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快基础研究人才培养

编者按：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取得重大开创性的原始创新成果，是国际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健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机制，真正选对人、用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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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是为了获得事物的本质或运动规律，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优化学科布局和研发布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

加强基础研究、推进原始创新需要大量的创新型人才。为此，“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当前，营造适合基础研究的生态环境，做好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基础研究见效慢，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

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其一，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结构单一。

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国外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整体水平较低。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达6%，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占15%～20%，差距较大。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以国家财政为主，占比达90%，企业、公益基金、慈善捐助等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非常有限。而美国基础研究的投入结构中，48%来自高校，28%来自企业，12%来自政府，12%来自社会资本。美国的社会组织非常注重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如美国 ARCH 风险投资公司只投资基础研究的成果。因而，我国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力度，改变投入不足，结构单一的状况。

其二，基础研究顶尖人才匮乏，培养和激励机制落后。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持续快速发展,产生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能力不足,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匮乏。

首先，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选拔培养机制落后。目前，我国研究生的选拔形式单一，能力考核不突出；研究生课程前沿性和交叉性不足，科研训练学术含量低；部分学位论文质量不高。

其次，基础研究人才激励机制落后。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不能用短时间内发表论文和专利数量来评价基础研究人才。如果在基础研究人才考核过程中，过于强调论文发表及科研奖项，就会阻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发展。现在的考核机制更容易导致科研人员选择短期能出成果的、风险小的、容易通过考核的研究方向。因此要不断完善基础科研人才的评价体系，以激励更多的科研人员长期从事基础研究。

其三，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科技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动力。企业进行基础研究，不仅可以扩展科学认知，开拓新的技术轨道，还可以提高利用基础研究最新成果的能力。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提高基础研究能力，企业可以迅速地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大部分企业还缺乏对基础科学的重视，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不明显。据统计，近十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来源中企业占比不足 3%。

由于开展基础研究所必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大多数企业难以进行独立研究。根据科技部发布的《2020年中央级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评价考核结果的通知》，存在部分大型科研仪器利用率不高、有些科研单位未按要求建立在线服务平台、对仪器购置低效等问题。因此，要想促进企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育，需要政府进一步优化开放共享的科研环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中）和学生们在中科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上海实验室检查光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情况。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加快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建议

其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立多元长效机制。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完善基础研究的投入机制。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虽然近年来基础研究投入比例逐年提高，但是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与科技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根据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应提高到 10%-15% 的水平。国家应加大对长期重点基础研究项目、重点团队和科研基地的稳定支持。例如，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长期稳定开展基础研究，坚持本土培养和从外引进并举。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围绕重要方向，自主组织开展基础研究。重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形成以重大问题为导向，跨学科领域协同开展重大基础研究的稳定机制。同时，还应根据国家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制定适合当前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投入比例。只有通过调节财政支出结构、提供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制定人才发展战略、调整税收负担水平等政策，我国才能实现基础研究人才合理流动和供需平衡。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结构单一，以政府资助为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高，应不断拓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增加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入。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了解市场需求，能够找准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基础研究方向，通过开展基础研究，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政府可以通过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等鼓励企业重视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还应拓宽社会渠道，为基础研究投入经费支持。例如，鼓励社会各界以捐赠的方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建立公益基金，为基础研究提供经费支持等等。通过拓宽社会渠道，不仅扩大基础科研的投入，还能增加全社会重视基础研究、支持基础研究的氛围。

其二，不断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

不断完善基础研究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机制。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体，也是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基地，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应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为强化科技创新的人才支撑发挥关键作用。首先，高校要把基础理论的教学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大对基础研究过程中实验技能的培养，为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搭建平台。其次，高校还应注重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背景的综合性人才，以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的要求。第三，高校应重视教学和科研、教学和产业融合，鼓励研究人员在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流动，把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融为一体，把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作为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不断完善基础科研人才的激励机制。基础研究要着眼于未来以及科学价值创造，不能以短期的应用效果、经济效益或者发表论文数量进行评价。因此，在基础研究人才评价过程中，应不断改进基础研究人才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注重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基础研究评价要实行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使基础研究人才评价机制真正发挥“指挥棒”的作用，激励广大科研工作者踏实认真地从事基础研究工作。

其三，加强企业对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

我国目前基础研究主要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来开展，而基础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企业不愿参与其中。但是，作为科技创新主体，企业是原始创新成果的受益者，应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积极参与基础研究，使其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美、德等科技创新强国的大企业早在 100 多年前已经有了开展基础研究的探索。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于 1900 年设立了从事基础研究的第一家工业实验室，它招聘德国归来的电学家、交流理论的首创者斯特恩梅筹建科学实验室，着手电灯、真空管的基础理论研究。1909 年，通用电气公司招聘了兰米尔进行化工、电气方面的基础研究，他在公司的 40 年研究和实验中，完成了论文 200 多篇，发明专利 63 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企业科学工作者。

我国企业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培养自己的基础研究人员。首先，有实力的企业可以设立基础研究机构，成立自己的基础研究团队。目前我国有些民营企业已经开展基础研究，例如IT企业华为，很早就开始设立自己的基础研究机构，培养自己的科研人员进行科技创新。它拥有多个国内研究所、国外研究中心和全球创新中心。这些研究机构推动着华为技术不断革新与更替，也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科研人员。其次，企业还可以通过和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让企业研究人员和高校科研人员共同承担科学研究项目，在突破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上共同努力。国家应鼓励产学研深度融合，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下，利用科技产业政策和行政、税收等手段，使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风险得到有效转移和分担，从而增加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再次，企业通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例如，申报国家科技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创新基地、科技评奖等，来培养基础科研人才。

其四，优化基础研究的科技环境，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

推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创造良好的基础研究环境，有助于基础科研人才的快速成长。以韩国为例，韩国政府根据基础研究高投入、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设立了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和韩国基础科学支援研究院，实行公共科研机构的集中管理与科研项目的集中审核制度，并建立公共科研机构高端设备共享机制，减少资源浪费。

我国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过程中，也应不断优化基础研究的科技环境，建立健全科技资源共享机制。首先，在国家的统一监管下，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不断完善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机制，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其次，加快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在线服务水平，实现科研资源和数据的开放共享。

总之，只有做好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工作，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的作用，才能提高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在各个领域不断创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作者：刘岩，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大国人才，原载于《中国人才》杂志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