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郑天挺的史学成就与教育贡献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北平之际，北大校长及其他负责人均不在校，当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独自处理善后，经多方联系，才使罗常培等许多学者得以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郑先生本人到昆明后，又去蒙自筹备联大分校。当时联大经费奇缺，在最困难的时候，郑先生不得不变卖校产以维持学校，真是历尽艰辛，为支持西南联大这一进步堡垒做了多方努力。抗战胜利，郑先生首先回到北平从事北大的复校工作，使该校于１９４６年顺利开课。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坚持留在当地，维持学校，北大到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学生从石家庄给他写信，希望并相信他能看好北大的家。留校的学生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送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由于郑先生的维持工作做得好，才使北大毫无损失地转到人民政府手里。郑先生总是在危难的时候为北大工作，保护学校，使它得以很好地运转，他是北大当之无愧的功臣。１９５２年，郑先生到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各方面的协助下，使这个学校原来规模甚小的历史系，成为史坛颇有影响的一个系科。郑先生史学研究注意求真求用，这也成为该系的学风。郑先生于１９５７年创办明清史研究室，从而使南开成为明清史研究队伍中的一支劲旅。经郑先生大力倡导，出版了《南开史学》刊物，使之逐渐成为史学工作者的一个园地。郑先生也是南开大学的功臣。郑先生功在我国名牌大学北大、南开，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不可泯灭的。

郑天挺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明清史专家。他著有《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并主编了多种书籍。他起初学习古文字学，后来对校勘学、历史地理学、史料学、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历史研究法都有深入的研究，对边疆史地学和古文献整理也作出了成绩，其中最突出的是明清史领域里的创造性研究成果。

其一、对明清时代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地位提出精辟见解。明清两朝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这种看法在史学界没有异议，但是有的史学工作者把这个时期又进一步视为封建“末期”、“末世”，文学、哲学界的一些学者受此影响也持有这种观点。郑先生在《清史简述》一书中力辟此说。他把“末期”和“晚期”加以区别，认为末期“是指旧的生产关系完全崩溃瓦解，并向新的社会制度过渡的阶段”；而晚期“是指这个制度已经开始走向崩溃，但是还没有完全崩溃，在个别方面还有发展的余地”。他分析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认为“封建经济已经走下坡路，但是还没有崩溃，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着，而封建经济还继续在发展”，所以明清时代不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而是晚期。对一个历史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定性，是对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看法，由此而影响、规定对其他社会现象的分析。郑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对明清史的特点作了深入考察，又把它放在全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作了对比才得出来的，是科学的，因而为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所信服。

其二、整理明清档案史料，推动明清史的研究。早在１９２２年内阁大库档案发现的初期，作为北京大学研究生的郑先生就加入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参加档案的整理工作。后来他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该校所藏明清档案的整理，于１９５１年举办明末农民战争档案史料展览，主编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并写了序言。１９６３年郑先生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以《清史研究和档案》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指出历史档案在各种史料中是最原始的，“应该占最高地位”，建议以整理历史档案推动清史研究。巨量的明清档案是明清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史料，有的史家认为研究清史不用清代档案，很难有第一流的研究成果，此说应该是中肯的。郑先生对整理和利用档案史料的倡导，已经并且还将促进明清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其三、对满洲史和清代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启迪后学前进。１９６２年郑先生发表《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认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满洲社会已由奴隶制完成向封建制的转化，后金是封建政权。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问题，关系到对满族历史发展、满汉民族关系的解释，是清朝开国史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系统地论述满洲社会性质，郑先生是第一人。他的文章立即引起史学界的反响，及至七十年代末，学者纷纷著文，各抒己见，郑先生又发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进一步把研究推向深入。郑先生对清代典制史的研究也是具有启示性的，他著《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研究了内务府制度；作《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论述了军制；撰《清代的考试文字——八股文和试帖诗》，叙述了科举制度；写《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说明公文制度；作《清代的幕府》，研讨了幕客制及其作用。清代制度史一度为研究者所忽视，郑先生的研究也是开风气之先，如关于幕客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郑先生的《清代的幕府》一出，响应之作连篇面世。

其四、主持召开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国内外明清史研究的开展有很大推动。１９８０年夏天，郑先生倡议并在天津主持召开了那次盛会，到会的有国内学者九十多人，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三十余人，与会者提交了９２篇论文，研讨了明清史上各种重大问题。新中国前３０年基本上与世隔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对外开放的方针，但在多年禁锢之后，人们还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对于同外国人打交道还有所顾忌，郑先生有胆有识，率先召开国际性学术会议，此后史学界国际学术会渐多，规模也相应增大。推其原始，郑先生成功地召开的会议至今传为美谈。那次会议倡议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筹备机构暂设郑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郑先生还同一些外国学者商定，两年后在天津开第二次会，第三次则在外国举行。不幸的是郑先生一年后离开人世，如今七八年过去了，他的愿望尚未实现，这是有待于国内外明清史学界努力的，南开大学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此一事，可见郑先生在明清史学界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影响。

郑先生一生十分热爱教学工作，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教育家。他２０岁大学毕业即走上教育岗位，执教６０多年。直到临终的一年，他不但指导研究生，还上讲台给本科生授课。他一生讲授十几门课程，涉及到历史、语文、地理、文献学多种学科，是一般教师难以做到的。不仅门类多，更难得的是他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备课，力争内容充实，给学生以科学知识。即使到了晚年，还是那样认真搜集资料，写出讲授提纲，在讲课前反复熟悉，间或把写有大纲的卡片放下，在室内踱步思索，然后又拿起卡片来研究。可以想象讲课前他付出了多大心血。郑先生１９６１年起担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选组副组长，与翦伯赞教授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作为大学生辅助教材。他为给明清史初学者提供读物，又主编出版了《明清史资料》一书。郑先生的讲课，是与他的大量的教育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同时进行的。他要求自己“坚持研究，争取讲课”，挤出一切时间从事科研和备课。了解郑先生的学者都认为他在行政工作之外坚持教学是一大特点，为常人所不及。事情确实是这样。郑先生对教学，老而弥笃，１９７９年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南开大学举办明清史教师进修班，他以八十高龄去上课，同时又给留学生开课，时值秋冬，雨雪时至，他却总是准时出现在教室里。郑先生的辛勤劳动，培养了许多学者，任继愈、傅茂勣、阎文儒、杨志玖、王玉哲等教授都受过他的教益。郑先生桃李满天下，现在，他的学生们正在史学研究和教学领域里发挥着骨干的作用。

郑先生的教学，归结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终身坚持多开课、多讲课。他在晚年的教学，不仅是自身尽教师的天职，而且想带动其他教师走上讲台。许多高校教师不愿教课，原因倒不在教师本人，知识分子政策的不落实使他们很难尽职，但是不多上课总不是正常现象，郑先生的带动办法并非是有效的，然而从其愿望可知他对教学的极端热忱，教学就是他的生命。二是郑先生在行政工作之外挤时间搞教学和科研，这当然要有巨大的毅力和克服种种困难的本领，他之所以能成为明清史专家和模范教育工作者，自然也得力于他的坚韧不拔地热爱教学的精神。有的教师、医生、科技工作者走上行政岗位，丢掉了原来的业务，很可以从郑先生处理行政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上得到有益的启示。郑先生的教学精神、经历和经验，是教育界，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耄耋之龄而活跃于讲坛，古今中外能有几人？一个民族只有发扬奋发图强的实干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方面，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来源：人民日报1988年3月14日 第5版 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