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军纪：走进报告文学的深处

“报告文学创作以来，我写了许多人，涉猎过许多陌生的领域。由于报告文学的性质决定，必须要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掌握丰富的材料，这样，我就通过它了解了许多原来不懂或陌生的东西。”邢军纪说。

“比如我写过《1988·明星走穴》（长篇报告文学），就明晰了文艺界的现状；写过《中国税收之战》（长篇），就洞悉了偷税漏税的情况；写过《文物大走私》（长篇）就知晓了神秘而充满魅力的文物王国；写过《黄河大决口》（长篇）就知道抗日战争的许多秘闻；写过《商战在郑州》（长篇），就懂得了市场经济对每个城市乃至中国的意义......”

邢纪军十六岁参军，以后一直在部队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单向度的生活，很妨碍人的视野和对社会的深入全面了解。而选择报告文学创作，可以借此了解国情，丰富个人阅历。

邢军纪曾经写过诗、散文和小说，到后来才将重心完全转移到报告文学上来。

1983年，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来自东方的使者》发表在《百花园》杂志第八期，不久就被《报刊文摘》转载，并获《百花园》杂志社优秀作品奖。这给予邢军纪一定的鼓励，但他当时仍主要从事小说创作，直到1987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之后，他才把报告文学作为自己主要的创作方向。

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邢军纪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少，篇幅也较短，写作手法较为单一。

1990年初开始，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数量逐渐多起来，而且质量较高。题材选择重大而广泛，笔触涉及税收、文物、商战、历史、法制等方面，创作手法也比较成熟且多样化。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获奖作品不断涌现。

《1988·明星大走穴》暴露了市场经济作用下文艺界的种种隐患；《中国税收之战》反映了财政税收中的偷税、漏税情况；《中国文物大走私》流露出对日益猖獗的文物走私的忧思；《商战在郑州》记录下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化的时候，在河南郑州爆发的激烈的“商战”；《大沉浮：1987—1997中国改革风云人物追踪》通过对几个曾风靡全国并在推进中国改革进程起过重要作用的风云人物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过程，同时也在理论上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全部清理和系统反思；《北中国的太阳》在赞颂防护林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同时，更凝重地道出了环境污染对中国的巨大破坏力；《走进中国体育界》在对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透视中，对中国体育自身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

“凡富有时代的前沿精神，能深入审察人的生存状态及社会前景，做到卷入现实而思考现实，并将精辟独到的见解贯穿于真实可靠的叙述之中，也就称得上是找到了报告文学的创作灵魂”，邢军纪无疑是洞悉并牢牢把握住这一核心灵魂的创作者，他把笔触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不仅在反映当下现实生活时，坚守了报告文学所应秉持的品格精神，更以独特的艺术构思达到了现实性、真实性和艺术性的和谐统一。

在长篇报告文学《商战在郑州》中，邢军纪将焦点锁在了“竞争”二字上。竞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从商战初期，刚刚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走出的国有企业对“竞争”的排斥、手足无措、愤怒，到后来他们主动地适应市场经济，掌握营销技巧，形成各自鲜明的经营个性和企业文化，邢军纪真实地反映了人们观念、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冲突和改变。这其中既有对古老商都的历史回顾，意蕴深刻；又有六大商场鏖战的真实记述，激烈紧张；同时还有商界企业家背后的奋斗拼搏和聪明智慧，刻画了张淑云、王遂舟等人物形象，生动丰满。

这是对一个时代转变期的深刻记录。

邢军纪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善于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然后在纵横捭阖、张弛相宜中展开叙述。

报告文学《疯狂的盗墓者》曾获得全国1990—1991年优秀报告文学奖。邢军纪为了创作这个作品，曾亲自到河南洛阳孟津乡下一个叫“鬼沟”的地方夜窥盗墓，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在这部报告文学中，邢军纪精心选取了一系列“短镜头”，描述了在金钱诱惑下，触目惊心的盗墓场景，又通过对四个身份不同、年纪不同的盗墓者的采访，以“自白”的方式袒露了他们的心声，真实地反映出这些农民的愚昧、冥顽，以及他们对文化的漠视。由于作者采取了灵活的结构方式，整部作品既富有文化内涵，又显得惊险、刺激，可读性较强，而作者的震惊、愤怒和批判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喷薄欲出，也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大沉浮》是一部引起了不少读者兴趣和关注的作品。作者通过对改革开放过程中风云一时、名声显赫的人物如年广九、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和牟其中等人的命运沉浮与人生起落的总结，不仅真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独特历史进程，更折射出深刻的时代反思。在这类报告文学创作中，邢军纪改变了那种以人物、事件为主体的单向流程的思维、结构观念，采用“散点透视”的手法，以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多侧面的思维流程，构成了头绪繁复、穿插密集、时空交错、参差相济的景观。这种手法不仅实现了问题报告文学与人物报告文学的有机融合，而且证明了报告文学也能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写出人性深度与人物性格复杂性。

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方法上，较之过去都有了不少的开拓和变化，对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创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公仆》、《锦州之恋》、《雪山之子》是邢军纪创作的一系列以共产党人为主的人物型报告文学。

《公仆》记述了宝丰县县委书记赵松祥爱民如子，为民众谋福利，使地方教育、经济迅速得到发展的先进事迹；《锦州之恋》通过描写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关心群众疾苦，克己自律，尤其是他在抗洪第一线光荣牺牲的感人事迹，塑造了一个当代人民公仆的形象；《雪山之子》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援藏干部孔繁森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讴歌了其热爱西藏、建设西藏、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锦州之恋》以倒叙的方式展开，一开始就将读者拉回1994年7月13日晚洪水袭击锦州之前的那段最紧张的时刻。通过事件亲历者的追忆，张鸣岐牺牲前后的真实场景一步步回放，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心系群众的优秀共产党人形象跃然纸上。

在普通百姓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追述中，一位执政为民、克己奉公、拥有一身浩然正气的新时期领导干部真实、崇高的艺术形象进一步得到呈现。

“这本书我前前后后用了十年时间，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环生。”《最后的大师》这是邢军纪经过多年走访、三易其稿而完成的。

“难度之大，是我多年写作所没有遇到的，首先是采访难，叶企孙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现仅有侄儿叶铭汉等，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同时代人大都已经作古，连他们学生的学生都是耄耋老人了，有的采访人刚联系好，再继续明确采访时间时，对方告之：老人已经去世了，能触摸到这位历史人物的脉搏太难。叶企孙留下的文字资料更是微乎其微，晚年没留下只言片语，仅存的早年日记中从不吐露心声，只是记事，如今天去××地方，连与什么人会面、谈了什么事也没留下一点痕迹。”

主人公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第一任院长，首任物理系主任。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是清华大学代校长，陈毅元帅是从他手中接过了清华大学的权杖的。1958年院校改造，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后，叶企孙就消声灭迹了，听叶铭汉讲，他曾参加过一次学院的歌咏活动，邢军纪翻了有关这次歌咏活动的全部信息资料，没有一个字记载。

“要写好一个人物，特别是大师级的重要人物，一定要研究他所生活的时代。”邢军纪从叶企孙生活的民国时期开始做研究，先后买了三百多本有关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书籍，还购买了陈寅恪、吴宓等同时代学者的家族以及他们的书信、日记等书籍进行研究，叶企孙国学知识丰富，又认真研读他所读过的《诗经》、《论语》、《大学》、《孟子》等经典，广撒大网，沙里淘金，从浩瀚的史料中发现、剥离、寻找真实的细节，寻觅能显现叶企孙活动的珍贵史料，要像考古工作者那样细致入微地发掘，像工兵排雷那样小心翼翼地剥离，像大海捞针那样潜至海底去寻宝。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是我的主观臆想，凭空想象，更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是我深入采访，沙里淘金得到的真实细节。报告文学写作一定要坚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我是以泪洗面写下了这篇文字的。培养了几十名共和国扛鼎之才的一代宗师，晚年竟如此凄凉悲苦，无人问津，无人知晓，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默默远去。”邢军纪说道。

“十年磨一剑，我写叶企孙和他的时代前前后后整整用了十年时间，我觉得不够，如果时间再长一些，也许更丰富，更完美。”邢军纪说，“十年间我就像与叶企孙生活在一起一样，用时髦的词“穿越”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牵引我重走了一遍叶企孙大师的人生路。”

邢军纪的报告文学创作在十分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内容表现上反映出纷纭多彩的现实生活，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杰出人物、重大矛盾、特殊对象给予了真实的描写，再现了现实生活的多姿多彩，也体现了报告文学创作的成果。无论是写一个城市，还是写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作品的厚重感、历史感和现实感无不扑面而来。

简介：

邢军纪（1952—），笔名沉钟、钟秋，河南漯河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税收之战》、《商战在郑州》（合作）、《锦州之恋》（合作）、《文物大走私》、《北中国的太阳》（合作）、《中国精神》等，中篇报告文学《疯狂的盗墓者》（合作）、《都市之魂》等。

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优秀作品奖、《中华文学选刊》奖、鲁迅文学奖、全军新作品一等奖、《十月》文学奖、新闻出版署好作品一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

（来源：河南文学史、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