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宁二年三月,前燕将李洪攻打许昌,大败晋军。桓温派将领疏通水路,亲自率舟师进兵合肥,准备北伐。这次已是桓温第三次北伐。
然而东晋朝廷不想让桓温北伐。五月,晋廷又以桓温为扬州牧、录尚书事,遣侍中颜旄宣旨,召桓温入朝参政。桓温以中原尚未恢复为由推托。朝廷不许,再次征桓温入朝。桓温军至赭圻(时属宣城郡,今安徽宣城附近),晋廷又诏尚书车灌止之,桓温遂城赭圻而居之,遥领扬州牧。当年,桓温移镇姑孰,以其弟桓豁监荆、扬、雍州军事,镇守荆州。其时桓温权倾天下,遥控朝政。不久,哀帝死,桓温北伐之举暂时搁置。
太和四年,也就是公元369年,桓温正式出兵攻打前燕,进行第三次北伐。这次距离上次北伐已时隔13年,桓温此时年已57岁。这次北伐,桓温军从各方面看都没有短板。东晋在桓温实行“土断”之后,财阜国丰,军粮军资充足,时郗愔所领徐州,其民多劲悍,为精兵所聚之地。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北府兵”兵源地。桓温常说:“京口(徐州治所,今江苏镇江市)酒可饮、兵可用。”后来郗愔听从郗超建议,将军权让给桓温,桓温军力大增。
正因为桓温兵锋强劲,导致他过度自信,在后来的行军作战中他刚愎自用、思维僵化,使晋军一步步落入了深渊。桓温四月发兵后,先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大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称“桓公渎”。当年天下大旱,运河水太浅。谋士郗超敏锐意识到后勤运粮船可能会搁浅,因而劝阻桓温孤军深入,建议先攻打邺城,或者屯兵河、济,等第二年进兵。
郗超提出的两个理性建议都不被桓温采纳。桓温派建威将军檀玄攻湖陆(山东西南部)。檀玄很快攻下湖陆,擒获燕之宁东将军慕容忠。前燕主派慕容厉率步骑二万在黄墟(河南民权北)迎战晋军,结果大败,慕容厉单骑逃回。桓温前锋邓遐、朱序又大破燕将傅颜于林渚(河南郑州市东北)。
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燕君臣惶恐不安,准备逃往和龙(今辽宁朝阳市)。这时,前燕名臣慕容垂劝阻说:“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意思是:“我出马反抗一下试试,不行再逃也来得及。”燕主命慕容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率众五万抵御晋军,又使其散骑侍郎乐嵩去向前秦求救。
桓温进军之初,曾派袁真进攻谯、梁之地,并开石门(河南荥阳境)引黄河水入汴渠(河南荥阳西南之索河),沟通淮、泗水以通水运。袁真虽然平定谯、梁之地,但石门却没能打开。这时,桓公渎果然如郗超所料,因为干旱水位下降,不能通运。慕容垂又派燕范阳王慕容德,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兵一万五千驻屯石门,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
桓温进至枋头,离燕都邺城只有二百里路,但他顿兵枋头,不敢直趋邺城。这时,晋军的形势已很不妙,水运不通,粮草不继,退军已经是必然的了。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又听说前秦军将至,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晋军为怕燕军在上流放毒,一路上凿井而饮。
晋军退兵,前燕将领都要追击,慕容垂说:“不可,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疾趋,俟其士众力尽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矣。”慕容垂亲率骑兵八千跟踪桓温军队,又派慕容德率精骑四千埋伏于襄邑(河南睢县西)东涧中。
桓温见燕军未来追赶,果然放下戒心,命令晋军兼程而进。慕容垂命令部下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大败桓温,晋军被杀者达三万人之多。此后,前秦救兵苟池又于路邀击桓温,晋军又死伤万余人。十月,桓温收拾散卒,驻军于山阳(山东金乡县西北)。桓温的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客观讲,桓温熟悉兵法,也善于用兵,比如他伐蜀途中,曾于鱼腹(四川奉节东)平沙上见诸葛亮用石垒就的八阵图,其“垒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其军中文武皆不识此阵,但桓温一见就说:“此常山蛇势也。”可见他对兵法阵势是很精通的。但桓温还不是一个出类拨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他多次在大好形势下观望不进,虽与他志在立威,无意真正北伐有关,但也反映出他用兵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所以前燕申胤说他:“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再加上桓温在朝廷逞威多年,过于顺遂,思维僵化,少有机会纠正自身弱点,以至于北伐以惨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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