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源流 | 从“不敢”到“不能”“不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如何使公职人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作为一种思想有其历史渊源，包含着古今中外反腐败的经验和认识。

《大戴礼记·礼察》中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在这里已经有禁于将然和已然之分。

荀子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东汉政论家、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说：“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这其中就包含了事前劝诫使其不想、事中监督使其不能、事后惩戒使其不敢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围绕理想信念教育、权力监督制约、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历代领导人都作出过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大亮点就是“三不”机制的逐渐形成。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具有“想腐败”的思想动机；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存在“能腐败”的客观条件；惩治腐败的方法、措施和途径不完善，诱发“敢腐败”的侥幸心理。建立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其实质就是通过思想道德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和严厉打击等多种手段，消除主客观两个层面容易滋生腐败的因素，让不想伸手者不必伸手，让想伸手者不便伸手、不易得手，让能伸手者莫要伸手、伸手必被捉。

不敢腐讲的是惩治和震慑。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动机、机会和成本是实施某种行为的先决条件。腐败收益和腐败成本的对比是行为主体产生腐败动机、实施腐败行为的重要依据，当查处概率很高、腐败的风险系数较大、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等于或小于其成本时，当事人则倾向于自动阻断腐败。

不能腐讲的是防范和监督。腐败问题易发多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不完善、管理不严格。权力过大和过于集中，同时又得不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为腐败滋生留下了缝隙、提供了漏洞。不能腐，就要从源头抓起，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实现纪律刚性运行，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打造全方位立体监督平台，编织经纬纵横、星罗棋布的监督网络，为权力套上制度之笼。

不想腐讲的是教育和自律。无论制度如何完善，执法如何严厉，抗拒贪腐诱惑的最后防线，都在人能否秉持道德操守、坚守思想防线。不想腐，就要通过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筑牢廉洁奉公的思想基础，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在全党全社会树立“腐败可耻、廉洁光荣”的价值取向，建立拒腐防变的精神防线。

来源：《系列重要讲话的历史文化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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