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哲学

海德格尔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也许西方思想通过与东亚思想的碰撞，能够产生一种使其摆脱自身精神危机的可能性。那么西方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危机，他从东亚思想中又把捉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可能？

这本小书是一种尝试，也是作者近年来思考的部分成果，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视角，对西方理性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政治学的基本特质进行一些历史性的分析与评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从西方思想的立场反观中国的思想传统。因此，本书尽量使用了当代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能够理解的概念和语言。也可以说，这本书意味着作者在中西思想汇通方面迈出的几个尝试性的步伐。

理性主义的脉络

虽然西方思想的源头希腊文明的确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特征，所以像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都试图从中寻找一种不同的文化基因，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认为理性主义构成了希腊思想的基本特征，尽管希腊人自己并没有发明这个概念。 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理性主义具有两个基本要素。 从思想目标来看，它追求的是人与事中普遍的、永恒的和确定的因素，亦即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从思想方法来看，它推崇的是逻辑的方法，而逻辑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对思想的要求。 希腊人正是以此规定了认识的基本任务与基本形式，并建立了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各门科学。

希腊思想中的理性主义被罗马人继承并改造。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理性”一词就源于拉丁文。总体上说，罗马人进一步发挥了希腊思想中对普遍性、永恒性与确定性的追求。这一点在罗马的政治思想中体现为自然法、普遍平等与共和主义观念三位一体的关系。进入中世纪之后，虽然科学的发展无从谈起，哲学也成为宗教的婢女，但普遍性、永恒性与确定性仍然作为上帝的基本属性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尼采认为，基督教是大众化的柏拉图主义，这个判断是极其深刻的。

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思想与学术突破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之后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理性主义也随之正式确立了它在西方思想中的统治地位，并且凭借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原理，为自身奠定了真理性的基础。当然，严格地讲，理性主义之所以所向披靡、统治西方，并通过西方文化的传播几乎统治整个世界，真正发挥作用的并非笛卡尔的原理，而是现代科学技术所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就是因为根据理性主义的要求而创造的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既非常有利于其自身的传播、积累与再生产，也非常有利于标准化的技术运用和推广。知识的迅猛扩张，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速增长的根本前提。

理性主义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追求当然不仅仅体现于有关物的认识，也体现于有关人的认识。人被理解为普遍同质的、具有不变本性的、可以明确加以把握和描述的对象或者说客体。这种对人的认识不仅规定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奠定了一套关于人的价值体系的基础。这就意味着，理性主义内在地包含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则，它们必然导向对人的自然欲望的认可，导向平等自由的观念，导向民主的政治形式。

理性主义与政治科学

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政治科学恭顺地回应了理性主义的要求，并完成了两个基本任务：论证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政治价值，构建体现和保障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可想而知，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视为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也占有一席之地的关于政治中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差异性，以及政治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方法的探讨，在西方近现代政治学中逐渐销声匿迹了。它们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因素，并被转让给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者们对制度和规范问题的强烈兴趣。

毋庸置疑，平等、自由与民主这些政治价值更能体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尊严，更能促进人类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发展，也更能促进物质生产的进步。因此，在西方，它们成为民众推翻封建等级制度和近代专制主义的强大精神武器。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严复看到了自由、民主与富强之间的关系，以及西方在当时先进于中国的原因：“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大多数人对政治形态与物质财富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因此，随着西方的技术、思想和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平等、自由、民主这些政治价值，以及体现和维护这些价值的政治制度也被推向全球。

理性主义及其所奠基的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的确推动人类文明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被理性主义忽视，甚至排斥的人与事的个体性、差异性与可变性因素同样是一些客观真实的存在。因此，一种仅仅着眼于普遍性、永恒性与确定性的价值体系、科学理论与社会政治安排，或早或晚会与现实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西方社会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包括价值方面的虚无主义，文化方面的极端保守主义，以及政治上的民粹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等，无一不是个体性、差异性与可变性因素的不同形式的体现。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西方现有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安排明显应对乏力，甚至时而使人们产生一种危机感。

结合并超越东西方思想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危机”的根源乃是对“存在”的“遗忘”。在他看来，西方思想的历史，即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部仅仅关注“存在者”之“存在”，而忽略了“存在”本身的历史。换作通常的表达方式就是说，西方思想一直致力于探究物的本质，而在此过程中，对本质的“本质”却没有加以思考。海德格尔的这个判断当然具有极端性，因为他已经把西方传统思想理解的本质，即事物当中那些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因素视为“非本质”。与这种“非本质”的思想相反，在《存在与时间》等一系列著作中，海德格尔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物之存在的时间性、具体性和可能性，认为只有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在具体的事件中，才能体现物之本质，即物之真理和物之所是。恰恰因为具有这样一种关切，海德格尔直觉地转向了东亚思想，虽然他对后者并没有系统的把握，而只是对中国的道家思想和日本的禅宗有一定的了解。

其实，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东亚思想并非西方思想的正反面，因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追求，是任何一种思想的基本属性。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这种追求体现为人们对作为世间万物最高规律的“道”的尊崇。正因此，孔子才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董仲舒也才断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述自己的志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是“一家之言”，但意之所指，也是希望揭示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中普遍的、永恒的、确定的规律。

但是对这些规律，中国传统思想表现出一种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态度。古人讲易有三易，即简易、变易和不易。不易之道本身就变动不居。《周易》中说：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关键是最后的“神无方而易无体”。按照《周易》的说法，“阴阳不测之谓神”。正如人们看不清神来去的方向一样，易也是“唯变所适，不可以一方、一体明”。因此，中国传统思想虽然承认存在着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规律，但又认为对这些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只能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进行。人只有在具体环境下做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决断，才算是拥有真正的智慧。这样一种倾向，使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对规律本身也持一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态度，即在原则上认可它们存在，但在思想上却选择对其“存而不论”。正因此，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就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理性主义那样一种对事物“本质”的执着。总之，两者相较，中国传统思想更注重体认人与事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更注重具体的知识，更注重人对时机的把握，强调审时度势、慎思明断的能力。这些因素，倒是非常符合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存在”的特征。

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看待西方理性主义，与从西方理性主义的角度看待中国传统思想，两者的优势与缺陷似乎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如何结合两者的优点并超越它们的局限，却是一个需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步探索的问题。是否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的综合，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让东方思想包含西方思想，又让西方思想包含东方思想，并“达到一种东—西方思想的展开”？或者中西两种思想就如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儒道两家，虽然很多人试图“儒道合一”，但总是无法成功，只能让它们在具体的实践中相互参照、相互补充？但无论如何，深刻理解这两种思想传统的同与异，至少能够让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增加一些思考的维度，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增加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

具体到政治，无非是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差异、一般与特殊、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平衡，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政治实践中的不公，甚至政治的失序。把中国传统的乃至当前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与西方相比，我们会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这种比较也会为人们提示一些解决问题和完善自身的思路。因此，对于中西双方来说，不是用自己的长处来攻击对方的不足，而是从对方的优势中看到自身的缺陷，这才是一种在文化上可取的态度。也有可能，通过向对方学习和对自身的超越，两者的新的“综合”会在实践中发生。

唐士其

2020年3月25日于燕园

本文为《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后记。

唐士其 著

ISBN：9787301311554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出版

定价：30.00 元

有思想|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