的辩护者,是“以自私为美德”的最热烈的倡导者。但这绝不意味着她是现存权力秩序的附庸。恰恰相反,她在对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福利主义长期而激烈的抨击中,扮演了一个激进的“异议”人士角色。对于已经被“左右之争”的僵化模式拖入泥潭的中国公共思想界来说,兰德“激进而右翼”的批判话语似乎别有一种警策意义。说到底,“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如果失去了“智性”(intellectuality)品格,便是根本性的自我迷失。没有独特的睿智与洞见,无论摆出什么道德姿态,无论在“划线站队”中标榜什么立场,都与知识分子的本意无关。
很难形容这段文字对我的影响,有那么一瞬间,我确定看到了“知识分子”四个字周边久违的光环,而不是贬低、污名和嘲讽。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将“知识分子沉默以及社会常识缺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言论空间的收紧”,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刘擎老师的“出圈”是在变相争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其实不止刘擎,古代文学教授戴建业、法学教授罗翔、历史学教授于赓哲、人类学教授项飙等学者也都借全新的网络渠道俘获了一大批年轻受众。
但与“爆红”同时存在的还有“非议”。在一部分人眼中,知识分子跟商业、娱乐搞在一起是“不爱惜羽毛”的典型表现,甚至是对“知识”的亵渎;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向学者所流露出的“理想主义”又被视为脱离实际,一个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要解决这类矛盾,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足够真诚、足够严谨、足够包容、足够平易近人,但另一方面受众也需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学会辨识真诚与虚伪、严谨与敷衍、包容与狭隘、理想主义与伪劣心灵鸡汤等等。
理想主义并不是盲目乐观或者极度幼稚,理想主义只是不肯放弃。它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无敌,但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无用。套用刘擎老师评价《2046》的话:“理想主义就是乌托邦,是‘子虚乌有之地’,正因为是乌托邦才可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了理想主义这个乌托邦,我们的火车便没有了方向,没有了返回或者前往的‘意义’。”
彩蛋▌《微信十年特别策划: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刘擎篇。刘老师特别提到了年轻人被社交媒体影响导致阅读能力下降的问题,并再三强调“反思”的重要意义。所以看完我们的文章,大家赶紧去反思吧!(神秘的围笑.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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