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城太仓设置考

太仓作为国之正储，对经济运行、城市供给有着重要意义 。围绕西汉太仓的考证，学界素有争论，却又莫衷一是，很有必要再做考辨。

一般认为“太仓”即国之正储，受纳天下税粮、供给京师开销 。如邵鸿《西汉仓制考》就说太仓存储规模宏大，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国库。但据文献查证，上至京师长安，下到地方郡县，都有不同级别的“太仓”设置，可见“太仓”之名十分普遍。另有新近出土汉画材料反映“太（大）仓”“上人马食太仓”等字样的榜题铭文，更是说明“太仓”语义与今人理解不同。鉴于“大”“太”两字经常混用，“太（大）仓”一词更像在形容仓储规模巨大，而非特指个例。传统观点过于强调“太仓”的唯一性，不能区分多个仓储同名“太仓”的事实，自然引发一系列争论。

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八年（前199）萧何作太仓与武库并列，正处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西汉长安城（以下简称“汉城”）内 。而成书较晚的《三辅黄图》却有明确记载“太仓，萧何造，在汉长安城外东南”，并被转引作仓设城外一说。其实，这两种说法各有所指。另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记载惠帝六年（前189）设西市太仓，位于汉城西北。

史载萧何作太仓址不详，王社教《西汉太仓应在长安城内》一文猜测其“最合理的位置是在未央宫东南，武库南，安门内大街以西，即今未央区东张村和西叶寨之间”，但无遗址对证。今按《史记·平准书》提供线索，“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间接说明仓址低洼、外部环境潮湿。参照汉城地势南高北低，仓址理应更靠近北宫，与《汉书·成帝纪》载“北宫井水溢出”相吻合。

参照北宫东南部一号遗址的发掘，遗址上层建筑应建于西汉中期，但在夯土中普遍夹杂西汉早期的建筑材料，遗址下还找到一批存放食物的灰坑，预计总数不少。这说明此地原有较早的建筑，或即萧何作太仓 。只因汉初设计的仓房容量有限，才有后来“充溢露积于外”，招致存粮受潮。及至建元初年，萧何作太仓已使用将近60年，自是老旧、残破，随着新建“太仓”陆续投入使用，旧仓早晚会被取代。所以武帝时期增扩北宫，直接把旧仓址改作宫室，进而导致地层上下叠加，完全掩盖了仓址旧迹。

其后，《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惠帝时期另“立太仓、西市”，明显与漕运转接相关 。汉初原计划“以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迟至“长安城成”次年开始落实，一并“起长安西市，修敖仓”。按敖仓是关东巨储、向西运粮的起点，汉城也应有一处与之对等的终点。而汉城西北渭河岸边还有孝里市、直市等多处市场，与东西两市并称“长安九市”。班固《西都赋》描述“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证明市场内有大量存放商品的仓库，足以容纳物资吞吐。亦如《魏略》提及“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可见曹魏之世仍在横门附近屯粮设储、承接渭河漕运，此“横门邸阁”或许就是承自汉仓旧址。

另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夫量者……职在太仓，大司农长之”，“太仓”还有生产量器的职能，需配备相当数量的手工作坊。这一设定也提出了更多的场地要求。但萧何作太仓地处宫室之间，根本无法拓展，所以才要另辟新仓。而西市正是汉城考古发掘所见的手工业中心，多有冶铸、制陶活动，能够很好解决这一问题。

《三辅黄图》记载汉城外东南“大仓”应是后来新设“太仓”，主要在西汉中后期使用 。武帝时期采纳大司农郑当时建议，沿渭河南岸兴修了一条总长300余里的人工漕渠连接黄河水道，以改善运输、增加漕粮输入。关内漕运主线自此改由漕渠行径，随即也在渠道岸边配设新仓屯储。吕思勉《秦汉史》指出，秦汉仓储除“籴粜”之外还兼具“转漕”的功能，故以“仓储漕运籴粜”、并作水陆码头连接转运的现象十分普遍。今已在漕渠东端发掘成规模的京师仓址，西端也应该有同等巨仓。据“引渭穿渠起长安”所述，漕渠正是“在长安城外东南”绕过，此处最符合建仓标准。而新近考古发掘也证明，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梨园路中段北侧的大白杨村附近确有多处粮仓遗址，或为历代仓址叠加形成的一座巨大仓城。对比以往的漕运配置，该仓城的前身极有可能就是《三辅黄图》记载设“在汉长安城外东南”的“大仓”。

据此分析，汉城外东南“大仓”的设立最早不过元朔三年（前126）漕渠修成，功能与京师仓类似，承担着漕渠终端的物资集散 。按“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计，仓储规模必然不小。这使得《三辅黄图》作者牵强附会，把城外“太仓”与先前萧何作太仓混为一谈。加之后世著述传抄不查，忽略了对于不同时代仓储的区分，造成以讹传讹。

汉城“太仓”并不限于一仓一储的固定设置，而是随着城市建设发展，不断有增补、扩充，形成多个仓储并存的布局。

高祖时期长安草创，营建赶工只能优先布局宫室，随后等到皇帝百官正式迁入才开始配置太仓、武库。按其初次选址处在三宫之间，当是为了就近取便，以供给宫内人口，遂有《高祖本纪》载萧何作太仓一事。但从长远所见，仓设宫室之间也就再无拓展余地，更不能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到了惠帝时期，不得不在大市旁边另立西市，利用渭河岸边的市楼、库房就地转漕籴粜。正如“孝惠、高后时……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随着漕运带来的人流、物流涌入，进一步促成了汉城西北“长安九市”的繁荣。此后，经过文、景两代数十年积累，才有武帝即位之初“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景象，这已显露早年仓设容量不足的缺陷。武帝时期因兴修漕渠一改漕运线路，势必要“在汉长安城外东南”新添一座“大仓”屯储，用以承接运输集散。相比之下，萧何作太仓早已不堪使用，只能拆除改作北宫宫室。后世正是受到《三辅黄图》的影响，把新建“太仓”误作旧“太仓”，从而完全混为一谈。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编 辑： 黄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