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司马白居易《与元九书》论诗歌文章的起源与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言中的道出了白居易的文学主张，不愧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的冠冕，写文章当为时代发声，写诗词当为时代所为，因而白居易早年写了大量的讽喻诗。特别是在元和年间升任左拾遗时，代表作诗《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从不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政治弊端以及民生疾苦，令朝中权贵咬牙切齿、闻之变色。

心有鸿鹄之志，时也命也

文言散文《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一封回信。元和十年，白居易刚刚被贬江州司马，承受了人生一世最重大的打击，原本的“兼济天下”之心开始往“独善其身”转变，内心正是愤慨伤怀、徘徊彷徨之际，收到时任通州司马的好友元稹寄来的《叙诗寄乐天书》，有感而发，而作此书。

那几年，元稹与白居易时常赠诗酬诗，依靠鸿雁传书往来将近一百首，元稹每每都会在卷首附上序或者说明诗歌文章的来由，大抵也透露出一些诗歌之意。

白居易明白这番意图也想透过信中去阐述自己的诗歌主张，奈何事情繁多，又没能有更深的思考，所以迟迟未能表明，直到被贬江州浔阳，日日闲暇，方才想起重新阅读，心中的想法就此一吐为快，洋洋洒洒“开卷得意，忽如会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

白居易与元稹

白居易《与元九书》从诗歌的起源《诗经》谈起，阐述自己关于诗歌本质的见解，叙述历朝历代诗歌发生的改变，罗列众多诗人名家作品对于诗歌文学的增减，以及自身潜心诗词创作的经验总结，看清了文学以及现实的矛盾，得出了卷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结论。晴空将从以下三方面来解读这一名篇：

《诗经》是六经之首，古之圣人用诗感化人心，以致天下太平。而能够感人肺腑的“诗”，是以情为根，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的，世间万物人或鬼神，虽然种类不同然而情感都是一样的。答曰：“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以诗为苗，以声为花，以义为实

圣人根据语言的特殊性，把“诗”融入了五音六义的规律当中，因而形成了诗歌特有的韵律规则，遵循“风、雅、颂”三种形式、“赋、比、兴”三种手法，使得语言更加通顺流畅，动人心弦。

圣人得以把博大精深的道理蕴含于细微的“诗”当中，凭借这一媒介，沟通天地之风气，促使天子与平民上下沟通，同心同德，同忧同乐。

三皇五帝治理国家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就是掌握了“诗”的音和义，平衡人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反之亦然，“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

想来写讽喻诗的人并无罪过，听到讽喻诗的人反而可以借鉴，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讽喻诗正是为了警醒这群人。

古之天子“采诗观风”以了解民情，这种方式到了秦朝就被废除了，平民百姓也不再用诗歌排遣情绪，到了秦皇大一统的时候，歌功颂德之风气大起。

这一期间诗经六义慢慢开始缺失了“国风”（即反应民生的各地民歌），演变成了楚辞和五言诗，屈原等人皆是历经坎坷，内心愤慨，诗文皆为彷徨愤懑、抑郁愁苦，言及国风者，只剩下十之二三。

晋朝以后，国风的传统更加的罕见，白居易吐槽谢灵运的诗虽然博大深奥，却是沉溺于山水之间；陶渊明的诗超凡古朴，却多作田园之语……“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

暂且不论这样的说法如何偏颇，文人都沉浸在魏晋风骨当中，虽写尽风花雪月却不知所云，不知何所用，只是在玩弄花草罢了。而《诗经》上也写风雪，如“北风其凉”借风以讽刺威虐，“雨雪霏霏”借雨雪怜悯征役等等，相较之下，诗经六义全没了。

大唐繁荣兴盛两百余年，值得提起陈子昂的《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李杜诗篇万口相传，不过细究其诗中六义，李白的十首中一首都不具备（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甫虽有千首诗流传，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具备六义的诗歌也不过《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等三四十首，何况不如杜甫的其他人呢！

白居易这样的吐槽实在太狠，古代名人也有粉丝，幸好不及现今粉丝爱豆那般疯狂，否则得被无数口水淹没了，就是李白知道了，估计免不了唱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白居易兀自在那为诗道崩塌心痛不已“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生来便与文字有缘，五六岁开始学诗，九岁通晓声韵，十五六岁就知道科考荣光，因此二十年来日夜刻苦读书，学诗作赋，没有空闲休息，因而“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身体瘦弱，年纪轻轻便白发丛生，自己都觉得挺悲哀的！

因为家庭贫困，知道27岁才考进士，仍然没有停止作诗，直到入仕后已有三四百首，常常与友人分享，备受称赞。

因为年龄渐长，阅历丰富，入仕为官，总是讨论朝政当局，读史书也多是探求治理国家兴盛的道路，乐天居士因此“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眼见着新皇登基，忧心民生疾苦，赏识人才，白居易升官了左拾遗（谏官），开始轰轰烈烈的上书陈事，发表大量反应现实主义的诗歌，甚至当面指责皇帝错误，使得唐宪宗心生不快，还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与元九书》提到白居易获罪被贬江州的缘由：因为创作《贺雨诗》《哭孔戡》《秦中吟》、《宿紫阁村诗》等诗篇时，贯彻自己为时代发声的理念，直指朝中黑暗的政治斗争，揭露社会现实，为被达官贵人切齿痛恨，遭贬谪江州。

白居易不曾后悔过：“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因为文章而被任用，因为文章而被贬也是应该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勉强达此意。

白居易因为自己的诗文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欢迎，由衷的喜悦，秉持着乐观的精神，谦虚地以为这是微末小道，却也是世俗所重视的。

素来诗人一道本就艰难，陈子昂、杜甫也只做过拾遣，穷困一世；李白、孟浩然一辈，连最低级的官职都没做过，潦落一生。而自己虽然被贬，仍然官阶五品，俸禄养家，衣食无忧，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正是乐天知命，独善其身。

白居易特别把讽喻诗编辑成册《新乐府》共计一百五十篇，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共计一十五卷，八百余首，准备送给元稹。

讽喻诗为造福天下，闲适诗顾自我修养，充分展示了白居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座右铭。好东西必与好朋友分享，毕竟“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知音难求！

世人免不了重视耳闻先贤文化，轻视眼见现实，因而不怎么喜欢这些讽喻诗，也难怪白居易感叹：“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

一念成诗魔，一念成诗仙，皆因元白二人以形体为外物，不与俗人交往，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缘故，不为外人所知。

现实与文学早早交锋，光凭白居易一人之力自然力有不逮，于是拉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诗歌革新，以白居易、元稹、张籍、李绅为领袖，倡导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自创新题，咏写时事，倡导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广泛波及中、晚唐的诗坛，成为历史光辉中不可磨灭的一笔。

《与元九书》内容丰富，感人肺腑，用“江州司马青衫湿”来形容也不为过。诗歌的起源本就是导人向善，后来发展成歌颂功绩，排遣忧愁，书写风花雪月，着实与现实脱轨。

现实与幻想本就是对立两方，太平盛世当中吟风弄月未尝不可，民生疾苦之时如若还是如此，那便是在逃避了。

常言道：“逃的了一时，逃不了一世”，民生疾苦，现实艰难，总是需要面对的，这一点白居易看得很清楚，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如今学习的。

崇尚文学之人都有各自的一片“诗和远方”，这是建立在经济独立，生活无忧，财务自由的基础之上，无人能够绕得开！

至于书中对于陶渊明、李白等名家诗词的论断着实有些不当，当然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万千读者的想法可以天差地别，唯独经典永恒，如同《红楼梦》，所读所思每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